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母亲如此勃然大怒的事情没有几件，但我还记得另外一件。大概是我9岁时，被一个调皮鬼怂恿，把一张印有纳粹党徽的刺身贴印在了手臂上。母亲看到后气得浑身发抖，她给我讲了这个标志所代表的历史，并告诉我，那些经历过大屠杀或有亲人死于那场浩劫的朋友如果看到我身上这个邪恶的标志，心里会有多难过。母亲用力擦洗我的胳膊，疼得像刷到了骨头上一样，在所有的痕迹完全消失之前，我别想离开房间半步。
“你会跟家人一起过节吗？”十二月的时候，有陌生人这样问我很正常。认识我的人也会这样问，然后再询问一下母亲的情况。当遇到关于母亲的疑问，我让他们去看博客——仍然用我的口气，但却是母亲写的。通常我只是说：“整体来说还不错。”或者类似的话，然后我会补充两句：“所有的外孙都要过来，母亲高兴坏了。”再熟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过得怎么样？”这让我难以回答，于是我会说母亲希望我说的话：“我们很幸运，能得到这么好的照顾，还有这么多时间，这原本都是奢望啊。”
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会让我注意到语调有些不同，尤其当他们的父母中有人刚死于癌症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同一本书，有人速度快，早早就看完了，而我刚看到一半，那句“你过得怎么样？”的真实含义是“我大概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母亲还没有死，我不该表现得太悲伤，好像她要不久于人世似的。母亲不是第一个要死的人，我也不是第一个要失去母亲的人，就好像我们在看同样的书，但我们中有人赶在了其他人之前：他们可能已经看到了结尾，而我仍然身在书中的某个部分。一句“你怎么样了？”真实含义是“我想我应该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然而大多数时候，当朋友问我对母亲生病的感受时，我总是觉得不自然和尴尬，立即转变话题，即使只是一些单纯的问候。还有就是，只要碰到某个人快死了这个话题，人们的态度都会很奇怪，好像即将死亡的人只该在医院或私下说起，而且没人愿意详细深究。
过度依赖母亲在过去的校园里还被视为一件耻辱。现在可能不像我小时候那么严重了，但依然存在。我认识的大多数男人都承认自己喜欢看父子言归于好的书，像提姆·拉瑟特的《父亲教我的事》、杰弗利·沃尔夫的《骗子公爵》、派特·康洛伊的《伟大的桑蒂尼》等。但如果这些男人喜欢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水的颜色》或J.R.莫林格的《温柔酒吧》，会略感尴尬。也许谈起《水的颜色》会说这是一本关于种族的书，谈起《温柔酒吧》会说它是对酒吧生活乐趣的描写，但这两本书实际上讲的是母子之间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坦率地说，两本书的主题都被认为有点同性恋的味道，应该归于科尔姆·托宾或安德烈·霍勒伦的作品。这个观念可能也是让我谈论悲伤之情时感到不舒服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倾向于回答：“是的，我会跟家人一起过节；总的来说，母亲非常好；我也很好。”
2008年的圣诞前夜，母亲带着所有的孩子们去了教堂（他们都来到纽约过节），最小的那个坐在圣坛台前的地板上，满脸惊恐地听着牧师讲着圣诞故事。感谢上帝，没有一个孩子在中途傻笑。哥哥和南茜准备了圣诞晚餐，像往年一样，甜点也是自制的英式葡萄布丁。一百多年来，母亲家的所有女性每年聚在一起，严格按照家传的手写菜谱一起来制作圣诞布丁，母亲已经参加过六十几次了，今年也不例外，但她做了一点小变化：所有的男士也被邀请进来了。她希望自己的儿孙都能参加这个活动，如果小男孩都能参加，那么男人也应该可以。
新年夜比圣诞夜要安静一些，我们在父母家早早地举行了庆祝，还吃了一大桶母亲的学生（现在是母亲的朋友）寄来的鱼子酱，这个学生从伊朗来哈佛读书的时候住在我们家。母亲总是告诉学生们，她会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好好照顾他们，等他们长大后，不需要什么物质感谢，只要买东西给她吃就可以了。学生们不仅仅好好照做，还寄给母亲无数的卡片和各式各样的礼物，整间公寓都被塞满了。
新年夜前夕，母亲说起自己能在确诊后奇迹般地挨到第二个新年，她感到很幸运也很感激。然后母亲说了我从未听她说过的话：
“我不在之后，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悲伤。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互相照应，如果我听说你们中有任何人吵架，我会非常生气。如果有任何人捣乱的话，我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教训他。”
像往常一样，母亲送出去许多圣诞礼物，有送给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的缅甸难民做的袋子；她和父亲一起送给我一套名牌古董玻璃杯，让我装我最爱的威士忌。节日结束后，我坐下来给母亲写感谢信，虽然不像小时候被教育的那样在圣诞节的下午写，但也没隔很久。我发现这比之前的感谢信都要难以下笔。我想要感谢他们的太多，远远不止玻璃杯而已，那封信越写越长，无法收尾。我打了很多草稿，越看越觉得是写给母亲的悼词。母亲已经清楚地说过，她还活着，没有死去，不管还剩下多少时日，都不要用哀悼的心情来过。可我还有多少机会能够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呢？
我忽然明白，感谢信不是你接受礼物必须付出的代价。许多孩子这么认为，但其实，感谢信是最微小的回报。感恩并不是指一定要回馈一些东西，而是当你得到祝福时的感受。感受家人与朋友对你的关心，希望你得到幸福。感受到这些，你的心里会充满喜悦。这就是感恩的真谛。
卡巴金的书和正念的概念跃入我的脑海，我也因此想到了大卫·K.雷诺兹的书。大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建设性人生”的概念，这个概念结合了西方思想和两种日本的心理疗法，一个是让人们停止利用感情作为行为的借口，一个是练习感恩。感恩疗法来源于吉本伊信提出的“内观”思想，内观提醒人们对万事万物心怀感恩。如果你坐在椅子上，你应该想到有人做出了这把椅子，有人销售它，再把它运到家里，现在，你才能坐在这把椅子上享受所有这些付出。虽然并非特意为你而做，但并不意味着你在使用和享受之时没有得到祝福。意思是说，当你做了建设性人生内观练习，你的人生或充满一连串的小奇迹，你也会开始注意到生活中的一件顺利的事，而不只是去注意那些坏的部分。
我又抽出一张新纸，开始重新写下感谢的文字：
“亲爱的妈妈、爸爸，我真的很幸运……”
有趣的是，我越是回想起所有幸福的事，我的感激之情就越强烈，悲伤感也会越来越少。母亲也许跟大卫·K.雷诺兹一样，也有心理治疗师的特质。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碰巧拿起《盐的代价》，里面夹着母亲写的一张纸条：
“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受到其他人的恩惠。但这并非像是负债于某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每一个人。人生可能会在一瞬间改变，所以每一个让你人生步入正轨、稳步向前的人，都值得感激，无论他们扮演的角色多么卑微。只要给予他人友谊与爱，你身边的人就不会轻言放弃。任何一个友谊与爱的表达都能让一切变得美好。”
我不知道这张纸为何会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