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出生在广西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原扶南县熙良乡）一户壮族贫农家庭。在短时间内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1926年8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预科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其中尤对顾炎武所著《日知录》爱不释手，对全祖望的《鲒奇亭集》也情有独钟，两书所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使他感染至深，立志治中。
1928年8月，考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师从名史家陈垣、邓之诚等。陈、邓两师向以治学严谨、教学甚严著称。他从陈垣老师所开讲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课中，学会了基本的治史方法，即寻求史源，比对史书，先明史料取舍，再加考据，以求真伪。这一方法，对他后来治史可谓受用无穷。邓之诚老师对学生要求极严，课后作业一定要求学生用毛笔端正书写呈批。由于坚持不懈，久而久之，黄现璠就习惯于用毛笔撰述。他如今留存于家中的《中国通史讲稿》、《日本传入中国文化史讲稿》、《隋唐五代史讲稿》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殷代社会史》、《日知杂录》、《学术文钞》等存稿，每册厚厚一大本，均是毛笔手写之作。由于他博览群书，好作笔录，勤于思考，在北师大本科毕业前，就在《社会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两篇学术论文，并与同学合作出版了一部30余万字的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
北师大本科毕业后，因学有所成，免试升入北师大研究所读研究生，并应北师大所聘请，任研究所纂辑员及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以维生计。研究生攻读期间，他在研究所名誉导师陈垣和主任导师钱玄同的严格指导下，专研考证学和说文音韵，以致文史基础知识更为精深。陈垣老师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颇具教学效果，他常以一种史学名著为底本，例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要求学生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一一追寻史料来源，逐条考证其讹误，以练习学生的读史能力。并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查书，寻找史料，作文章，然后再由陈老师主持课堂讨论仔细批改学生每次的考证原稿，在作业上写有眉批、总批等，指出学生的错漏、误考等方面的不足以及进步。经过这样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大大提高了查书、考证、写作等方面的能力。此期间除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外，还编著出版《高中外国史》两册以及翻译出版了《元代农民之生活》一书，北师大校长兼研究所所长李蒸亲为此书题名，以示表彰鼓励。
研究撰述工作之余，他还勤于向在北师大任职兼教的学界名家黎锦熙、陶希圣、朱希祖等人求教，于古文字学、训诂学等国学知识方面受教良多。1934年7月，黄现璠与同学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3册完成出版，成百万余字，邓之诚教授亲撰序文，赞誉有加。193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同年秋，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现东京大学大学院），1936年1月赴日留学。在日本汉学权威和田清与加藤繁两位教授门下当研究生。同年9月，经申请获得广西省政府留学公费，考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留日期间，除发表数篇史学论文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部史学专著外，研究之余，常拜访郭沫若先生，一道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放弃学位攻读，返回故乡广西，终身从事教育。
黄现璠治史，注重“经世致用”，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时代性，这从他求学时代发表的史学论文中可见一斑。1933年7月，他在《师大月刊》第五期上发表《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文中明确指出：“时代环境不同，人类需要亦异，古人战争用戈矛，今人战争用飞机，此时代变迁也。历史学科甚至一切学问，亦莫不随时势之需要，而为时代之产物。我国具有数千年之历史，在此悠长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自欧人东来后，一切文物制度，形式上，或本质上，变化诸多。历史作家，自当具有严密的观察、进化的观念，以叙述之，方得其真实性，而合时势之需要。”在历史研究必须具备时代性的史观上，他进一步指明了历史的特别目的和效用，“尤宜以国家为前提，不该随便断定，致失其特别使命。盖国于天地，无论为富强、为资本、为共产、莫不有特别的历史目的。换言之，即历史的特别目的和效用，实以国家或时代不同，而异其趣，固不斤斤于一道。”基于这样的主张，结合30年代列强横行，日寇称霸，中国任人宰割，国势衰败的历史背景，他又指出：“例如中国今日，受列强侵略，日本欺负，历史作家，应如何记载过去，使人明白现在，发奋图强，以达救国救民之愿望，始能合现代中国历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
他的史学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针对当时“我国史学停滞不前，发生于世界最早之我国史学，反不能与外国并驾齐驱”的现状，他指出原因出自“我国史家多囿于狭隘的见解和守旧精神”。黄现璠史学思想中的时代性与他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密切相连的，换言之，他的经世史观，是以时代性与爱国精神为统一体和出发点，这一史观充分反映在他的史学论著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寻找史料，着手研究东北问题。翌年秋即在《进展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论文《东北之历史考察》，文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史料上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批驳了某些日本学者对满洲历史的任意歪曲，以使民众了解东北历史的来龙去脉，坚定守疆卫国的信念。
1935年，日寇企图侵占全中国的野心日益昭人若揭。他有感于北平大学生对国事无动于衷，写下了《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一文，翌年在此文修改、补充的基础上又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书。
1941年5月抗战期间，黄现璠与雷沛鸿、萨孟武、董谓川、欧阳予倩、焦菊隐等文化学术界人士一道担任《国防周报》编辑委员，他在“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栏中发表了一系列抗日文章。
1976年中苏边境争端频发，黄现璠请先师邓之诚之子邓瑞帮助搜寻有关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方面的史料，由邓瑞提供史料，他动笔撰文，两人合著完成《汉族的形成》一书初稿，分送中央民院、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书中运用大量的史籍，充分论证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原为我国人民开发的领土”，“新疆自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等问题，在理论上指明了中苏领土争端问题实属苏方的无事生非和横蛮无理。
1981年他又与邓瑞合撰发表了《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再次论证了祖国边疆领土的历史形成问题，并从客观历史事务出发，强调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
鲜明的时代性与强烈的爱国精神合二为一，构成黄现璠经世史观的整体，成为他从事史学论述始终如一的主旋律。
黄现璠出生贫寒，一生清苦，又使得他的史学观中充满着民本主义思想，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把他们视为社会生产的中坚力量，以及解放运动事业之发轫。他的民本史观流露在他早期撰述发表的《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唐代之贱民阶级》、《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元代佃户之生活》以及《中国殷代社会史》存稿等史论中。在《唐代之贱民阶级》一文中，他开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之鄙视奴婢，称之为贱民，由来已久，且无代无之，不独唐代为然。”文中对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所谓“贱民阶级”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指出他们才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其民本史观流露无遗。他在《元代佃户之生活》一文中开篇又说道：“我国自春秋战国，私有土地制发生后，农民以生活压迫、被压迫出卖田地，富者承买兼并，所谓大地主，即由此产生。”文中将官府与贼相提并论，揭示了劳苦农民之所以沦为佃户的社会原因。把官与贼相提并论，就有可能得出“官逼民反”的结论，从而对农奴解放予以热烈的欢呼。在他发表的《战国时代农奴解放与人之发现》、《春秋战国人之发现与人之平等》等论文中对此都有所表露，特别是在《中国殷代社会史》一书序言中更为明确地发达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