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希望他，”朋友回答，“我知道这种做法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尽量多对人和气，多赞美他人，即使一天的成功率只有30％，但仍可连带影响到3000人之多。”
“我承认这套理论很中听，但能有几分实际效果呢？”
“就算没效果我也毫无损失呀！开口称赞那司机花不了我几秒钟，他也不会少收几块小费。如果那人无动于衷，那也无妨，明天我还可以去称赞另一个计程车司机呀！”
“我看你脑袋有点天真病了。”
“从这就可看出你越来越冷漠了。我曾调查过邮局的员工，他们最感沮丧的除了薪水微薄外，另外就是欠缺别人对他们工作的肯定。”
“但他们的服务真的很差劲呀！”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没人在意他们的服务质量。我们为何不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呢？”
我们边走边聊，途经一个建筑工地，有5个工人正在一旁吃午餐。我的朋友停下了脚步，“这栋大楼盖得真好，你们的工作一定很危险辛苦吧？”那群工人带着狐疑的目光望着我的朋友。
“工程何时完工？”我的朋友继续问道。
“6月。”一个工人低应了一声。
“这么出色的成绩，你们一定很引以为荣。”
离开工地后，我对他说：“你这种人也可以列入濒临绝种动物了。”
“这些人也许会因我这一句话而更起劲地工作，这对所有的人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但光靠你一个人有什么用呢？你不过是一个小民罢了。”
“我常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泄气，让这个社会更有情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事，我能影响一个是一个，能影响两个是两个……”
“刚才走过的女子姿色平庸，你还对她微笑？”我插嘴问道。
“是呀！我知道，”他答道，“如果她是个老师，我想今天上她课的人一定如沐春风。”
人们相互希望得越多，想要给予对方的越多……就必定越亲密。
玛丽的故事
那是2004年的12月份，我和西蒙还沉浸在出游的幸福之中。我曾是一名模特，在一次英国时装展我遇到了为我拍照的西蒙。他是一个成功的时装摄影师，与他共事我感到无比轻松快乐，我们的恋情也是那时开始的。尽管我曾三次到泰国游览，但对于西蒙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们一起感受着这里的青松翠柏，阳光海洋，这里的文化以及这里友好的人们。泰国人的善良是发自内心的，当他们向你问好的时候，他们会双手合拢，同时向你点头，表示对你的尊重。圣诞节那天，我和西蒙在雪白的沙滩上散步，一起打电话为家人和朋友送去节日祝福。晚餐时我们倚靠在高大的棕榈树下，一面品尝着新鲜的生鱼片，一面憧憬着将来美好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问他还有什么特别的愿望。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所有的梦想都已经实现了。”我们已经结婚一年半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要个孩子。西蒙知道我喜欢小孩，知道小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想法很一致，我们都想拥有两个孩子。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我们很早起来便在沙滩上漫步。阳光一直伴随着我们，回到酒店后，我们开始收拾东西，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离开这美好的地方。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远处传来了人们的呼叫声，我们从窗子向外望去，人们都在惊慌逃窜，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四处的房屋随即倒塌，海水像魔鬼一样冲进了我们的房间，把我和西蒙冲开，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作任何反应。“玛丽，”他大声向我喊道，“玛丽，你在哪儿？”没过多久，他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了。为了不被海水冲走，我拼命地抓向身边的东西。我伸手抓住了一间小屋的房檐，但我的腿还是陷在了湍急的水流当中。水中的木块和金属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腰部和大腿。我大声地喊着，手臂一点也不敢放松。水流的压力终于慢慢减小，我爬上了屋顶。还没有稍作喘息，又一波水流把我从屋顶上冲下来，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尝试着把头露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呼吸。终于，我停止挣扎，陷入了海水的漩涡之中。那时我只能听天由命了。就在这时，我被海水冲到一棵棕榈树旁边，我死死地抓住它的树枝，求生的欲望给我带来了惊人的力量。全身的剧痛使我意识到我一定是骨折了。我在那棵树上坚持了8个小时，有好几次我都失去了意识。周围充斥着可怕的声音，满是撞击破碎的声音。身边不时传来人们的呼喊声，还曾有孩子的哭声传来。这时我想到了所有的人，想到了西蒙，想到了希望与祈祷。我心中默默地向神祈祷着：“请别再让另一波潮水在这里肆虐了。”
