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家安全批判的演变
*战争与改革
*核武器与人的（不）安全
*冷战及冷战后的发展
*冷战结束与国家能力
*结论
任何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全面谴责都忽略了历史的盛衰沉浮，特别是漏掉了世俗政治理念一定程度上是对17世纪宗教战争的痛苦的一个有力的成功回应，它同时间接鼓励了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意识以及20世纪对立意识形态的共存。它言之凿凿地重新授权国家与公民、领土相联系，仿佛为不久的未来提供了最大希望。
——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1999【268】
人权并不是高傲的欧洲文化的宣言，欧洲人没有警告世界上的其他人不应重蹈覆辙。这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对民族国家的过度崇拜，这导致个体忘记更高的公理要求他们抵抗不公平的条令。对自然法道德继承的背弃，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投降，使（人权宣言的）起草者相信，这将会导致纳粹和斯大林式压迫的劫难。
——迈克尔·英格纳提夫，2001【269】
在前两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安全的优先主张是如何主要通过国家对个体成员提供的保护措施而得到证明的。它通常伴随着对个体权利及其对于主权限制的考虑。偶尔，理论学家提到了以下可能性，即国家在保护公民、居民等的义务上出现失误，这可能会削弱其对绝对主权的主张，并允许外国干预来回应国家的无能和腐败。然而在19世纪末，至少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欧洲，这样的思考被淹没于这一盛行原则下的个体、民族与国家的联盟中。
在20世纪的前90年中，保护个体的国际规范在三方面得到扩展。欧洲人对个体权利的理解缓慢地延伸到全球其他地区。他们逐渐接纳了一些人，那些在历史上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或在公民和政治权利话语中被排挤的群体（少数民族、女性和儿童）。他们将安全基本术语的探讨由生存深入到福祉和身份认同方面。至少在文件上，在有关人权的宣言、条约和协定以及对战争法的进一步详述中，国家逐渐接受了他们在这些领域日益增长的义务。
在这一章，我们要问道：什么是这场步履维艰的演变的根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怎样的发展促进了国际社会在安全话语与实践领域中对个体实际地位的理解？什么是冷战之后安全思考迅速变化的历史和物质基础？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们将讨论20世纪前半叶的一些发展，质疑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对国家和个体关系的理解。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转向对冷战期间安全话语演进的论述，特别是日益发展的对集权主义者以及安全的军事定义的质疑，这形成了后来出现的“人的安全”理念的思想基础。
战争与改革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的传统是通过将公民合并入民族，然后将民族合并入国家来考虑，没有给个人留下任何空间来争夺国家安全的主导权。只要普通民众的生活是安全的，只要他们在习俗和契约式的理解方面节制了国家特权，重新思考或者挑战国家主导权的需要就被降到最低。然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中，权力分配的转移，新意识形态的发展（包括激进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科技的进步都逐渐破坏了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平衡。本章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略轰炸、大屠杀以及核武器的出现，并指出他们是如何成功地质疑了国家履行其向公众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
两次世界大战让将近1亿民众和战士过早死亡。【270】这其中的许多受害者的死亡方式——汽油弹、毒气室、饥饿以及死刑——的残忍和不人道，触动了幸存者的良心。庞大的伤亡人数和被另外一批人强加于人身上的不人道做法，致使许多人在二战之后质问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是否过分了。这种针对国家安全的批评表现在，在纽伦堡审判中的法官因纳粹领导者的罪行而拒绝豁免其个人责任，还有人权共同宣言中对个体相对于国家的特定权利的列举。
对国家或者国家安全批评的出现与人权话语的提出有密切关系。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说法是，批评国家安全以及提出人的安全理念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为对国家无力提供公民所要求的物质和生存安全的认识的出现，（同一批公民或人群）才试图收回那些名义上已经“转交”给国家的权利。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有关大屠杀的公约以及《日内瓦公约》，都可能被视做是从国家那里成功夺取个体权利的标志，在这里追溯本章所提及的悲剧就显得十分必要。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对人权的重新夺取是真实存在而不是隐喻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个体权利的回归被记录于国际文献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在国内或是国际政治上超越了国家权利。毕竟，这些协议都是国家采用的。而且在大多数问题上以及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人权常常要让位于国家权利，直至20世纪70年代。
世界大战
在1899年和1907年，主要强国在海牙会晤讨论削减武器、避免战争以及战争法的议题。海牙会晤中并没有达成削减武器的共识，但通过了有关文明化战争的重要协定。1899年海牙协定的签署国同意宣布以下行为不合法：从热气球上扔炸弹，运用射弹释放窒息性气体以及扩大达姆弹的使用。【271】正如亚当·罗伯特已指出的，许多这些规定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漠视了。战争初始，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就违反了条款1（1907年关于战争中立区的海牙第五号协定），它明确了“中立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更模糊的地方在于那些反抗德国入侵国家的战争防卫资格。海牙会晤没有在澄清这一点上取得多大进展，而德国在对抗比利时阻击者时毫不留情。在1915年4月，德国使用了有毒气体对抗同盟国；英国在五个月之后的落斯（Loos）战役中用类似的化学武器来回应。禁止从空中（热气球）扔投炸弹，并没有阻止敌对空军炸毁另一方的军队和工业资产。塔米·戴维斯·比多（T ami Davis Biddle）争论说，因为飞机不是热气球，所以国家都不被“不能从热气球上进行轰炸”的规定所约束；正相反，所有方面都急于验证军队新生的空军力量。【272】从总体上看，交战国试图瞄准的是军事目标，但是炸弹的精确度之低，使得平民和没有抵御能力的城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攻击。
