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人，我建议他们说什么都好，只要别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就行。直觉告诉我，母亲知道大家都还在想着她应该会感到很欣慰。这次我做对了。朋友们的问候让她很开心，她还会跟我一起分享。我的一位多年好友写了封信，按编年体细数她与我们家庭几十年的友谊，并邀请母亲参加她的生日会，或去她家共享一顿安静的晚餐。母亲最早收的养子有个姐姐，寄来了一张非常可爱的照片：画的是“纸船漂在盐与沙的河流上，它带走你的苦痛。”还有些人在信里提到母亲给他们的人生带来的影响。还有些歌功颂德的话让我心头一惊，现在说这些话有点太早了，这些都是葬礼上的颂词啊。但母亲却没有计较这些，她似乎很爱听。话说回来，有什么不好的呢？为何不在有生之年，在知道你还可以触动他人的时候享受这一切呢？
母亲做到了，不过她也承认，在看到或听到有人表示“我相信你很快就会痊愈”的话时，心里会有一丝不悦。
也有人会与母亲分享陪伴患有胰腺癌的亲朋好友们的经历。我渐渐对这些故事厌倦了，但母亲似乎没有，她总是提出各种问题以免遗漏一些对她有帮助的信息，又或者仅仅是因为她更喜欢做安慰别人的角色。母亲告诉朋友，她现在更喜欢考虑自己和家人，不再像往常一样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脱离了慈善事业和学校，让她感到既如释重负又自责。她的朋友反对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想法很正常，一点都不自私。可话音刚落，母亲又建议要为国际救援协会的九十三岁高龄的老同事举办一场派对，并自告奋勇地要筹划一个代表团前往乌干达。虽然她无法亲自陪同，但认为非常有必要做这些事。
后来，由于胰腺中肿瘤的压迫，母亲的胆管变得肿胀堵塞。那个星期，她不得不去医院装支架，让黄疸透过胆汁引流，减缓黄疸症状。可即便如此，她依然忙着接各种电话，安排派对事宜，筹划去乌干达的代表团，以及安排我们的生活。
随着母亲病情的加重，妹妹对于搬去日内瓦的事越来越犹豫。新工作让她有能力去影响相关政策，帮助拯救全球无数儿童的生命。但她真的希望能够留在母亲身边，陪着她去做化疗，让她跟祖孙们有更多的时间相处。可母亲一点都听不进去。
“我会跟这个病好好奋战的。妮娜想什么时候回来看我都可以。我也可以常去日内瓦。但她和萨莉，还有孩子们必须得搬去日内瓦。”如果妮娜和她的家人违抗母亲的意思，坚持留下来，那么就等于暗示母亲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母亲在许多事情上很依赖妹妹。如果妮娜在搬去日内瓦的前几天取消所有计划，这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所有那些伴随着搬家而做的计划呢？任何一点细微的日程行程变化都能让母亲的焦虑爆棚，那么这下该让母亲如何是好？
但妮娜仍然想要留下来。虽然她只是单纯地不想离开，但留下来会让母亲觉得快死了而感到更加沮丧，这样行吗？我忽然想起来那段经文：“非我，无我。”
“你真的不想我留下来吗？”妮娜问母亲。
“当然想，但我更想让你去日内瓦。”母亲回答。
“如果病的是我，你也跟我一样面临选择，你会走还是留下来？”
“亲爱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你还有一辈子的大好时间呢。”
“你会选择留下，对吗？”妮娜问。
母亲没有说话。
于是妮娜给我打了电话：“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母亲新近给了我一本《灿烂千阳》，这是胡塞尼继《追风筝的人》后的新作。2003年《追风筝的人》出版不久，母亲就发现了这本佳作。她爱极了这本书，逢人就强烈推荐。她对这本书和作者深深着迷。胡塞尼1965年出生于喀布尔。他早年就读于阿富汗的小学，十一岁时，随外交官父亲搬往巴黎。1991年苏联解体时，胡塞尼全家以难民身份留驻美国。后来，他成为一名医生，并利用每天上班前的时间写下了《追风筝的人》。在作品即将完成之际，“9·11事件”发生了。恐怖组织袭击了美国五角大楼，这让胡塞尼出现了放弃的念头。但他的妻子支持他坚持下去，因为这本书会让世人看到“阿富汗人充满人性的一面”。母亲认为胡塞尼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她了解，也喜爱阿富汗人。她在阿富汗见到的人都像书里写得那样可爱。她不再需要费力解释她喜爱的那个被一再误读的国度，只要去看《追风筝的人》就好了。
我并不完全赞同母亲对《追风筝的人》的评价。我当然也很喜欢这本书，但我觉得它的情节有点过于夸张。有必要把恶毒的塔利班人描写成纳粹吗？书中还有个使用弹弓的关键场景，也让我很难信服。只要我对母亲喜爱的书有意见，她就会皱着眉头。并不是因为她觉得你不该有不同意见，只是觉得你过分地强调这一点，而没有把重心放在其他的事情上。就好像她讨论的是某个餐厅食物的好坏，而你却忙着对那些装潢表达不满。完全没有交集。
当母亲把《灿烂千阳》放在我手中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她和父亲居住的纽约公寓的客厅。阳光透过法式大门照进来，室内一片灿烂。她告诉我她喜欢这本书甚至超过了《追风筝的人》，因为这次胡塞尼写的是女性。母亲深信，如果阿富汗的女性能够获得教育、阅读书籍，那么她们将会成为那个国家的拯救者。“这本书里没有纳粹。”她强调说。她还记得我先前对于《追风筝的人》的批评。
书一看完，我就跑去找母亲讨论这本书。父亲还在办公室里，母亲在家等着电话会议。我们讨论这两本书里出现的三种足以改变命运的人生选择：一种是角色最终明白他们永远无法重头来过；第二种是角色原本以为还有退路，直到最后才发现已到尽头；第三种是角色认为自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事后才发现，最初以为没办法改变的事其实本可以改变，可是却为时已晚。
母亲一直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先想想做了决定后还有没有可以反悔的机会，要懂得做两手准备。当你陷入两难的抉择时，选择那个在必要时能重新再来的一个。不要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而要选择有逃生出口的那条。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假思索就愿意搬去异国他乡住一段时间的原因。如果你只待在家里，就没有机会去其他地方。但不管你去了哪儿，总还有机会再回家。
母亲借给我《灿烂千阳》的同时，还给了我许多其他的书，其中一本是《疾病的礼仪》，该书的作者是心理治疗师苏珊·哈尔彭。她是一名抗癌胜利者。副书名是《无话可说时要说些什么》。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如果你出现“做了某件事后反而适得其反，不如什么都不做”的情况时，你应该怎么做。近几年来，母亲和父亲一直都很关心临终关怀的题材，包括姑息疗法。临终关怀不仅仅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同样能够帮助病患和亲属在整个病程中尽可能地保持高质量的生活。很久之前，在母亲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她就列了一个写满了她生前和死后的愿望的单子。她总是这么跟得上时代。这并非是她杞人忧天，也不是因为她异常忧虑。她说这仅仅是为了在她无法表述的时候，避免我们因为搞不清楚她的心愿而争论不休。
《灿烂千阳》和《沉沦之人》是母亲让我一定要看的书。而《疾病的礼仪》，母亲说这是她希望我去看的书。我把这本书在床头搁了几天，碰都没碰。我觉得我不需要看这种书，用自己的常识去判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