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两三个世纪以前，美国人还必须靠个人的决断以求取生存。那些驾着马车向西部开发的拓荒者，碰到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机会找专家来帮忙解决困难。无论遇见多大的危机，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生病的时候，没有医师，他们便依靠常识或家庭秘方；印第安人来攻击的时候，没有警察，他们便依靠自己的智慧或力量战胜他们；要想安顿家庭，那时还没有什么建筑公司，完全得靠自己的双手；想要食物，更是得靠自己去耕种或猎捕。这些人，每次碰到生活上的任何问题，都得立刻下判断、作决定。因为他们没有可依靠的对象。
现在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专家的时代。由于我们已十分习惯于依赖这些专家权威性的看法，因此便逐渐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以致不能对许多事情提出意见或坚持信念。这些专家如此轻易地取代我们的地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渐渐变得懒惰起来。
我们现今的教育框架，是针对一种既定的性格模式来设计，因此这种教育方式很难训练出什么领导人才。由于大部分的人都是跟从者，不是领导者，所以我们虽然很需要领袖人才的训练，但同时也很需要训练一般人如何有意识、有智慧地去遵从领导。如此，才不会像被送上屠宰场的牛群一样，盲目地任人宰割。
教育学家华德·巴比告诉我们：我国的孩童是依照国家所需要的人格特性来施与训练，因此都养成了如下的特性——能社交、平易近人、能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群体生活等——每个小孩都是如此。畏缩性格被认为是不能适应环境的表现，孩子们都必须参与游戏，都轮流当领导人；每个小孩都必须针对每个题目发表意见，都必须讨取别人的认可和高兴。
要使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都能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下愉快地接受训练，我们必须要让这些有独立个性的小孩也有独立的空间。比如说假若小孩喜欢阅读，而不喜欢玩棒球；或是喜欢音乐，而不喜欢踢足球，我们都应该允许他们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与群体格格不入的人去加以限制或阻挠。
有一些家长，敢于在公立学校为自己子女的教育方式提出异议，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因为通常别人会告诉他们，最好把这些教育上的问题留给那些具有资格的专家去处理。我认识一位住在城郊的年轻人，便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儿女的教育方式向学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是个具有独立思考的人，并对自己的信念极具信心。他不断提出问题，而且独自与世俗的旧习奋战。一年之后，有不少人受他的影响，选他出来当社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如今，不但他自己的子女蒙受其益，更有数百名孩子因他所提出的意见而得到了好处。
在如今的市场上，泛滥着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儿科医师告诉我们要如何喂养、抚育和照顾子女；幼儿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该如何教导子女；成功的生意专家告诉我们要如何使生意成交；在政治上，我们投票很少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大部分是跟从某些特定团体的意见；甚至我们的私生活，也常常受某些专家意见的影响。这些专家观察、制作图表，然后把意见销售给大众，让大众去消化、吸收，并奉之为行动的准则。
我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在他们自己本身、家庭或事业的世界里，他们做某些事，只不过是因为某些“专家”这么说，或因为那是一种流行，就跟着去凑个热闹。
爱德加·莫勒非常幸福地用“群体状况”这个词来警告我们——他认为这种东西会扼杀人类个体的珍贵价值。“这种扼杀，正如同令人痛恨的纳粹政权一样。”莫勒在《周末文艺评论》中写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残暴和专制成分，这是与美国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的。”
“美国的立国精神除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外，另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人民在国家中受到尊重。假如美国人因受威胁、贿赂，或被教育成不具独立人格的族群，他们就有权力起来反对政府。”
莫勒在文章最后辛辣地指出：“虽然人类还无法达到天使的境界，但这也并不是他们必须变成蚂蚁的理由。”