经比多观察，战争中“也出现战略轰炸的方式——在破坏敌方的战争经济和战斗意愿方面，轰炸在战线后方起到了很大作用”。【273】她引用了德国在英国海岸及伦敦运用齐帕林（Zeppelins）飞艇，法国抵制德国的袭击，以及英国轰炸德国工业中心来结束战争等作为战略轰炸的范例。【274】在这之后，正如我们将发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轰炸成为主要问题——在战争法和公民伤亡人数方面。一战主要是禁止轰炸“没有防御能力的”城市和乡村以及对医院、教堂和用于艺术和科学的建筑的攻击。亚当·罗伯特认为，当到处都发现有违反海牙协定的现象时，大家必须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战争法最大最严峻的挑战”：“这是可怕的军事屠杀，因为军队使用了机械枪支，炮弹以及堑壕战。”【275】说是最严峻的挑战，是因为屠杀并不违反战争法；战士与战士作战是与1868年通过的圣彼得堡宣言一致的，宣言中认可“在战争中，国家应努力完成的唯一合法的事情，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276】区别之处在于，一战是一场全面战争，这里所有“社会力量因战争被尽可能动员起来，工业为发动大规模战争提供各种途径，而被征召走上前线的穷人毫无疑问地成为目标和受害者”。【277】对全面战争和它主要受害者的观察，已经被载入一个关于（陆地）战争法的讨论中，讨论主题以规范和经验为主，突出了战争正在改变的本质以及它骇人听闻的人为后果。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有能力向他的公民提供保护，使其免受战争的蹂躏，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国家在这段时期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情况似乎在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第二次全面战争，从死亡人数讲其破坏性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倍，造成550万人死亡，其中超过半数是平民。【278】战争期间的三种发展与我们的分析有密切关系，即战略轰炸、大屠杀以及核武器的出现。这些发展巩固并扩大了已经在一战中很明显的趋势：国家越来越没有能力提供公民所期盼的人身和心理安全。没有哪一个地方比纳粹德国占领和统治的欧洲国家能更明显地反映这种现象了：犹太人从这里被驱赶进犹太人居住区，被运送到集中营，来自德国的犹太人群体也加入进来并最终被屠杀，这被认为是针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
战略轰炸
战略轰炸指的是为了打击对手士气和作战意愿，从空中炮轰敌方的工业中心和居民区。因此，战略轰炸的目标相对于对敌方的工业生产能力的破坏和心理打击，更少关注于对前线战士人身伤害以及对他们作战装备的破坏。战略轰炸的倡导者推断，一旦对敌人工业和居民目标的空中打击到某一极限，敌人就可能被“击垮”。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将军，英国皇家空军（RAF）的首脑，肯定了英国1918年炮轰德国工业中心对德国士气所造成的影响。正如他之后所说的：“炮轰的道德影响与其物质影响毫无疑问地构成了20∶1的比例。”【279】历史学家嘲笑特伦查德的数据无中生有，他们更加尊重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Guilio Douhet）有关空战的理论。杜黑在1921年出版了他富有影响力的著作《领空权》，他认为未来战争的成败取决于空军力量。杜黑认为，对空军力量起决定性因素的是它的预期目标：
仁慈地说，在这种（空中）战争中决定是迅速的，因为决定突然打击目标直接指向平民，那是国家在战争中最没有能力维护的方面。尽管这样，这些未来的战争可能被认为比以前更加人道，因为在长期看来，它们最终可能流血更少。【280】
杜黑的有望作为现代战略轰炸之父的说法，停留在把道德和战略混为一谈的层次上。空军力量是未来战争之星，当瞄准平民的时候，它将缩短战争并造成更少的流血事件。特伦查德对战略轰炸能够击溃敌人士气的能力非常确信，但是他并不看好它是否是更人道的一种途径。杜黑的理论是两次战争期间军事学院激烈争论的焦点，但如同所有学院派的争论一样，这些将在现实事件中得到澄清。
二战开始时，英国、法国和德国同意了美国的一项提议来限制对军事目标的轰炸。这种限制直到1940年5月才被注意，当时德国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华沙和鹿特丹。在8月份，德国无意中轰炸了伦敦；之后那个晚上，英国作为回应空袭了柏林。【281】就这样不知不地觉进入了杜黑-特伦查德（Douhet-T renchard）的战略轰炸模型中：为了寻找所有重要的（而最终是难以捉摸的）打击对手公众士气的政治目标，而对城市进行不加选择或者“区域性”的轰炸。这意味着尽可能多地制造伤亡（就像在炮轰中），最终使那些幸存者因为伤得太重或者士气受挫而无法作战。
美国空军于1942年加入欧洲战场，其头两年的空中军事行动是为了制止德国和意大利对平民目标的轰炸。直到1944年末，美国空军严守他们对军事目标的“精确轰炸”行为，然而随着可供选择飞机的增多以及公众快速结束战争的主张，致使其最终加入了对德国的“区域性”轰炸。【282】英国和德国的杜黑式战争造成了对伦敦、柏林、考文垂和汉堡的严重毁坏。美国和皇家空军在轰炸方面的正式合作最早是在1945年初，随着号角军事行动[这打击了海德堡（Heidelberg）、哥廷根（Gottingen）和巴登-巴登（Baden-Baden）]开始，随后是震雷军事行动（打击了柏林），最终是轰炸德累斯顿（Dresden）。【283】同盟国对德累斯顿——一个非常漂亮但是没有军事设施的城市的轰炸，可以被推选为战争中最可怕的一段经历：由于炮轰引起了大爆炸，把从陆战中逃出来的数以万计的难民烧成灰烬。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对这种歼灭的描述：即使“防空洞也成为令人窒息的焚化炉，它将里面的人烤熟直到他们的身体变成干尸，而他们的脂肪在地面上厚厚积了一层”。【284】杜黑继续说，德累斯顿战争“预示了在远东战场上即将发生的一切”。一个月后，对东京的炮轰开始，8万人死亡；在杜鲁门总统下令于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两地投放原子弹之前，66个其他日本城市遭遇了相同命运。【285】
