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更自然主义的、更描述性的、更科学的研究，还有这样的长处，它能变换问题的形式，从负载过重的问题转移到能够依据经验检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先已负载着隐含的、未经审查的价值的“必须”和“应该”问题转移到普通经验形式的问题。例如，人在自由选择时遇到的问题，何时？何地？何人？多少？在什么条件下？等等。
我们的另一些主要假设是所谓更高级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等，与我们在相对健康的（成熟的、发展的、自我完成的、个别化的）人处在好的境况、并觉得自己最好和最强时的自由选择中所发现的东西很近似。
或者，这个假设可以用更有描述性的方式表达：当自我实现的人觉得强大的时候，如果真正的自由选择有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就自发地倾向于选择真而不是假、善而不是恶、美而不是丑，倾向于选择整合而不是分裂、快乐而不是悲伤、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独特性而不是老一套等等。概括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我描述为存在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一个辅助性的假设：同样可以在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身上轻微地看到选择这些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存在价值可能是普遍的人种价值，它们可以在健康的人身上最显著地看到，而且，在这些健康的人身上，这些高级的价值极少被由焦虑引起的防御价值降低成色，也极少被归入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降低成色。
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假设是，在总体上说，健康的人所选择的东西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在生物学的范畴内说，肯定也是这样；在其他意义上说，也可能是这样。在这里，“对他们是有益的”意味着“有助于他们和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从长远来说，对健康人是有益的东西（被他们选择的东西），对不太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好的选择者的话。说明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是，与不健康的人相比，健康人是更好的选择者。或者把这个论断倒过来。
我们观察和探索自我实现者的选择结果，然后假定这些选择结果是整个人类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们这种最佳样品，假装看成是生物学上的分析物，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更灵敏的变体，能比我们自己更快地意识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时，再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也就是说，如果设想有充足的时间，那么我们最终也会选择他们迅速选择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朦朦胧胧地察觉到的东西，他们能敏锐而清晰地察觉。或者说，我们迟早会看到他们选择的智慧，随后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从大体上来看，高峰体验时察觉到的价值与上述选择价值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个假设，只为了表明选择价值只有一种。
最后，我们假定，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作为偏爱或动机存在于我们最佳样品身上的存在价值，也是描述“好的”艺术品、普遍的大自然，或好的外部环境的价值。人内部的存在价值，与在宇宙中察觉到的同样价值是同晶型的，而且，这些内部的和外部的价值之间，有相互促动和相互加强的动力关系。
这里只是说明一个意思，这些命题是断言人性内部存在最高价值，并有待于在那里被发现。这与那种古老的、传统的信仰——最高的价值只能来自超自然的上帝，或来自某种人性自身之外的源泉——是尖锐对立的。
准确把握自己的心声
在阿尔杜斯·赫胥黎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正处在一项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做出伟大综合创造的边缘。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最后的小说《岛》中有所阐述。虽然《岛》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为一部讨论人能变成什么样子的心理著作却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教育方面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在赫胥黎的理想国中教育体制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压倒多数的教师、校长、课程设计者、学校督察，让学生得到在我们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人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也不会常常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教授他们所教授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效率，即，在尽可能少的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情况下，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另一方面，少数倾向人本主义的教育家把培养较好的人作为目标，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目标。
传统课堂学习通常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使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很快就意识到，创造性会受到惩罚，死记硬背反而会得到奖赏，因而他们集中注意于教师要他们说些什么，却不求对问题的理解。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
实际上思想通常起阻碍学习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见，宣传、灌输和操作条件作用的效果统统都会消失。让我们以广告为例，对于广告的最简单的药剂。你可能在为广告的阈下效果和动机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为证明某一种牌子的牙膏有臭味，于是你就不会受世界上一切广告的影响了。
真相对外在学习的破坏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心理学班级对教授开的一次玩笑，当这位教授讲条件作用时，学生们密谋向他施加条件作用。教授没有发觉学生的恶作剧，开始越来越多地点头，到讲课快结束时他已在频频地点头了。当学生们告诉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时，他立即中止了点头。自然，此后学生不论怎样微笑也不能再使他点头。真相使学习消失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课堂学习确实是受到无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于真知而被破坏？
学生们已经浸透着外在学习的态度，并会像黑猩猩对拨弄者的技巧做出反应一样，自然会对分数和考试做出反应。在美国最好的某所大学中，一个男生坐在广场上读一本书，他的一个朋友走过他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读那本没有被指定的书？读一本书的唯一理由竟会是它可能带来外部奖赏。在外在学习的态度包围中，这样提问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说明大学教育中内在和外在方面的差异，举一个关于厄普顿·辛克莱的故事。辛克莱年轻时发现他攒不够大学学费，他仔细翻阅了大学学分制规则，发现有这样的规定：假如学生不能通过一门课，他将得不到这门课的学分，必须以另一门课的学分作为替代；对于这第二门课，学校将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已经为他的学分付过一次费了。辛克莱利用这一规定，故意让每门课都考不及格，结果赢得了自由的教育。