大约在晚上6点左右，两个泰国人通过齐胸的黑水向我走来。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去帮助受难的人们，这样无私的举动让我流下了眼泪。可我真的无法忍受腿部的疼痛，一步也动不了。很快又有一些人来到了我的身边，他们把我平放到了一个塑料筏子上面。就这样我被带到了一家医院，医生告诉我，我的骨盆有四处骨折。
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我想到了比我遭受更大痛苦的人们。我的一个病友告诉我说，他已经失去了身边的一切，包括家人的消息。我和他聊起了西蒙，尽管我很为他担心，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没事的。那个病友也用佛教中的一个姿势为我和西蒙祈祷。“这个给你，”他一边说一边解下了他的项链，“它会保佑你的。”
我坚信这是他身上留下的唯一物品了，但他还是把这样珍贵的东西给了我。我对他说我会珍惜这条项链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戴着它。在我遭受痛苦的同时，我看到了陌生人之间无私的关爱。很多人都已经一无所有，但他们还是不顾痛苦，尽自己所能来帮助身边的人。不仅仅是亚洲人，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都在全力地帮助着素不相识的人。
2005年1月中旬，我回到我的祖国捷克，并在回国后继续着我的治疗与恢复。在医院的每一天我都在阅读报纸，搜索着西蒙的消息。2005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身在布拉格的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西蒙的妹妹朱迪斯。“朱迪斯，怎么样，一切还好吗？”我问道。然后是一段令人窒息的停顿。“玛丽，他们找到了西蒙的尸体。”
我几乎无法呼吸。
2005年5月19日，我再一次来到了泰国，这次来是为了认领西蒙骨灰的。我知道如果西蒙还活着，他会第一个去帮助被海啸摧毁的家庭。我的目标也渐渐清晰，为了纪念他，也为了在海啸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们，我要建立一个慈善基金来重建学校。
的确，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我会从微小的事情做起，一个微笑，一次抚摸，一个简单但足以表示关怀的动作。通常，这也是一笔财富。我在泰国治疗时医务工作者的善良无私使我感受到了最真的幸福。我找到了曾经住过的医院，在儿童病房里，我向我的小病友们分发了糖果和礼物。这里的孩子们十分可爱，但同时他们也忍受着不该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痛苦。房间里的一个女孩不能活动，不能说话，甚至不能眨眼。我真想用我的力量把光明带给她，带给所有像她这样的孩子们。
西蒙生命的每一天都过得有价值。他妈妈曾说过：“西蒙在他经历的33年中，做了大多数人90年都做不完的事。”我也只能从这句话中感到一丝安慰。在海啸发生的海滩旁，我撒下了他的骨灰。我听到他对我说：“玛丽，继续吧。”是的，我会继续下去。我将会用我感受到的一切美好来回报其他人。
人有了感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才会变得和谐、亲切，而这种感恩之心也会使我们变得愉快和健康。
平凡的震颤
单位的旁边是一处建筑工地，经常能在黄昏时听到从那里传来的碗筷交响曲和夜深时民工吼一些老掉牙的情歌，除此之外，偶尔也有竹笛声传过来，舒缓而悠扬，我知道那些民工都来自遥远而贫困的山区。
经验和世故提醒我们应该提防他们。那时，只要出门，大家都会相互叮嘱：记住把门窗关牢。只因为他们是民工，而且是外来的，我们的眼中流露着对他们的不屑和冷漠。
但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何能窥知大人心灵上的樊篱？同事6岁的儿子嘉嘉就经常跑到工地那边玩耍，久而久之，那些民工喜欢上了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他们会在空闲时用彩色包装带给嘉嘉编织展翅欲飞的小鸟，用树叶吹“嘶嘶”的蝉鸣，把蜻蜒捉住装在烟盒里……这一切，对生活优越但孤独的城市孩子来说，无异于找到了童趣的天堂。
那些黝黑但面善的民工在嘉嘉看来简直就是魔术大师，不仅能变出很多新奇有趣的东西，还能使那座大房子一天天长高。他小小的心里佩服得不得了。他才不相信这些叔叔是大灰狼变的，他想肯定是妈妈弄错了。我的这位同事开始很担心，每次看到嘉嘉在工地上玩，骂一些嘉嘉不太懂的话，弄得那些民工一愣一愣的。
如果没有那个星期五下午发生的事，时间也许就不留痕迹地从人们身边从容而过。一切都来得那么猝然，时间老人似乎只是略略地停顿了一下，就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轨迹。