战略轰炸，或是杜黑—特伦查德模式变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贯彻，这被视为是一种暧昧的道德策略。它模糊了战士和非战士的区别，因此难以应对几个世纪以来文明战争法规的责难。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人员伤亡，并且没能够做到如杜黑理论所说的，对对手士气的致命打击。战后对战略轰炸的总体评价，对其在打击德国士气有效性上产生了怀疑。迈克尔·沃茨（M ichael Walzer）和格里非·柏斯特（Geoffrey Best）巧妙地提出了与战略轰炸相对的道德问题。两人主张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正如1939—1944年间英国所遭遇的，战略轰炸不是不合理的；然而到1944年中期，当英国不再处于致命危险中并且已获得技术上的能力来执行精确轰炸时，它显然就不应当继续——但事实上，当时加剧了对德国城市的逐一轰炸。【286】德国平民数以十万计的死亡人数——包括10万在德累斯顿死亡的人——战争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关于战略轰炸的不合法性很不明确，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前有关城市轰炸的战争法本身的含混不清。在纽伦堡，当对希特勒的将军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行为进行审判时，起诉只对此略有涉及，部分就是因为法律的不明确，更可能是因为同盟国军事力量也牵扯到这种作战方式中。在格里非·柏斯特的重要著作《人类和战争》中，他在对20世纪前半叶战争的分析做总结时沉痛地说：“它（他的分析）更多地涉及到平民。从客观和数量上讲，他们是战争法最为忽视的一类人。”战争法缺乏对平民的保护是因为一战，特别是二战中，“‘战士’和‘平民’的本质区别的界限变得更模糊”。【287】柏斯特的书探讨了这种模糊了战士和非战士区别背后的因素，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战略轰炸。可以说，战略轰炸对我们问题探讨的意义在于它所引发的道德问题，特别是鉴于战后对它战略价值的评估。柏斯特在看待整个问题上有他独到的眼光：事实上，他的分析更多的是关于平民的，并且我们能够更好地进行补充，它也涉及到了国家在保护公民免受伤害上的无能。
大屠杀
当绝大多数人正担心他们的国家在保护他们抵御其他国家掳掠的能力时，德国的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遭遇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迫害。就像德国侵略他的邻国，诸如法国和波兰时发生的一样，这些犹太人被逮捕并送到集中营中处决，这都是作为希特勒对“犹太问题”的“终极解决”的一部分。600万犹太人在这种有预谋、有组织的谋杀中送命，这在后来被我们称为大屠杀。虽然纳粹政府也谋杀和迫害老弱人口、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吉普赛人以及同性恋，“大屠杀”还是最频繁地被用于形容1933—1945年德国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政策。所谓终极解决的三个阶段是有目共睹的：1933年到1939年，德国的犹太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可以说是被妖魔化了，身体受到攻击，并被迫远离工作和家庭。1939年到1941年，另有150万犹太人（不包括50万德国犹太人）被纳粹控制；许多人被驱赶进被占领的波兰和法国的犹太人区直到进行“区域解决”，即将他们流放到马达加斯加、法国殖民地——这些被德国推断很快将被法国放弃给他们的地方。【288】在第三阶段，以1941年袭击苏联开始并持续到1945年战争结束，希特勒进行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289】
大屠杀竟然是由“一个沉浸于西方文化并富有科学知识的人”所造成，【290】这震撼了许多人。希特勒式的国家盗用科学理论以及公共事务管理方法，对欧洲犹太人进行富有效率的谋杀，这也是对现代化成就的一个有力打击。在论述什么使大屠杀成为可能时，伊恩·克肖（Ian Kershaw）指出了他认定的对自由价值“正面的和彻底的”打击的缘由：
个体是毫无价值的，完全服从于以种族定义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被“国家集体”排斥的群体将自动失去所有公民权利？ ？1920年纳粹纲领公开宣称：“只有国家成员（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才能成为国家公民。只有那些具有德国血统的人？ ？才可能成为国家成员。因此，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成为国家的一员。”【291】
在丹尼·歌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感人但毫不轻松的论述卷册中，他试着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德国人屈服于这种对自由价值的打压。他提供的解释是，德国反犹太主义，在他看来是意识形态上的推动力，使得许多德国人在大屠杀中成为“执行希特勒意愿的刽子手”。当他的论述还富有争议的时候，他的关于普通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关系的观点很引人注目：
如果纳粹看到一个德国平民把犹太人看做普通人，把一个德国犹太人看做是他们的兄弟姐妹，那么难以想象纳粹会？ ？进一步发展下去，灭绝犹太人。如果他们想以某种方式继续的话，那么发生的攻击总有可能为人所知，德国杀害这么多犹太人的可能性将非常低。【292】
这种强调共同人性的说法是大屠杀给我们的核心教训。战后规划者用两种方法制度化了这个教训。一种是在反应层面——这牵涉到制止和惩罚，他们设立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这里正如前一章提到的，以主权豁免观作为系统化的违反人权的借口受到质疑。从预防层面，他们将基本人权写入联合国宪章、之后的人权共同宣言和一系列其他国际上用于保护（非战士）个体的公约中。正如柏斯特说的，纽伦堡审判和人权宣言是同盟国“和平殿堂”的两大支柱：“人权纲领代表了确立未来的价值，而战争罪审判象征着过去邪恶力量的瓦解。”【293】
尽管规范变化对国际（和国内）行动的影响在冷战时期很有限，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人权运作方式直接指向具体国家的主要保护手段；但他们试图恢复作为个体的他/她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在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二战时期和大屠杀中是被歧视的（其中对很多人达到了极致）。在思想和规范方面变化的重要性并没有被过分强调。当国家因为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保护该国公民的安全（这也是其应当提供的）被具体化或者被置于圣坛，推进以个体权力为基础的话语体系似乎就没有必要了。二战时发生的战略轰炸特别是大屠杀表明人类缺乏该类话语讨论时存在巨大的危险性。我们能够描述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社会主义者、战争罪犯和其他公民所犯的暴行，但我们找不出任何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和谴责国家的掠夺行为。如此一来，这样一种词汇或者言论——以人权思想为中心——的出现就成为二战这一悲剧时期最宝贵的成果之一。对于生活在西欧之外的人而言，这种人权话语的存在可能在它出现的前25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没有很大意义。冷战和两大阵营的敌对状态，中止了这些渴望的实现并将其抛至脑后。但重要的是，人权思想已经根植其中。
