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模型表述
证券市场对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方面的博弈，主要表现为监管者、审计师和被审计单位三者之间的博弈，首先，审计师与管理层有可能进行共谋，进行盈余操纵，欺骗外部投资人；由于投资者依赖会计信息进行决策，虚假的信息使得投资者作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投资决策，造成管理层（此处所说管理层，包括受到大股东操纵的管理层行为）侵害投资人的行为发生；如果证券市场会计信息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投资人会选择退出证券市场的行为。监管部门为了抑制会计信息做假行为，提高证券市场融资效率，需要对证券市场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管，表现为对相关主体会计信息的产出行为进行抽查或对可疑行为进行稽查。当审计师、被审计单位受到稽查的时候，审计师会因为稽查的结果而得到不同的收益结果。
4.3.3模型求解
（一）审计师或被审计单位违规操作的最优概率
即违规者将以Pf所确定的概率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取收益，以（1—Pf）的概率选择不违规以避免处罚。该公式表明：
（1）被监管者违规策略的选择取决于Ps（被监管者在采取违规策略的情况下被查出违规的条件概率）、I（证监会查实成功后所获得的奖赏和其他收益）、L（在审计师或被审计单位违规的情况下，监管部门未查出或未稽查，而后审计师或被审计单位违规的事实被揭发，从而监管部门所受到的的政治压力或其他损失）、C（监管者的稽查成本）几个因素。
（2）如果被监管者以Pf＞Pf的概率进行监管，那么监管者最优策略为稽查；如果被监管者以Pf＜Pf的概率违规，那么监管者最优策略为不稽查；如果被监管者以Pf=Pf的概率进行审计，那么监管者将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3）被监管者的最优违规概率Pf随PS、L、I的增加而降低，随C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要降低被监管者的违规概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降低监管者的监管成本。这要求监管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监管技术和技巧，提高监管效率，降低不必要的监管费用。②提高监管者查出作假或违规的概率。③提高监管者查实成功后所获得的奖赏和其他收益。建立相应的政府考核机制，对监管部门的监管业绩进行考核，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④提高未查出或未稽查，而后被揭发，从而监管者所遭受的处罚或其他损失。对监管者的职责范围，工作绩效进行规定和量化，奖优罚劣，并形成制度。对监管者有关职位的提拔任命要考虑其监管绩效，对于被监管者重大违规作假行为该查出而未查出的，要对监管者给予处罚。
（二）监管者的稽查最优概率（针对审计师违规）
监管者将以Pc所确定的概率选择稽查策略，以（1—Pc）的概率选择不稽查策略。该公式表明：
（1）监管者监管策略的选择取决于Ps（监管者在采取监管策略的情况下查出违规的条件概率）、F1（审计师违规受到的处罚及其他损失）、A—a（审计师违规的审计收费和不违规的审计收费之差）三个因素。
（2）如果监管者以Pc＞Pc的概率进行监管，那么审计师最优策略为不作假，按国家有关的规定办理相关业务；如果监管者以Pc＜Pc的概率进行监管，那么审计师最优策略为违规，不按国家有关的规定办理相关业务，以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监管者以Pc=Pc的概率进行监管，那么审计师将随机的选择作假或不作假。
（3）监管者的最优监管概率Pc随（A—a）的增加而增加，随Ps、F1的增加而减少，也就是说，要降低监管者的最优监管概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提高监管者的监管能力，提高被审单位作假后被查出的概率（Ps）；
②加大对被审单位被查出后的处罚力度，并采用多种手段加大其违规成本（F1）。面对2001年前后审计失败案件对证券市场造成的信任危机，2001年前后监管机构加大了对审计师的监管。在2000至2001年度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联合执行的证券许可证年检中，一开始有8家会计师事务所未能通过，从而丧失了执行2001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业务的资格。2002年3月2日，中注协报财政部、证监会批准，吊销中天勤、深华鹏、深同人、华伦和中联信等五家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其中，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因严重执业质量问题被吊销执业资格；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因涉嫌“麦科特”欺诈上市舞弊案件，受到司法机关调查；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中未遵守准则、规则，并且该所拥有证券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不足规定人数。上述处罚不仅提高了证券市场审计的准入门槛，使得审计师违规成本大大提高：如果违规操作，就有可能丧失在证券市场的的基本资格。这样，违规成本F1大大提高，降低了监管者的最优稽查概率Pc，监管者可以以较低的Pc进行稽查，只要满足Pc>；Pc，审计师的最优策略就是不违规。这样，在保持证券市场一定的信息披露质量的前提下，为了节省监管成本，监管者有适当放松监管的趋向。正如吴溪（2007）6所说，“监管机构在近年来（2003—2006年）对会计师事务所或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认定显著趋于缓和与稳健”。
③减少A—a的差额。提高不违规审计师的审计收费，抑制违规审计师的审计收费，加强对审计师审计收费的披露监管。从2001年我国审计收费要求进行披露以来，应该说会对审计师出售审计意见行为进行了一定的抑制，从而使得审计师在收取因为审计串谋而获得过高的审计收费时有所顾忌，降低了监管的最优概率（Pc），使得审计师选择违规策略的可能性降低。审计收费披露制度，提高了审计师依靠审计质量收取审计收费的积极性，抑制了依靠审计违规赚取额外审计收费的动机。
（三）监管者的稽查最优概率（针对被审计单位的违规）
即监管者将以Pc所确定的概率选择稽查策略，以（1—Pc）的概率选择不稽查策略。该公式表明：
（1）监管者监管策略的选择取决于Ps（监管者在采取监管策略的情况下查出违规的条件概率）、F2（被审计单位违规受到的处罚及其他损失）、a—A（被审计单位违规的审计收费和不违规的审计收费之差）、R（被审计单位的违规收益）等几个因素。
（2）如果监管者以Pc>；Pc的概率进行监管，那么被审计单位最优策略为不违规；如果监管者以Pc＜Pc的概率进行监管，那么被审计单位最优策略为违规，以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监管者以Pc=Pc的概率进行监管，那么被审计单位将随机的选择作假或不作假。
（3）监管者的最优监管概率Pc随（a—A）的增加而增加（与审计师的情况相反），随Ps、F2的增加而减少；同时，由于0＜Pc＜1，所以也就是说（9）式右边分子小于分母，同时，Ps＜1，所以，PsR＜R，Pc随着R的增加而减少。要降低监管者的最优监管概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提高监管者的监管能力，提高被审单位作假后被查出的概率（Ps）。
