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会有一串问题等着母亲回答：感觉怎么样？累吗？肠胃好不好？这时会有另外一个护士来做化疗检查，母亲向她复述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出生日期，护士再向我们重复一遍，以证明病人与输液药品对得上号。然后，护士将输液包插进钩子倒吊起来，像是墨索里尼倒吊在肉钩上。生理盐水准备就绪了，我们会小心注意它注射的情况。
“还需要我为你拿点什么吗？”科特问。
“不用了，谢谢你，科特。你真的很贴心。”母亲说得好像科特招待她在乡村度过周末，而她经历了长途跋涉后，刚刚在铺着羽绒被的床上准备小睡片刻。
四周很安静。人们输着液，无声地交谈着，只有机器哔哔作响。护士们穿着橡胶底的帆布鞋轻快地走进走出。根据输液的情况而定，我们有大概五个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治疗可能会延长到六七个小时。因为这天医院很忙，每个环节都延迟。做完这次化疗，还得再做一次扫描，看一次医生。她很确信新的治疗没有效果。不是悲观或者宿命论的想法，只是事实。她感觉自己的病越来越重，看起来也是如此。
“我好喜欢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奥丽芙也是一名教师，但她又与大部分书里描写的教师不同：她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棱角分明的个性，就跟我很多杰出的同事一样，典型的新英格兰人作风。我也喜欢她对自己和家人有那么多不愿承认的恐惧。书里有一段关于孤独的话写得太好了。就像我们谈论过的《心》和《盐的代价》一样。就是这儿，看这一段。”她用手指着要我看的那一段。
奥丽芙说：“孤独可以杀死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致人于死地。”奥丽芙的观点是：人生建立在“大爆发”和“小爆发”上。大爆发是指结婚、生子、亲密关系这些让你漂浮不定的私密事情，但这些大爆发中暗含危险，涌动着看不见的暗流。这也是为何同时需要小爆炸来平衡的原因：比如对你特别亲切的小店员，或是快餐店里记得你喝哪一种咖啡的服务员，总之，里头的玄机很多。”
我刚看完书，科特就走了进来。
“差不多快结束了。你想喝杯苹果汁吗？”
“好的，谢谢你，科特。”
我真希望马上让科特知道，对于他给予母亲的照顾，我是多么的感激，对于一个将要死于癌症的人以及那些爱着她的人来说，这些小爆发为我们带来了多么不同的感受。我希望他能知道。
结束了在斯隆—凯特琳医院漫长的一天之后，我必须得花时间赶工作了，接下来的几天会很忙碌，每天晚上都有应酬。然后我还要去奥斯汀参加一个技术会议。我等不及要飞过去，这意味着来回有五个小时的看书时间。母亲已经看完了《奥丽芙·基特里奇》，并把她的那本给了我。所以我将在去奥斯汀的路上狼吞虎咽地看完这本，回程时我会看缪努丁的。
2009年3月24日是母亲的回诊时间，医生果然证实了她的想法——扫描结果显示新的治疗药毫无效果。肿瘤不但继续长大，而且蔓延的速度更快。但目前的治疗是最后能用的标准治疗了。接下来只能考虑还在实验阶段的治疗方法了。
正在实验中的治疗方法也处于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奥赖利医生推荐的这种治疗也有许多需要考虑的事：有没有空的治疗室；母亲的癌症类型；她是否愿意被拨来弄去，经受穿刺测试来尝试这些实验方法；是否愿意承受尝试实验治疗的人必须经历的种种副作用。在母亲结束另一项检查后，我们有两个礼拜的考虑时间。
奥赖利医生一直以来都非常和蔼。但这一次，她的声音更为轻柔，她的爱尔兰口音也更明显了一点。她也跟我们额外多待了一会儿。
“我们在讨论的这种新药实验，在延缓肿瘤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疗效。”她说。回家后母亲告诉我们：“医生还没有放弃。你们知道吗？这表示接下来有一整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完全不做化疗。这可是十八个月来的头一次。”这倒不失为令她高兴的好消息。一整个月不用做化疗，就代表一整个月没有副作用，可以高高兴兴地办生日派对了。至于还在长大的肿瘤，那就两周后再说吧。
见完奥赖利医生后，我们得等待一些流程完成才能离开，我趁着这个间隙又与母亲又多聊了一会儿。
“你是不是觉得很沮丧？”我问她。
“没有。”她说，“我早就预料到了。但还没结束呢。我要为夏天计划一些完美的事情，至于秋天，我就尽力而为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看缪努丁的书了？”她说。
“你会喜欢那些故事的。”我说，“虽然很黑暗，却非常引人入胜。”
“这些故事的场景在哪里？”母亲问。
“许多地方。在巴基斯坦的乡下、在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也有发生在巴黎的。那个发生在巴黎的故事写得太好了。”