核武器与人的（不）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轰炸以及大屠杀，都指向与国家偶像崇拜有关的危险和不可宽恕的罪行。然而，在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的批评中，核武器占据了一个更暧昧的位置。在冷战期间所坚持的核战略形式——通过确保互相毁灭（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来互相遏制，是一方以控制对方人口为人质，使他们面临一种最恐怖的死亡为前提。美国和俄罗斯都威胁要大范围破坏对方工业和人口中心，试图以此来防止双方及其同盟国之间的战争。准确地说，五角大楼1965年将“确定性破坏”具体化为“苏联人口的1/4—1/3和苏联工业的2/3”。【294】就连最主要的现实主义者亨利·基辛格——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后来的美国国务卿，也把确保互相毁灭描述为“发动战争最野蛮的战略”。【295】这种向和平迈进的方式，明显将所有人类置于风险中并给予人类以不安全感。因为数百万美国学龄儿童是处于冷战巅峰期，人们总会回忆起“桌下的鸭子”的演习。
然而有证据认为，冷战期间核武器尤其是MAD战略的存在，在防止两个超级大国互相打击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296】换句话说，核武器限制了两个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大对手用以往超级大国通常使用的方法——一场大的战争来解决差异。这样一个直接冲突——世界在1961年和1962年就濒临这种危险边缘——可能会使以往战争的破坏程度和范围相形见绌，甚至可能消灭大部分人类。已存在的证据表明，在1961年柏林危机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两方都曾努力避免使得另一方陷入困境。【297】在这些及其他危机中，悬在决策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核剑可以作为他们保持谨慎和克制的主要理由。在与核因素不相关的情况以及两个超级大国没有形成当面对峙的情况下，他们就没有那么谨慎和克制了。这可以从（苏联）对匈牙利的入侵和（美国）对韩国及越南，（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苏联）对阿富汗，（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军事干预中得到验证。对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出于避免大战的目的，先前两极体系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洞见表明，M AD已经成为支持普遍和平的主要因素。
然而这种踌躇满志的“核安全”评论家并没有指出，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核世界中，人的心理和生存上存在的不安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反核电影《奇爱博士》表达了那些感觉不到安全的人的观点。同样地，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所打出的著名政治广告被一致认为对战胜他的共和党竞争者巴里·格德沃特（Barry Goldw ater）作出了贡献。这个广告设计了在花园里一个小女孩反对蘑菇云的场景。广告暗示，好战的格德沃特在其任期内可能会使美国更接近于核战争。M AD的不安全远不止由于全球公共政治觉悟的缺失。
此外，当国际关系专家忙于研究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领导下的执行委员会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展现出来的成功核冒险政策时，最新发现显示，美国和苏联比通常认为的更为接近核悬崖。苏联的一艘潜艇曾在美国海军的深水炸弹轰炸下剧烈晃动，潜艇上的三名军官中的两名下令将核弹头鱼雷上膛，因为他们猜测战争已经开始。而只有另一名叫瓦斯里·亚基博夫（Vasilii Arkhipov）的军官（因为他最近在苏联逝世，这个故事才得以公诸于世）保持了镇定，并说服他的战友不要向在上面挑衅的美国军舰发射核弹头导弹。【298】对于核安全的怀疑论者，这一插曲说明了一些因素的潜在性，诸如不知名的局部指挥官和他们对于发动一场核战争的心理临界点。美国并不知道苏联潜艇拥有核弹头鱼雷，事实上直到亚基博夫的事迹浮出水面，这个事实才为众人所知。发射一个核弹头鱼雷可能将危机上升到一个不可想象的强烈高度。
在被迫放弃对古巴的原主张之后，苏联总统赫鲁晓夫发誓“再也不”处于对美国的军事劣势状态中。尽管有热线（指供政府首脑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相互联系的直通电话线路，尤指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电话线——译者注）和限制禁止核试验条约，苏联仍将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上。20世纪70年代初，双方在战略上势均力敌，这使得双方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SALTⅠ）成为可能。尽管如此，SALTⅠ没能阻止双方继续发展他们的核军火库。苏联继续建设其军火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们积累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 s），虽然质量不是很好，但在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这使得美国重新强烈地感到了核能力上的不安全。两位物理学家在关于“确保互相毁灭”（MAD）和“核目标锁定”（NUTS，Nuclear U-tilization Target Selection）的辩论中提到了这种不安全。前者的支持者认为，阻止核战的要求是拥有第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主张NUTS的人则认为，进行一场核战争的能力——包括在每一次扩大差距上与对手相匹敌的能力——是成功阻止核战的必要条件。【299】关于核武器的辩论，开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罗纳德·里根政府的政策。里根置身于一群苏联问题专家的包围中，这些专家确信苏联正在策划并要赢得核战争。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做好准备并武装自己。这种对核战略的应对方式不仅警告了M AD的思考者，还警告了美国和欧洲公众。
被很多观察员喻为第二次冷战的里根政府对“邪恶帝国”的强烈一击——其中关于赢得核战可能性的激烈讨论是它的一部分——作为手段刺激了大范围的反核运动。20世纪80年代早期，西方普遍反对超级大国中核政策起支配作用的行动。有关科学家成功地提出了核冬季理论，他们的计算机模拟模型显示500—2000颗弹头的爆炸会引发一个并发的“核冬季”——一种不可逆转的气候和生态破坏，这足以毁灭世界。【300】自1962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公众第一次真正开始恐慌，担心超级大国的政策正在把他们推向核战争的边缘。1984年，《原子能科学家公报》将杂志封面的时钟调到午夜12点之前3分钟，这是一个核浩劫发生的时间。【301】
