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为伴宿、作夜辞灵之期。丧居门前的过街棚里里外外亮出了汉执事“五半堂”的幡、伞,每半堂亮出2件:红、蓝、白、黑、紫(绣花)的幡、伞各一对,计20件,均插在红漆葫芦座的执事架上。金银宝库、九品莲台、执幡使者、福禄寿三星、摇钱树、聚宝盆、哼哈二将、开路鬼、打道鬼、喷钱兽(独角獬)、香幡、筒幡、香伞、香亭、松狮、松亭、松八仙、松鹤鹿同春、松和合二仙等冥物沿南北墙一字排开。过街棚正对丧居门口还设了三档子妙峰山香会的火壶茶会;大鼓锣架、金漆大号,24个民族传统式的鼓手整整排了一条胡同。这里不能不临时断绝交通。地面上对此亦无不给予支持。至于前来吊唁人乘坐的汽车、马车、洋车、自行车都存放在了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前边临时设立的场子里。
是日,前来吊唁者达数百人之多,内外行知名者计有: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小翠花、周瑞安、王少楼、孙毓堃、王又荃、李洪春、计砚芬、丁水利、张春彦、谭小培、谭富英、钟鸣歧、马富禄、吴彦衡、徐霖甫、李多奎、高庆奎、王瑶卿、王凤卿、叶龙章、郝寿臣、叶盛兰、高盛麟、刘砚亭、杨韵甫、万子和、郝锦川、金达志、吴菊痴、萧振川、吴钦李、汪侠公、杨主生、张寰如、王敬五、赵砚奎、陈椿龄、于永立、迟绍峰、赵世兴等均前后莅临吊祭。
杨宅所收的冥楮、纸扎、祭席等各种奠礼堆积如山,所有挽联、祭幛、匾额,自首七以来,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仅名流匾额就有数十方。由于杨氏生前崇佛信道,成为北京各大小寺院的大檀越、大功德主,且与各寺院方丈、监院等高憎结交甚密,故23处佛教寺院的方丈联合前往唪经礼忏。集各大小寺院“黄袍”高僧唪经送圣是佛教界对亡人及其家属最高礼敬,对亡人本身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功德,若非特大的名流斋主去世,一般是绝不应酬这种佛事的。这是自民国8年以来,北京城所未有的情况。所以,为人们,尤其是为有佛教信仰的人们所景羡。
伴宿之日的法事,除23名“黄袍”以外,还有雍和宫、隆福寺、护国寺的喇嘛各13人;白云观、地安门外火神庙、和平门内吕祖阁的道士各13入;长椿寺、铁山寺、龙泉寺的和尚各13人。轮流诵经作法,凡送疏、戒食、交供、回向,经台、月台上下,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门前的鼓乐也“接赞”、“送赞”吹打不停,其盛况不言而喻。
由于杨氏生前交际很广,来吊者有着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以不借重金,置办了“三面席”:一是大教席;二是同和轩的清真席;三是功德林的全素席。而且是一天早晚两顿。可谓奢矣。来宾们坐席后,将近落日,总提调发话,宣布送圣僧、道排班秩序。其具体安排是:鼓乐、番道禅、来宾、番道禅、来宾、番道禅、近亲孝属、23位大德“黄袍”。采取“花插”排列,以利观瞻,而符礼俗。念三黄袍送圣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延寿寺街一带人山人海,几无立锥之地,近至左邻右舍的商民,远至津、保各地不远百里而来的“好事”者,都云集于杨宅丧居附近,一时万头攒动,车马为之堵塞,不能通过。人们不但是为争看各种纸扎冥物,而更主要是争看名伶的庐山真面目,而一饱眼福。
随着官鼓大乐的一棒大锣,送圣开始。杨家确是独出心裁,将一丈多高的纸扎哼、哈二将推将出来,作为开路之神(一般这乃是出殡的排场,送圣很少有这种举动)。紧跟着是纸扎的尺头桌子、四季花盆、纸制的整桌祭席、福禄寿三星、执幡使者、九品莲台、香幡、香伞、香亭均雇人擎举而行。其后为番、道、禅各三班,每班各13众,按既定“花插”而排列,来宾及捧圣的孝属间杂其间,最后是23处大小寺院的方丈,身披大黄袍,各捧手炉相送。最引人注目的是梨园行的7行7科,每科均推代表10人以上,步行送库,每人各佩一徽帜,上书:“北京梨园公会某行(或某科)代表致祭员”字样。每走过一处,必有若干观众指手划脚纷纷议论,形容不一。送圣行列出笤帚胡同西口向南,经延寿寺街、一尺大街、皈子庙、向东经观音寺、大栅栏,出东口折向南行,经前门大街至西珠市口,折向西行,至万明路折向南,直奔香厂迤南永安路,焚烧楼库等冥物。于火光冲天中礼成。