那是个晚霞燃得灿烂的黄昏，嘉嘉准备回家吃晚饭。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穿过那块空地回家，他想找根木棍什么的，于是就沿着正在施工的建筑物边沿寻找。一位在楼上作业的民工碰巧失手，一块预制板被脚手架抵挡了几次之后，正朝嘉嘉头上砸下来。一位提水的民工经过嘉嘉身边，他一纵身将嘉嘉推开。随着一声闷响，那民工的一条腿已被砸得血肉模糊，而嘉嘉安然无恙。
那位民工是一位还不满18岁的大男孩，因家境贫困第一次跟随父亲出门打工挣钱。他攒钱是想读书还是想娶媳妇，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把一条腿连同青春的梦想，永远留在了这个不属于他的城市。他救嘉嘉是因为“我蛮喜欢嘉嘉这孩子”，就这么简单的理由。多么单纯而宽厚的灵魂！
不要看轻某一种生命，生活有时就是这样，那些被我们鄙视和冷落的，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他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悄悄地感动着我们的心灵，湿润着我们的眼睛。
不要看轻某一种生命，生活有时就是这样，那些被我们鄙视和冷落的，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他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悄悄地感动着我们的心灵，湿润着我们的眼睛。
打错的电话
我还没有把电话号码拨完，就已经知道拨错了……
“你打错了！”一个沙哑的男人声音直截了当地说，然后电话挂断了。
我觉得奇怪，又拨了那个号码。
“我刚告诉你打错了！”耳朵里又听见他挂断电话的声音。
他怎么能知道我拨错了号码？那年我30岁，在纽约市警察局做行政工作。也许这就是我何以会好奇并且开心的原因。我第三次拨了那个号码。
“嗨，得啦，”那个人生气地说，“这次又是你吗？”
“是的，是我，”我回答，“我在纳闷我还没有开口，你怎么就知道我拨错了号码。”
“你自己去想吧！”电话重重地挂上了。
“我不信这回事。”我大声说。我又打电话给那个男人。
“你想出来了没有？”他问我。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从没有人打电话给你。”
“你对了！”电话第四次挂断。
我再打电话给他时，有点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这次你要干什么？”他问。
“我决定打电话给你……专为说声‘哈罗’。”
“好吧，哈罗。你是谁？”
我告诉了他我是谁，然后问他是谁。
“我是阿道尔夫·梅思。我88岁，20年来没有一天接到过这么多打错的电话！”我们都笑了。
“要是从来没有人打电话给你，”我说，“你要电话做什么？”
“我必须有个电话，”他说，“好让我的律师每个月打电话给我看看我是否还在活着。”
我们谈了10分钟。阿道尔夫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和他亲近的人全过世了。随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他在警察局做过将近40年的电梯司机。谈到他早年在警察局做事，他提起了一些我还记得的人。我在挂断电话之前，问他我以后能否再打电话给他。
“为什么你要那样做？”他问我。
“也许我们能做电话朋友。你知道，就像笔友那样，只是我们用电话联络。”
阿道尔夫犹豫了一会儿“我倒不介意……再有个朋友。”他的声音有点踌躇、粗哑。
“好极了！”我说，“我会打电话给你。”
“噢……”他脱口而出，记起了什么事情。
“噢，什么？”
“要是你再打电话来，我就不能回答说：‘你打错了！’”
“你说得对。”我同意道。
翌日下午我给阿道尔夫打了个电话，其后又有好几个下午打过。和他说话很容易，他讲给我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还有“兴登堡”号空难的事，都是我只在书里看过的历史故事。我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好让他给我打电话。他打了——几乎每天都打。
阿道尔夫和我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我们合得来的原因。我和阿道尔夫一样，生命里也有一大空缺。我在孤儿院和照顾孤儿的家庭中长大，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不久，阿道尔夫对我便有了类似父亲的重要性。我告诉他我的工作情形以及我晚上在夜校进修。
有一天，我们谈论起我和我的一个上司在工作上有分歧。“我认为我必须和他彻底说个明白。”我说时，有点冲动。
“急什么？”阿道尔夫告诫我道，“再挨一段时间。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时间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所以要冷静下来，孩子。要是情况越来越糟，那时你再跟他谈。”他笑了，然后打住。“你知道，”他轻声道，“我对你说话就像对我自己的儿子说话一样，假如我有个儿子的话。我一直想要个家庭。你太年轻，不懂这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