天主教会，以对正义战争的论著传统闻名，以其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宗教信函的方式加入了核讨论。【302】在美国国家天主教主教会议撰写的致信徒的信中，以宣告人类正面临“一个成熟过程中最危急时刻”作为开头，认为危机与“核武器给世界以及世界上我们认为很珍贵的东西所造成的威胁”有关。这是因为主教们已经“看到并且感觉到了危机的影响？ ？在我们所服务的人的生活中”，这驱使他们讨论对核局势的道德评价。【303】结合天主教道德观和对具体核政策的灵活理解，主教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拥有核武器来达到阻止战争的目的是可以接受的，其条件是核武器拥有者应努力进一步裁军。仅仅是作为一种过渡性政策去阻止战争，这符合道德意义。主教们不接受那些以公民为靶子的目标战略，认为所有核武器在道德上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同样站出来反对核优越观点，认为核自满是第二不能接受的用以达到战争阻止目的的战略。【304】
当天主教主教们通过基督教道德规则来评论核抑制及核战争时，约翰逊·舍尔（Jonathan Schell）的《地球的命运》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与宗教无关的但热情洋溢的请求，倡导人类的当务之急是埋葬核武器，以免核武器埋葬人类。【305】舍尔认为从核时代开始，人类就拒绝思考核战争带来的后果。舍尔的书——建立于最新科学发现之上——讨论了一场全方位的核战争所带来的共同灭亡的后果。他反对那些认为要提升核阶梯或者打一场有限制的核战争的说法的人，他认为核战争的后果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可能会从根本上结束地球上的生命。把迫近的核浩劫与20世纪40年代的大屠杀作比较，舍尔写道：
我们不愿意相信（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气体）？ ？但是我们满含希望的怀疑被那些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残忍事实冷酷地中止了，于是我们被迫相信。但是毁灭（核战争带来的）并没有出现，它藏在未来时间的帷幕后面，那里人类的肉眼永远不能看穿。那些生还者的证词是千真万确的？ ？（关于）广岛和长崎为我们提供了核武器毁坏的生动记录，但是这个记录，看来已经耗尽我们情感回应的力量，仅点亮了核浩劫的一个很小角落，从任何角度来讲，并没有触及到毁灭的问题。【306】
舍尔反复地指责他的读者对核问题的麻木，这种喋喋不休使得这本书获得畅销。在结束部分，舍尔认为“选择”不是取消核武器或者面对毁灭的可能性。从第二次冷战的高度来写，舍尔的书能被关心以下问题的读者接受，即认为里根政府的政策可能会使得美国和俄罗斯陷入对抗之中。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说舍尔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但是在抵制人们在核安全假想中变得麻痹这一方面，他的书确实成为最雄辩最富有激情的著述之一。他的言论基于确保人类存在的重要性，相对于大众的理解，这使他更接近于成为一个提升“生活、自由和个人安全的权利”的理念发展者。
一个不那么倾心于进行军备竞赛和对抗苏联的美国政府，能否同样唤醒世界舆论对于核战争危险的认识，这难以得知。但我们对当时论述的解读并不仅仅涉及到里根政府。在第一个核装置爆炸30多年之后，一种倦怠和惶恐的意识在消息灵通的西方公众中产生，这使他们相信生活在核破坏威胁下并不是假想。吉米·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助长了那些合理观点，他们超越国家主权而提出，制止核行为中真正的心理和潜在意义上的人类代价（在战争中）问题。里根政府所倡导的为打核战争制定的计划和设想，为这种重新思考添加了一个刺耳的急迫声音，但反核运动及这一运动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对政府核战争宣传的回应。
反核运动并没有在冷战之后逐渐消失。1994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诉求是这方面思考的最新体现，它排除了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异议，要求联合国国际法庭（ICJ）确认国际法是否允许核威胁及武器的使用。许多不结盟国家肯定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使用过分伤害性武器？ ？并且核武器的影响是不区分战士和非战士的”。【307】国际法庭在两年之后宣布了他们的决定，认为通常意义上，核武器的使用或者威胁是“不合法”的，虽然这与国家为自我生存而战的极端案例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相抵触。【308】那些被核武器威胁的或者是计划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当然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极端的例子”，但是国际法庭的观点意义在于，它对相关国家负有责任。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核国家能证明，他们对国际团体进行的核威胁或者使用核武器是正当的。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核武器能否通过“这有关美国生死存亡”的检验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与国际法庭的观点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大会内部逐渐意识到核威胁是非法的，而且已有相关策略使国际法也适用于核武器使用者。
与此同时，由澳大利亚政府组建的关于消除核武器的堪培拉委员会发布了它们在冷战后时代的核武器有效性方面的调查结果。委员会成员类似于一个以国际思维思考，决定并执行军事战略的人。报告指出呼吁消除核武器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核武器破坏性太强以至于它们不能被用于军事目的，它们只能被用于防御。委员会认为核武器不能被使用，部分是因为用核武器对抗一个没有核的国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不可原谅的”。第二，委员会认为对核武器的继续部署承担了过高风险，它们可能会由于意外而被引爆。最后，它认为如果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拒绝放弃它，核武器扩散将不可避免，而这将降低所有人的安全感。【309】使这些结论更有力和可信的是，这是那些制定和执行核政策的人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是政策决策人或者核战略家之类的人的一致共识。