②加大对被审单位被查出后的处罚力度，并采用多种手段加大其违规成本（F2）。
③减少（a—A）的差额，即增加（A—a）的差额。提高审计师对于可能违规的被审计人的审计定价，即对重大错报风险较高的被审计人提高审计收费，从而提高被审计人的违规成本，从而降低最优监管概率。同时降低被审计单位不违规时候的审计收费，也就是说对重大错报风险较低的被审计人收取较低的审计收费，可以较低最优监管的概率。
4.3.4一个关于审计定价的结论
4.3.3.2和4.3.3.3的结果中分别针对抑制审计师作假和针对被审计单位作假的两种解决办法中，出现A—a的差额分别需要减少或者增加的两种途径。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实际上可以通过监管和市场化两种手段分别加以解决（实际上4.3.3.2和4.3.3.3中的A—a是属于不同的情形，前者是针对审计师作假来说，后者是针对被审计单位作假来说的；就监管政策来说，关注前者的情况，就审计市场的定价机制来说，关注后者的情况）。为了抑制审计师作假，可以通过加大处罚从而提高作假成本，降低稽查概率；为了抑制被审计单位作假，可以通过审计市场定价机制，审计师对违规概率较高（重大错报风险较大）的被审计单位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审计师对违规概率较低（重大错报风险较小）的被审计单位收取较低的审计收费，从而增加A—a，达到降低最优稽查概率的目的。降低最优稽查概率带来的好处就是监管部门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达到较好的会计信息质量，换句话说，同样的监管资源投入达到了证券市场较好的会计信息产出，从整体上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区别定价，即对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收取较高的审计定价，有利于抑制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提高审计市场的运行效率。
第四节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定价影响：一个理论解释框架
本节在对前文所述的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了基本的理论（代理理论、行为理论）对相关内容的解释，然后归纳了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的基本逻辑框架，对重大错报风险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进行基本的分析，对全文规范部分的分析做出总结。最后在总体框架基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
4.4.1代理理论的解释
委托代理理论对本文的主要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代理论认为，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要求代理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务；并且认为，假定双方都追求效用最大化，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是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于是就会产生代理成本。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来看，代理成本源自于所有人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所有权人（委托人）缺乏企业运营中的随机信息，只有管理层（代理人）拥有企业运营中的随机信息。于是所有权人（委托人）只有退而求其次，选择基于企业业绩的“次优契约”。
（二）Homstrom（1979）证明了上述“次优契约”一般来说没有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也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次优契约”有着较高的执行成本，实践中往往委托人和代理人会选择较为“简化的契约形式”。
（三）代理人的风险规避与激励强度成反比。企业内部代理人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激励强度便越小。这样，上述“简化的契约形式”的最优机激励强度受到影响。
这样，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作用，信息不对称带了了较高的代理成本。
当代理成本很高的情况下，说明管理人与他股东之间的目标函数的差异越大，管理层有动机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较大的偏离了其他股东的利益。这样，管理层为了降低股东的不满，更有动机采用虚假的会计信息，重大错报风险就会越大。因此，代理成本越大，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越高，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同时，代理成本越高，对股东的效用函数的偏离程度越大，因为较大的损害所以索赔动机更加强烈，给审计师带来的法律风险、监管风险，或者声誉损失也就有可能越大。
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市场能够识别这种代理成本，这种代理成本最终将会由代理人承担。代理人为了降低这种代理成本，会主动聘用审计师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审计师声誉越高，这种约束可信度越高，公司的价值越高，代理人也因此得到相应的激励。
这样，代理成本越高的上市公司，越有动力聘用高声誉审计师进行审计，以便向相关人传递约束更为严格的信号，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由于代理成本越高，审计师的作用越大，被审计人也容易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代理成本越高，审计师的定价越高。
这样，代理成本越高，则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师的定价越高；同时代理成本越高，对审计师的需求也越高，同样增加了审计收费。
4.4.2行为理论的解释
（一）舞弊三角形理论
解释舞弊因素的理论，除了舞弊三角性理论之外，还有“GONE”理论、舞弊风险因子理论。GONE理论认为，舞弊由G（Greed，贪婪）、O（Opportunity，机会）、N（Need，需要）、E（Exposure，暴露）四因子组成。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将舞弊因子分为两类：一般风险因子，包括舞弊机会、发现概率、惩罚性质与程度；个别风险因子，包括道德品质、动机。后两种理论侧重解释个人舞弊因素，舞弊三角形理论既能够用来解释个人舞弊因素，也能够用来解释企业舞弊因素。由于舞弊三角理论应用更加普遍，有着更强的说服力；同时结合本文的情况，应用舞弊三角形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企业的舞弊特征，所以本文采用舞弊三角性理论，而不是后两个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