难以讳言的是，我们今日最难要求自己达到的诫命便是：“保持自己的真面目。”在这充满了大众产品、大众传播及装配线教育的发达社会，了解自己很难，要维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更难。比方说，我们便常以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或阶层来区分他们的属性，如“他是工会的人”、“她是上班的已婚妇女”、“他是自由派”、“他是反动分子”等等。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被别人贴有标签，也毫不留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这很像是小孩玩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洛·达斯，对顺应群体与否的问题曾做过专题研究。他在1955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以《成为独立个体的重要性》的题目发表了即席演讲：
“无论你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使你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顺应环境，但只要你是个具有独立个性气质的人，便会发现，不管你如何尽力想用理性的方法向环境投降，你仍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资产——自尊。想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说是人类具有的神圣需求，是不愿当别人屈尊附就的尊严表现。随波逐流虽可一时得到某种情绪上的满足，却也会使自己的心情难以宁静。”
达斯校长最后做了一个很深刻的结论。他指出：“人们只有在找到自我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做些什么事、以后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等这些基本的问题。”
1955年6月，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受任为纽约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曾经指出：
“生命对我们的意义，是要把我们所具有的各种才能发挥出来。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家庭，都具有责任。这是我们来到这世上的理由，也能使我们活得更有用处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去履行这些义务，社会便不会有秩序，我们的天赋和独立性也不能发挥——我们有权利也应有一个神圣的机会去培养自己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家人、朋友，甚至全人类达到永远的快乐和幸福。”
退一步海阔天空
游览黄石公园的人，都在晚上出来，与其他观光客一起坐在露天座位上，面对着茂密的森林，静待着森林杀手灰熊的出现。的森林管理员口中可知，大灰熊大概能够击倒西方所有的动物，除了美洲野牛及阿拉斯加熊。
灰熊走出森林到森林旅馆丢出的垃圾中去翻找食物。从没有哪种动物会和森林杀手同伍，除了一种小动物。大灰熊不但让它从森林里出来，并且和它在灯光下一起共食。那是一种叫臭鼬。而且大灰熊很清楚，它的巨灵之掌，可以一掌把这只臭鼬毁掉。可是它为什么不那样做呢？因为它从自己的经验里意识到那样做不合算。
在人的一生中，既可以碰到四只脚的臭鼬，又可以碰到两只脚的“臭鼬”。但从很多不幸的经验中可知，无论招惹哪一种臭鼬，都得不偿失。
当我们恨我们的仇人时，就等于给了他们制胜的力量，给他机会妨碍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胃口，使我们的血压增高，使我们忧虑，让我们的健康受损。要是我们的仇人知道他们如何令我们担心，令我们苦恼，令我们一心报复的话，他们一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记住：憎恨根本伤不了对方一根毫毛，相反，却能把自己的日子弄成炼狱。
有人这样说过：“要是自私的人想占你的便宜，就不要去理会他们，更不要想着去报复。当你想跟他扯平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伤害绝对比对别人的伤害大得多……”
这段话听起来好象是哪位理想主义者所说的，其实不然。这段话出自一份由纽约警察局所发出的通告上。
你可能不明白报复为什么能伤害到自己，根据《生活》杂志的报道，报复甚至会损害你的健康。“高血压患者主要的特征就是容易愤慨，”《生活》杂志说，“长期的愤怒容易引发持续性的高血压和心脏病。”
现在你该明白耶稣所谓“爱你的仇人”，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教训，而且是在宣扬一种20世纪的医学。在耶稣说“要原谅他们70个7次”的时候，他是在教我们怎样避免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和许多其他的疾病。查理·马卡洛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医生给他的唯一忠告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生气”。医生说，心脏衰弱的人，一发脾气就可能送掉性命。
真的如此吗？在华盛顿，一个饭馆老板就是因为生气而死去的。警方报告说：“威廉·法卡伯曾是咖啡店老板，因为他的厨子一定要用茶碟喝咖啡，而使他活活被气死。”