国际法庭和堪培拉委员会取缔核武器的观点遭到了核国家的强烈质疑。冷战的结束使核武器竞赛走向了边缘，事实上它导致了美国和苏联军火库遵守严格地协议性减持。这时，一种新的与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如生化武器有关的不安全又出现了。可能落入恐怖主义或者“流氓”国家之手的危险，使这些武器替换MAD而成为新的不安全根源。“9 · 11”事件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因为M AD所针对的所谓弱点和危险，其依据在于对手的理性，它更看重自我的生存而非消灭或者造成对手死亡的意愿，因此理所当然要做防御工作。而恐怖主义者不会采用通常的这种简单的成本收益考虑，所以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可能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引爆一个粗糙的核装置或者释放生物毒素，这的确令人感到恐惧。那些涉及引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认为，只要他们成功地通过牺牲自己现世的生命，对敌方的公民造成最大限度的伤害，就能换取来世更好的生活。
如果在整个MAD时代，人类的不安全是来源于我们无意中成为恐怖相互制衡的人质，它实际上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所做的一场交易。这些核国家相信，在应对其他核国家问题上采用正确的战略，就能使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到最小。与这种战略有关的心理不安全是生活在核武器时代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核战争的危险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减少，但是国家——包括核国家和非核国家——都面临着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挑战，他们从中发现了相同的危险但却更难处理。这涉及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增殖以及它们将落入错误的人手中的可能性。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不遵守游戏的传统规则。美国认为不得不发动对抗伊拉克的防卫型战争，以消除萨达姆·侯赛因制造的（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自“9·11”以后，在怎样保护他的公民不受“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恐怖主义者的威胁问题上，美国似乎已黔驴技穷。美国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和资源，防止放射性资源落入恐怖组织的手中。但是许多专家认为，对于这些组织来说，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建立和使用一些小型核装置只是时间的问题。如在1997年，俄罗斯不能明确确定他军火库中132个手提箱大小的核装置中84个的去向。【310】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引爆这样一个核装置可能不会像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一样杀死同样多的人，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更高。这部分是因为国家不能百分之百成功阻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材料的途径，部分是因为恐怖分子非现世的成本计算方式使他们变得不可阻挡。尽管冷战结束而且国家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核武器继续成为威胁“人的安全”的主要来源。
在本章一开始，我们将理查德·福克对国家的历史性评价和迈克尔·英格纳提夫认为正是民族国家的偶像崇拜使得大屠杀和斯大林屠杀变得可能的观点并列在一起。他们都没有错。福克可能承认国家具体化使纳粹德国的过激行为变得可能。英格纳提夫也不太可能否认国家的成就，包括重新授权给国家制度来应对未来的挑战。20世纪的事件深刻引发了人们对于国家、国家安全和个体安全、平等问题的严肃思考。因为即使按福克所说，世俗国家在保护个体以及他或她的宗教信仰不受其他人（拥有不同信仰的人）蹂躏的作用是存在的，两次世界大战、战略轰炸的出现、大屠杀的经历以及互相确认性毁灭政策，的确让许多普通平民受到伤害，并让他们处于一种严峻的不安全状态中。
虽然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和科技“进步”引发了很多有关国家保护能力的严重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在国际关系中被边缘化。没有比法学家的范例或者国际法指称对象为国家的事实更好的证据来支持国家具体化了。只有当人成为禽兽——就像大屠杀期间纳粹和他的支持者们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才会例外地绕过国家原则，而将纳粹头目作为个体审判。可以确定的是尝试已经开始，而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开端。这种状态被认为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并有极强适应力的创造。当对国家崇拜的风险性有了进一步认知时，大家对福克认为的国家的稳定性和积极方面也有了更为普遍的理解。这种国家制度上的改革是1945年以后被引入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人权宣言以及有关种族屠杀的条约。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偶像化状态几乎被完全消除，但除了极少数例外，这种努力在以后的40年中已被搁置一边。
冷战及冷战后的发展
尽管有细节上的限制，“人的安全”理念源于整个20世纪后半叶中相同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保卫人权、战争行为文明化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规范更加清晰化。
——阿斯特雷·苏尔克（Astri Suhrke），199【311】
在前一章中，我们描述了有关个体安全国际规范曲折的发展历程，认为许多为后来的“人的安全”理念所设想的根基在冷战时期被搁置了。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们讨论了历史事件和科技发展是如何支持对个体安全地位的再思考的。虽然在20世纪前半叶，这些事件都削弱了国家保护个体这一观点，但有关个体需要被保护以抵抗国家的观念，还需要等待另外的40年——差不多直到20世纪结束——才成为主流舆论的一部分。在这一理念的空白期，我们发现了许多发展体现在帮助人权议程逐渐进步，本章这一部分的目的，就是去探讨这些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特别关注到一些相关思考者的看法，他们力图摒弃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范例就是“军事安全”这一观点。他们还试图扩大和重定义包括经济、环境和人口方面的威胁安全的观念，为“人的安全”理念的出现铺平道路。我们同样认为，多变的国际局势——直到冷战结束——和之后的国内战争为他们对抗国家和军事安全的努力提供了帮助。
可耻的30年
