尽管对于这一点还很难做到完善，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做到。正规的科学训练和正规的科学方法是力求越来越接近这一不可能达到的终点。毫无疑问，这一努力确实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我们称之为优秀科学家的人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方面，他具有领会他所不喜欢的东西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他在观察他所赞成的东西时能保持充分的怀疑态度。
关键的问题是：达到“科学的客观”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如何？把某物作为它存在的样子加以观察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最不受我们自己的希望、畏惧、意愿、目的所污染？更重要的问题是：达到这一目标是否只有一条途径？是否还有另一条途径也通向“客观性”，即，把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来观察？
从传统上来讲，“科学的客观”的成功一直是在科学的对象最远离人的理想、愿望和意愿时才可能实现。假如你是在研究岩石或热或电流的性质，那会很容易觉得你是无牵连的、超脱的、能看清楚的、和中立的。你不会使自己混同于月亮，你“关心”月亮决不会像关心你自己的孩子那样。对于氧气和氢气不难采取放任态度，也易于有非干预的好奇心，做到道家的承受，任事物自然存在。直截了当地说，要做到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和恰当，你就不能关心后果，你不会认同或同情，你既不爱也不恨，等等。
不过，当我们跨入人和社会的领域时，当我们力求客观对待我们所爱或所恨的人，对待我们的忠诚或价值观，对待我们自己本身时，这一观念和态度的框架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这时不再放任，不再是非人格、无牵连、不趋同、没有利害关系的了。要成为“放任的客观”或“不关切的客观”也变得更困难得多，而且新的危险已出现。
在试图达到“科学的”，即无牵连的、放任的、不关切的客观的努力中，例如，人类学家可能购买成袋的他误以为和这种客观有联系的资料。他可能变成科学主义的而不是科学的，可能觉得有必要为了他所研究的民族而淹没他的人类感情，可能不论需要与否都追求定量化，可能用准确的细节和虚假的整体进行编排。对文化人类学读物的最佳选择仍然是一种谨慎的混合物，包括专业的论著、较佳的游记和更富有诗意和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家的印象派著述。
若那种非关切的客观可以靠改善训练达到一定目标，那么我们则可以说更重要得多的可能性是来自关切而不是非关切的另一种客观。这客观可以被当作存在爱的一种结果，高峰体验、统一领会、自我实现、协同作用、道家承受、“创造态度”、存在认知的一种结果，认为是存在心理学的一个总的方面，对于这一点纳梅奇也曾进行过很有成效的分析。
总之，我的论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假如你在存在的水平上极爱某物或某人，你将会欣赏它自身本性的实现，你将不想干预它，因为你是把它看作它自身而爱它。你将能以一种非干预的方式观察它，也就是任随它自然发展。这又意味着你能把它作为不受你自私的意愿、希望、需要、焦虑或先入为主的污染而观察它。由于你爱它自然自在，你也不会轻易地去评判它、利用它、改善它，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把你自己的价值观投射于它。这往往又意味着更具体地体验和观察，更少抽象、简化、组织或理智操作。任它自然自在也含有一种更整体的、综合的态度，更少主动进行肢解。
概括来讲，你可能极喜欢某人，敢于把他看作他原本的样子；假如你爱某物原本的样子，你将不想改变它。因此，你可能把它或他作为它自己本性的存在来观察，不触动的，不污染的，即，客观地观察。你对那个人的存在爱越深，你也就越不需要闭上眼晴。
另外，“关切的客观”也有它超越的一面。假如客观的含意包括把事物作为它们原本的样子来看，而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是否赞成它们，它们是好还是坏，那么，一个人越能超越这些区分，便越能看清事物的原样。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存在认知中，例如在存在爱中等等，则或多或少能够做到。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这两种客观及其互补的性质，以便使作为局外人的显然有利和同样显然不利的情况得到有力的证明。犹太人或黑人对于我们社会的认识要比我们内部的人有多得多的旁观者客观。假如你是国家俱乐部或权力机构的一员，你很容易认为它的一切好处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些好处。这包括一切文饰、否认、官样文章和伪善，等等。而局外人却能很容易看清楚这些东西。因此，有些真理旁观者能比体验者更容易看到，后者在这里是被认为是现实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曾提及很多证据，即在某些方面黑人比白人能更了解黑人，等等。这里无须重复。
由“来自存在爱的知识”这概念所引发的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课题和假说。存在爱的能力是人格高度成熟水平的特征。因此，人格成熟是这种明晰知识的先决条件，增进认识者的成熟则是改善这种认识的一个方法。
原始的心理学材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原始资料究竟是什么，确实很难；但却能很容易地说出它不是什么。许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简化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
众所周知，原始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单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它至少同一个知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般大。它必定无疑地要涉及到一个有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有关非诱导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来看，即使这样，这种说法也显得有点狭隘了。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心理学的原始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分解成各种成份或基本单位的那种原本所有的复合状态。
假如我们非要利用一下原始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纯形式，而是一种复合形式：是整体而不是局部。
假如我们仔细审察这一悖论，我们很快就会理解，这种对原始资料的寻求本身反映的就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强调在这个世界中，复合物都是由单一元素所构成的。
因此，抱有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还原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而且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法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分析努力在本质上所有的理论性质。但必须明白，这一努力与科学总体的根本性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内涵，而且对于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
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分析的努力并不是抨击一般科学，只不过是抨击对待科学所可能采取的多种态度。然而，我们最初面临的原始问题仍然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换一个说法，提出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原始资料”，而是要问：“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性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简单局部”分析害处多
假如我们不将我们研究的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局部”，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我们现在已证明，这一问题比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我们只是反对被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可以很容易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在自身范围内可以独立存在并可被独自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研究，试图在它与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它表现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胃这样的器官：既可以从人体内取出，再置于解剖台上进行研究；也可以让它处于自我状态来进行研究，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
从多方面来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取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通过后一种途径所得到的认知比试管方法的等同物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而且有用得多。
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抛弃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下使用。这一背景包括对人体自然状况的认识以及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可供解剖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等的认知。
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所做的一切过去都已做过，但是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同；他们现在做的事比过去要多——除了传统的技术之外，他们还使用了很多附加的技术手段。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研究的是一个分离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整体的某一局部。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法。
对人格的整体分析的实际运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那个整体的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讲，还有必要把每一局部研究对象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个体理解，然后才能试图找出关于这一主体的自尊的一切细节。
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于是，在具体提到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我的家庭、我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我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我对自己前途的希望、我的理想、我的挫折、我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
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我们觉得自己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意。
为了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我们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好多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
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自身外的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对这一个体的宗教培养，即他的宗教感情是肤浅还是深厚，是表面的还是真心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一个人定期去教堂，但对他的评价可能是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更少虔诚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他是为了讨他母亲的欢心，或宗教对他来说并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我必须参加”，或诸如此类。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毫无虔诚之心，但却仍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
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做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评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单纯行为性质的做礼拜几乎可以有任何一种含意，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非常模糊。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同样的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含意。在这里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和上下文脱离，当我们要想研究激进行为和安全感的关系时，我们会得出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走在安全感的极端，另一些激进分子则走在缺乏安全感的极端。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种激进主义放在它的全部背景中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的大概原因——他的生活不怎么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从未获得他人所拥有的东西。
对于这类人物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一样投票、一样行动、一样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意。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觉得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因此，不得不向非正义宣战，哪怕非正义并未直接触及到他的利益。
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多少、个人灾难之类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