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最后一周，母亲不用看医生门诊，所以读书会可以在父母家里举办，而父亲在办公室。
八月末的一天，我过去帮母亲做点事。做完之后，我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开始准备看书。首先，我得帮母亲找到她看书用的眼镜，她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她总是用廉价药房出售的眼镜，母亲去世后，道格、妮娜和我在公寓整理她的眼镜，一共找到了二十七副，它们散放在各处：垫子上、小柜子里、抽屉里、口袋里、花瓶后面和书架后面。每次找不到眼镜的时候，她都会再买一副。
今天，我找到了一副。她很兴奋地要看《斯必迪汽车厂奇案》，那是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第一女子侦探社》系列的新悬念故事。母亲很快找出她要给我看的一段，然后递给我，手指着那个段落：
“马库茨（拉莫茨维小姐的秘书）关于村庄的想法是对的，哪怕是那些比较大的村庄，像莫丘迪。那是拉莫茨维小姐出生的地方。这些地方仍旧太过亲近，所以无法用足够粗暴的语言来描述。如果有人写了封信，收信地址是‘博茨瓦纳，莫丘迪，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收。他是个矿工，很懂牲畜’。那么毫无疑问这封信会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父亲的手里。”
这段话让我忍不住微笑起来。我知道在我读它的时候，母亲在观察我的脸，等待我露出喜欢的表情。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讨论这本书。
“太好了。”我说，“真的让人感觉，你知道那个地方。这是非常棒的描述。”
“我在非洲的时候，去过许许多多像这样的村庄。”母亲说，“他描写的一点没错。”
我看着母亲的时候，没有把她当作一个病人，但也没有当作是我的母亲。我们一起读了很多的书，一起在医生办公室度过了很多的时光；我感觉我遇到的是一个有点不同的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思想有点古怪但非常有趣的人。我会深切地思念我的母亲，也会同样思念这个全新的人，思念这个逐渐深入了解她的过程。
那天，母亲还给我看了另外一件东西。而在我离开之前，她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我朋友在喀布尔拍的视频有了一个新的剪辑版本。视频以一托盘的书被放进汽车后备箱开始，而这辆汽车顶上捆绑着一个松木的书架，然后汽车驶入喀布尔边界。镜头里一群阿富汗女孩愉快地看着书，互相指出书中的段落；她们对站在一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露出开心的笑容。她们真的在看书，是真正的书。这六千名学生只有五百本书，但以前一本都没有。
母亲想要告诉我的另外一件事儿是：
“在我走后，绝对不能把我积攒的飞行里程浪费掉。我会给你我的密码。达美航空的给你；英国航空的给你哥哥；美国航空的给你妹妹。”
月底，我们为父亲的八十二岁生日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餐派对。我出门的时候，母亲叫住了我，要我记得打电话给她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搬去了纽约，希望得到一些工作上的建议。我说我记得。然后她带着一种恶作剧的笑容，小声地对我说了句悄悄话：“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草本植物，为了帮我恢复食欲。我按她说的泡了茶，但我不喜欢喝，并且再也不打算喝了。”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母亲说的是大麻。我们偶尔会逗她和父亲。他们是60年代在剑桥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两个从来没有尝过大麻的进步民主党人。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从来没有吸过大麻，她说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过她大麻。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现在我们看完了厄普代克、《大机器》，还有麦考尔·史密斯的书（好吧，母亲看完了，我还没看完），是时候选一本新书了。
两本书备选：雷诺兹·普莱斯的《心灵盛筵》，美国著名小说家的短篇选集，从1995年起，就被国家公共广播频道播放；还有爱丽丝·门罗的新故事选集《太多的幸福》。当时这本书刚刚在英国出版，还没有美国版本；母亲的一个朋友帮她买了一本。
我们与奥赖利医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1月1日。我想不起那天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第二天，我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其实只有我在吃，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她的体重已经降到四十公斤以下了，虽然仍在努力进食，但除了几口食物，一点汤，她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
下个星期，我本应飞到旧金山出差几天，但我根本不知道是否要去。去旧金山的原因是，我要去矽谷的砂山道与一些投机资本家见面，看看我是否能说服其中一位为我的冒险事业投资。烹饪网站运营得不错，但我们急需现金。母亲坚定地劝说我去出差，让我不用担心她，说她感觉好一点了。