“可耻的30年”是指格里非·罗伯森（Geoffrey Robertson）所说的从人权共同宣言签订到卡特政府就职之前的这段时期。【312】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对罗伯森来说是可耻的，因为无论共同宣言中的精神还是条文，都没有被大多数国家所重视。就像他说的那样：“以共同宣言为基础的任何世界新秩序的前景都在迅速破碎。”【313】而打碎这些前景的是冷战。1947年东西方竞争的开始和1949年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激化了这一敌对状态，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军事危机，有“限制”的战争以及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或明显或隐蔽的干预以支持危险中的国家，或打击、罢黜第三世界满怀敌意的领导者。
鉴于这些压力，“国家安全”从本质上依然狭隘地以国家和军事为基础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对安全的理解几乎与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的学说相一致，在后来学术和对外政策言论中占主导地位。【314】当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被认为遭遇了当前包括核武器竞赛的两极对峙紧张局势的威胁时，“人的安全”观点也就变得不相关了。然而，即使是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它也并没有遵循对个体的保护就此全部消失的观点。核武器的存在促使那些思考者将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区别思考，这在前一部分已经讨论过。
同样重要的是，在冷战时期人类个体所付出的代价日益明显。虽然没有一个核危机真正爆发，但是它们还是凸显了个体生存的脆弱性。经综合统计，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有超过500万人死亡。在外围国家，由于与某个超级大国结盟并受其保护，埃里克·豪克纳（Erich Honecker）、费尔南德·马考思（Ferninand Marcos）以及阿纳斯塔西·索玛扎（Anas-tasio Somoza）这样的独裁者尽管犯下了杀人及其他侵犯人权的罪行，但依然可以逍遥法外。这些主要对手的国内政策也不免受到冷战的影响：麦卡锡（McCarthy）时代在美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共情绪，这歪曲了政治前景，侵犯了许多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并且从某些角度说，破坏了无辜的美国民众的生活。
在战争休整期，两个超级大国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但他们并没有改进类似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权议程方面的观念。直到1974年，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发现他的驻智利大使与皮诺切政府提出了有关人权的议题，他命令他的工作人员“告诉（美国大使）波普（Po p-per）取消政治学演讲”。【315】这种避免讨论奥古斯多·皮诺切（Augus-to Pinochet）体制下侵犯人权的政策——从中央情报局（CIA）参与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之后开始——是一种日渐与时代脱节的举措。被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国内政策所激怒，并且从他无是非观念的对外实用主义政策中醒悟，美国民众在1976年投票换届。他们选择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其竞选阵营谴责了尼克松—福特任期内国内外政策的不道德。
虽然总的看来，对个体安全来说，1946—1976年是个黯淡时期，但还是存在着三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欧洲。正如在第二章中提到的，二战后的数十年里欧洲的人权政策正变得更加重要和全面。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在1953年9月生效，由欧洲人权委员会监督，欧洲人权法院强制执行。最新的是人们的请愿权利，人们可以在认为他们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向委员会直接申诉。如果申诉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委员会将把这个案例提交给欧洲法庭，而法庭的管辖权对所有成员国都有效。欧洲在实现宣言中“选举权”方面的杰出作用，可以从他们曾是二战和大屠杀时期被屠戮的中心上得到解释。欧洲统治者意识到了在国内践踏人权（如在纳粹德国）和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倾向之间的直接联系。人权作为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补充，已成为一种防止战争重现的途径。【316】
第二个亮点是类似法学国际委员会（建立于1952年）、大赦国际（1961年）和赫尔辛基观察（现在的人权观察）等这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出现。【317】但是，即使在这些专门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出现之前，其他关系更广泛的组织如世界教会协会、国际社交名流组织甚至美国劳工联盟，都是在42个被邀请（由美国国务院）参加1945年旧金山会议的非政府组织之中，这里他们扮演了一种坚持联合国宪章中所包含的人权条款的角色。【318】
无论怎样，大赦国际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人权组织，这部分是因为它不知疲倦、毫不退缩的努力——在冷战的任何一个时期——以统计被不同性质的政府关押的政治罪犯，并且让这些政府为其剥夺不同政见者的人权而感到羞耻。大赦国际的人权工作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的努力是在一个特定政治环境下开始并继续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自由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始终对他们同盟国家最严重的人权侵犯现象视而不见。历届的美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质疑其在第三世界的同盟国家的人权纪录，因为华盛顿需要他们的支持来对抗冷战时期苏联和中国的扩张主义。是像大赦国际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这“可耻的年份”里高举起了人权的火把。
