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晓婷的四个主要症状中，其社交恐怖的症状对其社会功能的破坏最大，以致她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中根本无法呆下去。她曾对我描述过一次参加本单位外出活动的情景。
年终岁末，几乎是各个单位总结工作、联络感情、奖励员工约定俗成的时期，罗晓婷所在单位的部门也不例外。利用两个工作日，再加上双休日，单位组织大家到北京远郊区的一个游览景点活动。
在单位，大家对罗晓婷真实的情况并不了解；她也羞于告诉别人。在接到通知后她着实为难了好几天。从内心说，她很想去，但也害怕去。虽说一起去的都是本部门的同事，几乎都认识，却依然担心自己不能适应，中途出丑。在与丈夫商量后，她硬着头皮去了。
集体乘车到达后不久，她就开始产生恐惧情绪。中午吃饭时大家相互敬酒，她不敢去。下午总是想着别人会怎样看自己，一定会议论自己依仗家里的势力，高傲、看不起别人。越这样想，越觉得能够在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这些意思，仿佛也听到了别人在这样议论。所以下午的会议她根本不知道讲的什么内容。
到了晚饭时分，看到夕阳西下，天慢慢黑了，她的焦虑程度急剧上升，愈发严重。只感觉浑身冒汗，手足无措，心慌难忍，呼吸困难。觉得房间四周墙壁仿佛在不断地向她逼进、压迫过来。她在房间里呆不下去了，不顾外面寒风刺骨，跑到了外面。过一阵似乎好了一些，勉强跟随大家来到餐厅，但一进餐厅，看到许多人在那里，顿时又感到恐惧、焦虑。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感觉，连饭也没有吃就跑回房间。她知道自己不能坚持下去了，无奈中给家里打电话，派车来接她回去。
这件事情后，她更加感觉自卑，认为自己事事不如人。
与丈夫的关系也更加恶化，经常抱怨丈夫不重视自己，只知道替他们家着想。夫妻关系紧张，每月只有一次性生活，而且多数时候不愉快。
由此看出，罗晓婷社交恐怖的情况已经较为严重，多疑、焦虑、趋避冲突更加困扰着她。
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也经过了仔细的论证：除了我无法判定的遗传素质之外，其个性特征方面已经具备了四个主要因素：思维上的刻板倾向、情绪上的焦虑倾向、评价上的缺陷倾向、行为上的回避倾向。并且这四个特征在她的身上都有明确的体现。
为了调整这种情况，我与她共同商定了解决方案，利用二十四次的咨询进行改善。
首先，分成三个环节，将心理分析和认知疗法结合起来，加之系统脱敏方法，消除焦虑导致的恐怖情绪。
第一个环节是心理分析方面所作的咨询治疗。
我借鉴奥托·兰克创立的“出生创伤”理论，结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利用罗晓婷自身性格中有易受暗示的特点，在上次音乐冥想的基础上，继续借助音乐的感召力量，尝试半催眠状态下的冥想，使罗晓婷在潜意识层面重新经历一次“再生”，完成她与母体分离的焦虑过渡。
这个过程经过五次咨询才得以完成，有时候也很艰难。
例如第一次，我让罗晓婷在冥想状态中回到了母亲的子宫，在完成“出生”时遭到她顽强的抵抗。在半催眠状态下，她一面流着泪，一面嘴里大声喊着：“我就不出去，就不出去！我为什么要出去！”此时罗晓婷的意识“退行”到母体子宫内，进入没有焦虑的最安全状态，以致她不愿意离开。
还有一次，当她的意识“退行”到青春期第一次月经初潮时候，她“看”到的自己依然是六岁的状态。
这些，我都在尽全力予以干预。
第二个环节，在每次进行这种潜意识疗法的操作前，我都要依据埃里斯“合理情绪疗法”的理论，与罗晓婷进行认知方面的讨论，通过苏格拉底式辩论，来澄清她对诸如“一个人不愿意长大和不能不长大”等问题的认识。
第三个环节，根据行为主义理论，帮助罗晓婷在学习肌肉放松训练的基础上，在想象中对其社交恐惧症状进行系统脱敏。我们商定了八个恐惧等级，分为三次进行脱敏。最后一次才进行到第八级的脱敏。做好这些，也为她实际上的脱敏做了心理上的准备。
其次，分为三次进行婚姻治疗。
我请罗晓婷的丈夫吴明来咨询室，一方面介绍罗晓婷的情况，希望他能理解妻子的现状；另一方面从吴明这里了解、核实罗晓婷的情况；同时对他提出要求：从关心、照顾、尊重、抚慰的角度积极配合对罗晓婷的治疗。尤其是在家里尽可能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在妻子与父母之间发生矛盾时，能够更多地理解妻子，在一段时间内多做一些父母的工作，必要时甚至可以采用“和稀泥”的策略；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不要使矛盾激化，更不要完全站在父母立场上指责妻子。
婚姻治疗的其中一个重点，是训练夫妻互动的交流方式，体会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达到能够理解对方话语的目的。开始时，双方都有一些抵触，认为没有必要作这样的训练。然而有了亲身训练的感受后，两人开始明白以往各自的交流方式中的不正确之处，许多时候并没有理解对方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而双方自身的有些做法，例如买衣服、发出性生活邀请信息等，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对方考虑，实际上多数都是停留在自己的角度。
再次，在完成系统脱敏基础上进行贝克的认知-行为训练。
主要是让罗晓婷从认知方面“领悟”到，自己眼中根本就没有刻意伤害别人的目光，也不会有人因此受到她的伤害，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为逃离别人、避免受到伤害的借口。
其“修通”的过程也比较艰难，需要她去核实自己的假设，改变行为方式。
我要求罗晓婷必须要从“看别人眼睛”开始训练，强化她在与我交流时已经可以看着我的眼睛的行为；并强调要逐渐从与一个人主动打招呼、说话，到强迫自己必须参与三个人以上群体的交流。开始时可以只是听、看而不说话，后来要有简短的插话，以至必须有意识主动发言。考虑到孩子在母亲心中的位置，我要求罗晓婷必须带孩子外出游戏，以孩子作为话题，与其他孩子的母亲进行交流。
罗晓婷确实很努力，克服了许多恐惧，当然在过程中，必须及时给予她支持，因此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脱敏训练。严格说，这样的训练一直到两年多后我们结束咨询关系时，她还在坚持。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行为练习确实必须要持续更长时间。
同时，我要求罗晓婷经常把自己训练的情况和训练后的感觉写出来，定期拿来给我检查。
最后，改变生活状态。
考虑到罗晓婷一家的情况，也考虑到她丈夫吴明的状态，在婚姻治疗和分别交流中，我都曾建议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可以脱离开大家庭独立生活。这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但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否则，在优越的条件下，他们内在的能量必然会受到削弱而不能发挥出来，改变现状的时间就一定会延长。
到咨询结束的时候，罗晓婷告诉我，他们已经在原来大院外面有了自己独立的住房，每周可以独立生活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