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满足的任务几乎完全限制在内在地欣赏满足物之内。在漫长的选择过程中，除了对于非基本需要外，可能没有偶然的和任意的选择。对于爱的渴求，可能只有一种真正的长久的满足物，即诚实以及令人满意的感情。对于性饥饿、食物饥饿或极度干渴的人，只有性、食物或水才将最终适用。这是一种由韦特海默、科勒以及阿施、阿恩海姆、卡特那等格式塔心理学家作为心理学的中心概念强调的内在的适当。在这里，没有什么偶然的搭配或意外的、任意的设置，也没有什么信号、前兆或与满足物有关的东西。我们必须用墨菲的疏通作用，而不是纯粹的联想来表达这种情况。
将机体的目的看作完全合理的事，是对于联合学习、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批评的实质。它彻底解释了不明确的目的手段的熟练问题。作为对照，此外提出了基本需要理论关于机体最终目的和价值的看法。这些目的存在于机体内部，对于机体具有内在价值。因此，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机体将会做任何必要的事，甚至学习一些任意的、不相干的、琐碎和微小的步骤。这些步骤也许是实验者可能提出的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当这些方法不再获得内在满足物（或内在强化物）之时，它们自然就被束之高阁，弃之脑后。
那些行为的和主观的改变，似乎清楚地说明了，满足不能仅由联合学习规律来解释。的确，它很可能只是扮演次要角色。假如一位母亲经常吻自己的孩子，那么内驱力本身就会消失，孩子不再渴望亲吻。
即使能从顿悟或渐悟得来的那些理论根据，也不能断言性格特征是单由学习造成的。这种对学习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它对精神分析家的发现所表现的冷静而显得较为中肯。但是，由于它理性地强调认识外部世界的本质结构而仍显得太狭隘。与联合学习或格式塔学习相比，我们需要同人体内的认知和意动的过程有更强有力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只是试图提出一些可称为性格学习或内在学习的概念，它们是以性格结构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其主要内容是：独特的（非重要性的）和意味深长的经历的教育作用；由重复的体验引起的感情的变化；由满足挫折的经历引起的意动的变化；某几类早期经验引起的显著的态度、希望、甚至人生观的转变；由机体的体验选择吸收作用的变化的结构所产生的决定因素。
之所以这样考虑是为了进一步考察学习和性格形成之间是否存在更密切的关系。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最终将典型的、模范的学习解释为性格形成上的变化，即走向自我实现及其超越的运动，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感知客观世界
在传统科学家看来，“认识”的最初含义是“认识外部物理世界”。它指的是，观察某一非你、非人、非人格的事物，某一独立于你以外、独立于观察者以外的事物。对于这一事物，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旁观者、众多观众中的一员。你这个观察者确实是远离它的，不了解，无同感，无认同，没有任何默契知识的倾向。默契的能力你可能已经具有。你用显微镜或望远镜观察，就如同经由一个钥匙孔，从远处、从外面窥探，而不是一个处于室内的人有权利接受他人的窥探。
可以说，这样的一位科学观察者不是一位有亲身经历的观察者。他的科学可以类比为一种旁观的游戏，而他就是那位旁观者。他没有必要缠身于他正在观察的事物中，这里没有什么忠诚问题，也没有任何冒险。他能成为冷静的、超脱的、无动于衷的、无欲的，完全置身于他所观察的事物之外。他坐在高台之上，俯视竞技场中正在进行的活动，他自己不在场中。从根本上看，他并不关心谁输谁赢。
如果他所观察的事物完全和他自身无牵连，那么他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性的。为了使他的观察结果真实可靠，他最好是不下任何赌注，不赞成什么也不反对什么，不对可能得出的结果预先抱有任何希望或愿望，如希望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假如他寻求的是真实的报告，最有效的方式将是不趋向任何已定方向，和自身无牵连。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中立和无牵连在理论上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不过，趋向这种理想的运动是可能的，这和离开这种理想是不同的。
如果把这种知识称为我－他知识，那将有助于那些曾经读过马丁·布柏著作的人的理解。假如我们不涉及任何关于人的性质的东西，只鉴别要理解的那些事物和对象，有时我们完全可以达到我－他知识的。
当然，无论对于人还是事物而言，异己知识都不是最佳的选择。较敏感的观察者能吸收更多的外界事物并融入自身，即他们能经过认同和移情作用和越来越宽广众多的生物和非生物界交往。事实上，这可能是高度成熟的人格的鲜明标志。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认同作用会使相应程度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也就是变成或成为被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外部旁观的水平。由于这样的认同可以挂在广义的“爱”的名下，它从内部增强认识的能力可以被认定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利用爱来促进认识的特例。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概括的假说：对于对象的爱似乎有可能增进有关此对象的经验知识，而爱的缺乏会削弱对此对象的经验知识，尽管它很有可能增进对同一对象的旁观认识。
实际上，常识所倾向的一个更显然的可能证明，大概是研究者A真正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或白鼠，或地衣），研究者B却更有兴趣研究躁狂抑郁症者（或猴子，或蘑菇）。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研究者A会自由地选择或更宁愿研究精神分裂症；更好而且更持久地研究它，更有耐心、更永恒、更能忍受繁琐杂务的搅扰；有无数的预感、直觉、梦和启示；对分裂症可能有更重大的发现；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觉得和他相处安全并说他“了解”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上他肯定会比研究者B做得更好。但请注意，这一优越性在原理上更有利于获得经验知识，而不是获得有关某物的认识或旁观认识，尽管研究者A或许也能在后一方面做得好一些。
无论处在何种条件下，只要涉及的是关于异己东西的旁观认识，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期待任何有资格的科学家或研究副手以一种正规和惯例的方式，如客观统计法积累有关任何事物的认识。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社会中许多“计划”、补助金、工作队和各种组织大量出现的事实，也是许多科学家可以被雇去做一件又一件没有任何关联的无激情的工作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个有经验的推销员由于能推销任何货物而自豪一样，不论这些货物他自己是否喜爱。
这也是说明笛卡儿哲学关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分割的方式。例如，当代的存在主义者就谈到过这一点。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这完全是认识者和他的认识对象的“距离扩大”，甚至疏远。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应该能得到一项清楚的认识，即我们所设想的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或感知者和知觉对象之间的另一类关系。我—你认识，通过经验得到的认识，来自内部的认识，爱的认识，存在认知，融合认识，认同认识，所有这些都已经提到过或将被提到。
不仅其他的认识形态确实存在，而且它们也确实是更好、更有效、更能产生可靠而有效的认识。假如我们是在试着获取关于某一特定人或甚至关于一般人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人，这是我们要采取的最佳方式。
竞争，是生存的需要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必须要声明一下，我们所提到的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一体化有组织的社会最小单元。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理解了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
在动机理论中，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例如，受到影响的是个人的整体而非局部。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需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肚子需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如果实验者们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看成是他的消化系统的功能，那么他们就忽略了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觉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这些内容可以扩大到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有其他的感官能力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候的人。
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上看，把饥饿当作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通过严密的科学逻辑分析可知，追求饥饿驱动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以格式塔派和哥尔德斯坦派的心理学家的方式来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
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意识以外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动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动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就我们本身而言，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作典型才恰当。
通常的设想往往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但在这里可以公正地断言，这点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视作当时机体内发生的唯一事情。典型的驱动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
典型的欲望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的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更好一些。比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动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
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深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
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地解释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这一点使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
其实，比爱的驱动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并不那么简单。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既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