奇怪的是，也许是因为这两本书是在往返奥斯汀的飞机上看完的，看《其他房间，其他奇迹》时会让我不时想起《奥丽芙·基特里奇》，不仅因为这两本都是互有关联的小说集，也因为它们有相同的语气：尖锐又有点辛酸。缪努丁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直率而固执的，就像奥丽芙。
“在去过的所有地方里，我最想要再回去的就是巴基斯坦。”母亲说，“但我觉得不可能了。杜普利和我其他在那里的朋友说，那里现在比阿富汗还要危险。不过我担心的不是被杀死。”母亲微笑着，“我只是觉得我可能已经不能再旅行了。看看再说吧，可能我还能再去一次伦敦或者是日内瓦。”她咬着下嘴唇，看起来很悲伤，又有点挫败。每当她忍耐痛苦或者走神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闭上双眼。我只能静静地陪她坐着。
随着生日派对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母亲病得越来越严重。她告诉我自己需要服用多少止泻药，需要去多少次洗手间。我问她妮莎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她说已经问过了，也试了妮莎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让肠胃缓和下来。母亲那周没心情看书，但正如我预料的，她确实很喜欢缪努丁的《其他房间，其他奇迹》。书的结尾有一篇《莉莉》，讲的是莉莉和穆拉德之间的婚姻问题。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故事，关于那段感情的粉碎，两个人都有责任，不过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双方社会地位相当，成长环境不同也能让婚姻陷入胶着。莉莉从生活节奏快的伊斯兰堡搬到穆拉德的农场后才发现两人生活上的疏离，而那不是她想要的。
“我觉得这是今年我们看过的最悲伤的故事了。”我说。
“我也这么认为。”母亲说，“没有一件事是好的，他们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最让人难过的是起初他们怀有多么大的希望，做了那么多计划。”
我们的谈话随后由巴基斯坦的故事转移到邻国阿富汗以及图书馆的进展上，目前已经细化到建筑图阶段了。我们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卫·罗德怎么样了，他仍然被阿富汗人挟持着，他的健康，身处的情况，甚至他是否还活着我们都一无所知。母亲说她一直在为大卫祈祷，每个晚上，无一例外，也一直在查看邮件，希望能得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
派对前一天，一束巨大的鲜花送到了家里——是母亲最后一届南丁格尔学校的学生们送的。在担任妇女委员会的总监之前，母亲曾经在南丁格尔任教，并曾担任管理人员。1990届的姑娘们一起送一个美丽无比的花束给母亲，附上卡片，感谢她为学生们所做的一切。
那是在母亲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泪。接着，她的脸上充满神采，似乎能够以良好的状态参加自己七十五岁的生日派对了。很快，客人们陆续到场。她站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在门口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客人，然后又与每一个人道晚安。她甚至还打破计划，喝了好几口香槟酒。其实那天晚上看起来更为虚弱的人是父亲——我突然间意识到，父亲承受了所有压力与担忧。
可能是肾上腺素，或是利他林、抗生素、花束，又或是房间里充满的意志力带来的能量，那天晚上的母亲比她在过去几个月看起来状态都要好，如果不曾认识她，你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个女人由于胰腺癌已经经受了长达一年半的化疗，连医生都说常规治疗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了。有位几年前妻子死于癌症的朋友在离开前对她说：“你一定累坏了。”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微笑着说：“这是我最后的派对了。”
派对结束后，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剩下太多三明治。最近几个月，母亲对于任何浪费都已经到了几近歇斯底里的地步，看着装满三明治的盘子就让她觉得悲伤。
我看见大卫和我的嫂子南茜轻声低语着，然后走向母亲，问她是否介意他们带一些三明治回家。
危机解除了。
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她说昨晚是她过得最快乐的一晚，她的高烧也退了。
“高烧？”我不解地问。
“我当时不想让你们担心——其实我当时烧到了39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