那天，我们聊了家人、计划，以及嫂子即将要开的绘画展览。印度第二首富请南茜画一副巨大的壁画，放在他们在孟买的世界上最高的私人房屋的舞厅里。南茜想在壁画装船运出之前，在工作室里为家人以及几个朋友展示一下。母亲不想错过这个展览，我也不想，于是准备及时飞回来看。妮娜几天后会来看母亲，这样她也可能赶上展览。我和母亲讨论着南茜的展览以及其他事情，就像一个普通的家庭日，不谈文学或者忧郁，只谈后勤的事宜，好像母亲是负责展览的调度中心，指挥家里人往返来去。她仍然在计划着未来，我也从她那里得到了线索。她想要谈谈她感觉怎么样吗？今天不用，因为她想要做计划。
她甚至都计划好了要读的书。我把普莱斯的书带在飞机上，母亲已经快看完了；她想在我离开的时候看门罗的书，然后再把它借给我看。
那个星期一是劳动节，我飞去了旧金山，住在大学时期的老朋友家里。我根本不知道会累成那样，尤其是第一个晚上。我在他的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打瞌睡，听着他的魔鬼立体声音响。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她只说了几分钟就挂断了，她感觉不太舒服。
我看完了雷诺兹·普莱斯的五十二个短篇故事。普莱斯描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童年，回想自己是一个穿着西部牛仔服，拿着秀兰·邓波儿洋娃娃的男孩。他描写了英国，以及母亲热爱的50年代，那时候的“专业剧院非常精彩，而且票价低廉得可笑”。书中还有对教师们令人动容的赞颂。他写到自己对于准时的偏执，以及对不准时的人们疯狂的担忧（已经变得让他恼怒了）。他通过一般的主题来反映世界，写疾病，像艾滋病带来的损毁和悲伤，坐在轮椅上的人，还有死亡。“在我们所处的美国历史上的这个阶段，死亡几乎成为最后一件污秽的事情。你是否注意到，许多人拒绝说‘某人死了’，而是说‘某人去世了’。尽管在最先进的设备下，死亡已经成为一个无菌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收缩包装，然后是快速运输。去哪儿？其他地方。简单说，死亡是我们不愿公开讨论的话题。”这一页被母亲折了角。
我与创投公司的第一天会面并不愉快。我从一个满是书本的世界里来，这对我是个大大的减分。这就好像走进波音公司面试，却带着一份满是与马和马车有关的工作简历一样。那天下午，我又给母亲打电话，我们快速地聊了一下。她听起来没有任何好转，但她告诉我，已经好些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很早就醒来了，赶去开会。我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有明显的痛苦，只说了几分钟的话。她想知道我的会开得怎样，说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提前飞回来。我还有两天的会议。当我在那天晚些时候再打电话给母亲时，她说她已经停止进食了。我取消了所有会议，直接赶去机场坐红眼航班飞回了家。
当你害怕你爱的人死去，飞奔着要去见他时，没有任何地方比午夜机场更让人感觉孤独的了。我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吃了一片安眠药，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纽约。我打了出租车，直接去父母的公寓。
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我正往家里赶。他并没有阻止我，这本身也等于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信息，在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有多少事情急剧恶化了。妹妹在我到家之前几个小时赶到了父母的公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妹妹坐在母亲身边，而母亲正半坐在卧室的床上。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掠过一丝恼怒。
“你来这里干什么？”她说。她不只是生气，已经怒不可遏了。
“会议进行得不太顺利，所以我决定提前回来了。”我说，“我这个星期还有很多事要做，明知道没有任何结果，还待在那里浪费时间开会，实在是太疯狂了。”
我们就此不提出差的事情了，但母亲仍然生气地看着我。我放弃了原本的计划，是母亲生气的原因之一。但我相信，母亲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她对于死亡的愤怒。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要离开，仍然有很多事情想要做。而我匆忙赶回来，让她无法说服自己还有很多日子可以活。那天，我一直待在公寓里，跟父亲和妮娜在一起。最后，母亲的脸色缓和了下来，不知道是不再对我生气了，还是忘记生我的气了。我们在餐桌前一起吃晚餐，她穿着最喜欢的衬衫，系着一条绿松石色的围巾，脖子上还戴着珍珠项链。她仍然在做安排，包括南茜的画展开幕仪式。但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得用轮椅了。我自告奋勇地说，要找一辆可以承载轮椅的出租车或租赁用车。那个时候，她的体重已经不足四十公斤了，但在我看来，她还是她自己，只是更苍白瘦小了而已。她是那么孱弱，但又那么坚强。
我带回了雷诺兹·普莱斯的书，并把它放回母亲的书架。那个下午，在妮娜出去跑步的时候，我与母亲坐在她的卧室里。
“最近没有听到帕特里克·斯威兹的消息，是不是？”她问。他是一位在母亲之后被诊断患有胰腺癌的演员，曾经做过一次让母亲非常钦佩的电视专访。
“没有听说什么。”我说。
“我估计他的情况跟我一样糟糕。”
然后我们开始谈论书。母亲已经看完了爱丽丝·门罗的故事选集。她很喜欢那些故事。“这些故事令我这一个星期都很高兴。”她说。她希望我能读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门罗的故乡加拿大，名字是《自由基》，讲述了一个热爱读书的女人——尼特将要死于癌症的故事。
门罗是这样描述尼特看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