第三个亮点是短命的，但依然很重要，这就是卡特任期期间的人权政策。忽视人权的可耻30年在1976年罗伯森任期结束的时候到了尾声，因为第二年吉米·卡特就职成为总统。急于使自己的政府远离尼克松—福特—基辛格期间的不道德外交，卡特将人权融入他的对外政策中。评论家认为，卡特的人权政策不连贯也并不协调，因此这阻止了美国占领道德高地，并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风险中。【319】这些批评有一些是事实：在战略上不太重要的弱小盟友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危地马拉、乌拉圭以及泰国，需要对他们人权纪录负有责任。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同盟国或者不是同盟国）如韩国、伊朗、中国以及苏联却摆脱了困境。一旦那些在责任名单上面的国家在改善人权方面失败，对这些国家进行的军事或者经济援助将被取消。虽然在政策进行的过程中，成功很难看得到，但是之后发生在政治罪犯如阿根廷记者雅克布·提姆曼（Jacobo Timmerman）身上的事实，证明了卡特的政策确实是产生了一定影响。【320】
尽管卡特在他第二个任期后期开始怀疑他的人权政策，但他已持久推进了这一事业的重要发展。通过在国务院设立由一个国务卿助理所管理的人权及人道主义事务局，卡特将美国对外政策议程中的人权方面制度化了。伴随着这一举措，国会首次提出，要求国务院提交那些关于受援助国家的人权报告，这意味着监管人权侵犯及作出谨慎回应的机制已经建立。当里根政府1981年试图任命恩尼斯特·乐佛维（Ernest Lefever）——一位质疑对外人权政策是否明智的学者为人权局的局长时，参议院很不给面子地拒绝了。【321】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其支持者开始出现在行政和立法的交叉领域。卡特之后，即便是那些对人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表示怀疑的官员，也不得不开始使用人权话语，虽然只要可能，他们就不会像之前卡特官员所做的那样给予人权以优先权。
这三个出现在人权发展普遍淡漠化时期的亮点非常重要，他们使人权的火苗得以延续，并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还分别使其关于人权的关注和政策制定得以制度化。同样地，他们也成为不仅是少数掠夺国家，也包括多数其他国家人权方面的一根尖刺。当卡特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打破休战期，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开始冷战，美国和欧洲都表现出明确的厌倦，他们疲倦是因为这种无休止的争斗所付出的来自心理、物质和人道主义代价。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人都认为，该是重估制造冷战所付出的人力和物质代价的时候了。
重新评价国家安全：安全——抵御什么？
对于传统的安全概念总存在有各式批评，但是直到冷战晚期，主流思想家和决策者才开始对冷战的军事安全困扰表示不满。有三种发展推进了“重新定义安全”的努力。首先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局势的缓解——进入了“休战期”。尽管经历沉浮，休战期和赫尔辛基进程为可选择安全理念的清楚表达开创了思想空间。在这一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文件是独立委员会关于裁军和安全问题的报告——《公共安全：生存的蓝图（1982）》[由欧洛夫·帕姆（Olaf Palme）主持撰写]。通过要求各个国家坚持自我约束、放弃用武力解决争端、削减武器，以及将武器控制与其他政治问题脱钩等，这个报告倡议选用替代的方法来降低战争的可能性。以欧洲安全合作会议作为范例，报告强调“为了彼此共存，即使是与对手也要寻求共同立场”的必要性。【322】其次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出现，这受到了大多数受益于全球经济福利的国家的欢迎，但也有人担心，国家会因此容易因他国经济策略而受到伤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从198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醒悟，以禁止石油运输来抵制以色列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这使人相信经济和安全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工业化国家在能源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当石油等资源被输出国当作武器或者交涉手段时，西方可用的战略选择（如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支持以色列）就可能受到限制。意识到这一经济和安全的联系，将给石油保存以及降低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等政策的制定铺平道路，以使国家在未来供给中断危机中不容易受到影响。跳出军事框架，将经济问题与安全理念结合起来考虑，已被视做是经济互相依赖时代中的一个必要转变。
第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把军事安全当作是最紧急的安全问题。例如，对第三世界决策者来说，核防御和打一场核战争并不是很有关系。这些人和他们的国家在核争论中是彻底的旁观者。传统意义上的防御和战争肯定更重要，但它们并不是决策者们的全部忧虑。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一旦他们的国家获得国家地位，国内对他们合法性和政体的挑战通常就会更加紧迫。【323】在遭遇这些挑战的时候，军事只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法（而通常是最令人不快的一种，尤其当它被用于镇压叛乱的时候）。安全，对国家和政体来说，需要更加全面。“综合安全”这一术语就出现了。【324】这一途径关注于安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只关注军事安全是不够的，因为作为年轻的国家，其经历的国内合法性难题只能通过他对经济政策的履行解决。此外，这其中的许多国家都由很多不同的民族组成，这要求公共政策要能够被不同民族接受。如在东南亚，东南亚国家联盟通过阐述“国家弹性”的重要性来论证安全的综合途径，而这个“国家弹性”反过来被认为是“地区弹性”的先决条件。【325】
巴里·布赞的《人，国家和恐惧》是将这些主题结合成为一个连贯框架的最初尝试之一。布赞构建了“国家安全”理念并且重新建立并扩大了它的范围，使之超越了军事范畴。【326】在州或国家的安全之外，布赞为这个概念加入了另外三个可能适用的相关单位：个体、地区和国际体系。由此，对到底是维护谁的（安全）的问题，布赞回答这个“谁”可以指国家、个体、地区或者是国际体系。【327】除了被传统主义者赋予特权的政治和军事部分之外，布赞认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同样也是安全相关问题的组成部分：“‘国家’安全问题将变成？ ？个体、国家和整个体系都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在安全问题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将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样重要。”【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