晚间,杨宅办了盛大的资度道场。番、道、禅三台焰口施食:老道的铁罐施食,三清(三位头戴五老冠的高功主法)焰口;和尚的三大士(三位头戴五佛冠的金刚上师主法)焰口:外加“地藏十王宝灯”的传灯法事。金钟法鼓,通宵达旦。观礼者百人之多。
1938年2月28日,农历戊寅年正月廿九日:杨小楼大殓举行。
杨家在出殡的前三天就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师范大学门前的大道上,亮出了一份五丈五尺长,一丈多高的64杠的大罩,罩架子上挂了红缎金线绣满“百寿图”的罩片,顶上安了80公分高的金箔罩漆的大“火焰”,罩架上盖的四角,都向外探出一个“草龙”,成为“兽头龙口”,龙口“衔”着一串编织的花穗,每绺花穗上拴着一个“荷叶帽”、八个小金葫芦和五个不同的“花拍子”。十分华贵。杠罩的四角各放置一座红漆木质的执事架,上面插了红、蓝两色不同的“拨旗”,上书“崇文门外广兴杠房”字样。大杠大罩的旁边还亮出了一付32抬的“小请儿”,即出堂用的小杠。这份大杠诚可谓富丽堂皇,气派极矣。引起了许多过往行人驻足围观。
按老北京的风俗习惯,丧家一亮杠亮罩,就是即将出殡的信号。紧跟着,在杨氏殡列即将经过的要路口便道上,相继搭起了高大的路祭棚三座,一为剧场公会全体同人路祭棚,设在西珠市口当行商会门前的空地上,将由各剧院选派代表三人守候公祭。二为梨园公会全体同人路祭棚,设在第一舞台门前。三为内外行亲友联合路祭棚,设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门前。这些路祭棚均为平棚起尖子,一殿式的起脊大棚,棚口均搭了素彩毗卢帽式的花牌楼,设了官鼓大乐,摆上了对儿门鼓、对锣架、对官鼓、对号筒。棚口两旁的执事架上插着四对金执事,计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各一对;四对不同图案的大旗,计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各一对。棚内正面放了披有虎皮的“如意亮轿”一乘,当做被祭奠者的灵位,前面还扎了素彩灵龛一座。前边是大型供案,上面设置了香炉、蜡扦、花筒、供碗。棚壁上挂满了挽联、匾额、挽幛、花圈、相间有不同的四季花盆,尺头桌子等纸活冥器。给人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感觉,哀戚油然而生。
杨宅即将出大殡的消息,人人奔走相告,四九城的居民,尤其是南城一带的居民都憋足了劲头等着瞧热闹,都说:“这可是一出好戏,所有的名角都要上场亮相,这张票可是千金难买!”当年,瞧大殡几乎是北京人的一种“文化娱乐”,本来,丧葬礼俗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果然,杨氏的大殡成为万人空巷之举。一般平民,一早就扶老携幼地伫立街头,那些有钱有闲人家早在殡列即将经过的地方,找个茶点铺或饭庄子的楼上,订个临窗的好座,届时居高临下,边吃边看,将这盛大宏壮的丧礼尽收眼底。
杨氏丧居前门外笤帚胡同,巷子较窄,不便直接上大杠。所以,他的灵柩被抬出丧居之后,先在门口上32人抬的“小请儿”。由孝女荣桂身穿重孝,左手打着金钩龙凤“衔”挂的引魂幡,在众多亲友、梨园界同人拥簇之下,到南新华街北头师范大学门前换升大杠。这时最前头的仪仗已经穿过西河沿,进入前门大街了。
杨氏灵柩上了大杠,扣上了一卷红缎“百寿图”的大官罩。孝女荣桂跪在拜垫上,以左手在一块糊成一套《金刚经》的沙板砖上摔了“吉祥盆”,大喊一声:“爸爸哎!”遂被搀起,全体孝属及执绋的近亲友便跟着一起高声举哀,这时,烧了一所纸扎的小四合房。被请来扬纸钱的“一撮毛”此刻大显身手,趁着纸活的火势,一连扬了三把纸钱,顿使漫天皆白,良久不能落地。有许多小孩,甚至老年人都凑过去,伸手接抢那些尚未落地的纸钱,说是用这种纸钱擦拭面部或身上的疥癣,当可霍然。此说虽然属无稽,但无意间却为丧礼壮大了声势和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