“赚取学位”这一说法概括了侧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传统的教育范式中，学生投资一定量的小时数（称为学分），然后便机械般地取得他的学位。大学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识都有以学分形式标明的“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所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是很少或全无区分的。例如，一学期的篮球训练正如一学期的法国哲学课一样赚取同样的学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学位被认为是最具有真实价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级学业前离校将会被社会看成是浪费时间，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剧。你们都听到过母亲悲泣诉说她的女儿中途辍学的愚蠢行为吧，为什么她要在高年级时去结婚，白白“浪费”她本来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学三年的学习价值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在理想的大学中，将不再有学分、学位、必修课。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想学习的任何东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行，我们在布兰代斯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并称它为“新生讨论会——理智生活入门”。我们宣布：这个课程不设必读或必写的作业，也不给学分，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课题。并且，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一个是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开业的精神病学家，并且期望通过我们对讨论会的说明和我们自己专业兴趣的说明能向学生表明谁应该来和谁不该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学生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有至少要对他的成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传统的学校教室里，情况恰恰与此不同，——那是强制性的，学生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进去听课。
在理想的大学中，任何需要内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学生群可以包括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儿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样（因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过感情和心灵学习）。大学将无所不在，它不再局限于一定建筑物和一定时刻，教师将是任何有体会并愿与他人交流的人。学习与生命同长，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为一种哲学启发的、高度教育的体验。
理想的大学将是一种教育的隐退，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学生们将选取种种主题，出席种种讨论会，虽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应走哪条路，但已在寻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技术教育。也可以这样说，理想大学的主要目标将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命的发现。
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实愿望和特征是什么，在哪种生活方式中它们能表现出来。你经过学习成为真诚的、忠实的，也就是让你的行为和言谈成为你内在感受真实而自发的表现。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避免真诚。你可能正处于一场战斗中，你的内脏正因恼怒在激荡，但假如电话铃响了，你仍会拿起话筒，亲切地应一声“喂”。真诚是虚伪向零点的下降。
有许多教导真诚的方法。训练组是一项尝试，它使你意识到你真正是怎样的人，你对他人怎样反应。途径是给你一个变得诚实的机会，说出你的内部真正在进行什么活动，而不是掩饰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们描绘为健康、坚强和鲜明的人，他们在感受内在心灵方面比普遍人更加灵敏、清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清楚自己不需要什么一样；他们内在的爱好告诉自己，某种颜色和另一种不协调，他们不需要毛衣，因为它使身上发痒，或肤浅的性关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相对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虚，失去和他们自身内在信号的接触。他们吃、喝、拉、撒、睡，都按钟点安排，而不是接受他们自己身躯的暗示。他们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标准为根据，从选择食物（它对你有益）和服装（它正时兴）到价值和伦理判断（我爸爸说的）都是如此。
我们非常善于使我们的孩子弄不清他们自己的内在呼声。某个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妈妈却回答：“为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喝点牛奶。”或者孩子说：“我不喜欢菠菜。”而妈妈告诉他：“我们必须吃菠菜。”有能力察觉来自内部的这些信号是自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做妈妈的却弄得这些信号混淆不清，这对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益处。她也能很容易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菠菜，但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
有审美能力的人对于色调、外貌的协调、式样的适宜等等似乎比多数人有更清晰的冲动声音。同样，智商高的人对于理解真理、看出这种关系为真、那种关系非真似乎有强有力的冲动声音，正如有审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这个领带适合这件夹克衫而不适合那件一样。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关于创造性和高智商之间有何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儿童似乎是那些有较强冲动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儿童。而非创造性的高智商儿童的冲动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他们变得遵循常规，总是期待父母或老师给予指导或启发。
关于伦理和价值问题，健康人也较有清晰的冲动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实现的人已经超越了他们文化的价值。他们与其说仅仅是某国人不如说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能客观地看他们的社会，喜欢它的某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
假如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教育就应该帮助人超越他们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作用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便有了一个如何才能克服他们的文化的问题。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你如何才能唤醒他对全人类的同胞意识，以便他长大成人以后能仇视战争并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呢？教堂和主日学校已经审慎地回避开这项任务，并以向孩子们讲授多姿多彩的圣经故事作为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