当时那位老板非常生气，抓起一把左轮手枪去追那个厨子。结果，没追上厨子，他自己却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倒地死去，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那把枪。验尸官的报告上写道：“他因为愤怒而引起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当耶稣说“爱你的仇人”的时候，他也是在告诉我们：怎样改进我们的外表。有一些人因为怨恨而有皱纹，因为悔恨而使脸色难看，表情僵硬；不管怎么美容，都难以改变。其实，只要他们心中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爱，脸上马上就能生动美丽起来。这种仇视的心理，还会影响我们的食欲。圣经里说：“怀着爱心吃菜，也比怀着怨恨吃牛肉好得多。”
假若我们的仇人知道我们对他的怨恨使我们筋疲力竭，使我们紧张不安，使我们的外表受到伤害，使我们得心脏病，甚至可能使我们短命的时候，他们不是更称心如愿吗？
也许“爱你们的仇人”你很难办到，但至少我们要爱我们自己。我们要使仇人不能控制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外表。就如莎士比亚所说：“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将你自己烧伤。”
当耶稣要求我们原谅敌人70个7次次时，他也在谈生意。举例来说，来自瑞典乌普萨拉的乔治·罗纳先生几年来在维也纳从事律师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回到瑞典。
当时他身无分文，急需找到一份工作。他能说写好几种语言，所以他想找个进出口公司担任文书工作。大多数公司都回信说因为战争的缘故，他们目前不需要这种服务，但他们会保留他的资料等等。其中有一个人却回信给罗纳说：“你对我公司的想象完全是错误的。你实在很愚蠢。我一点都不需要文书。即使我真的需要，我也不会雇用你，你连瑞典文字都写不好，而且你的信错误百出。”
罗纳收到这封信时，气得暴跳如雷。这个瑞典人居然敢说他不懂瑞典话！他自己呢，他的回信才是错误百出呢！于是罗纳写了一封足够气死对方的信。可是他停下来想了一下，对自己说：“等等，我怎么知道这个人不对呀？我学过瑞典文，但它并非我的母语。也许我犯的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再加强学习。这个人可能给我帮了一个大忙，虽然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他用这么难听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并不能抵消我欠他的人情。我决定写一封信感谢他。”
罗纳把他写好的信揉掉，另外写了一封：“你根本不需要文书员，还不厌其烦地回信给我，真是太好了。我对贵公司判断错误，实在很抱歉。我写那封信是因为我查询时，别人告诉我你是这一行的领袖。我不知道我的信犯了文法上的错误，我很抱歉并觉得惭愧。我会再努力学好瑞典文，减少错误。我要谢谢你帮助我成长。”
几天后，罗纳又收到回信，对方请他去办公室见面。罗纳如约前往，并得到了工作。罗纳自己找到了一个方法：“以柔和驱退愤怒。”
我们或许不能像圣人般去爱我们的仇人，可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快乐，我们至少要原谅他们，忘记他们。这样做才是聪明之举。
当有人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儿子约翰，他父亲会不会一直怀恨别人。“不会，”他回答，“我父亲才不会浪费时间去想那些他不喜欢的人。”
有句俗话说得好：不会生气的人是笨蛋，而不去生气的人才是智者。
前纽约州长威廉·盖伦就是一个这样的聪明人。他被一份内幕小报攻击得体无完肤之后，又被一个疯子打了一枪，几乎因此送命。当他躺在医院挣扎求生的时候，他说：“每天晚上我都原谅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个人。”
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呢？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也就是“悲观论”的作者叔本华认为：生命就是一种毫无价值而又痛苦的冒险，当他走过的时候好象全身都散发着痛苦。可是在叔本华绝望的深处，却大叫道：“如果可能的话，不应该对任何人有怨恨之心。”
伯纳·巴洛克曾做过威尔逊、哈丁、柯立芝、胡佛、罗斯福和杜鲁门等六位总统的顾问。有一次我问他会不会因为他的敌人攻击他而感到困扰。“没有一个人能够羞辱我或者干扰我，”他回答说，“我不让他们这样做。”
没有任何人能侮辱我们或困扰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允许。棍子和石头也许能打断我们的骨头，可是言语永远也不能伤害我们，除非我们同意。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总是景仰不怀恨仇敌的人。我常常站在加拿大杰斯帕国家公园里，仰望那座名叫伊笛丝·卡韦尔的山。这或许是西方最美丽的山了。
1915年10月12日，一位名叫伊笛丝·卡韦尔的护士在德军行刑队的枪口下慷慨赴死。她犯了什么罪呢？因为她在比利时的家里收容和看护了很多受伤的法国士兵和英国士兵，还协助他们逃到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