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协力深入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988年我们开过同样的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会议，那时我们对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远不如今天。对于这个论题的讨论，在座的蒋正华副委员长、曲格平主任都是我国的先行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就已开始探索和研究并已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收到世界观察所寄给我题为《可持续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一书中，第一次听到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以前听到的是“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和“持续发展”，等等。在这本书的封面引了一个警句：“（我们的家园）不是先祖传给我们的，是我们从子孙后代借来的。”（We are not inherited from our fathers but we are borrowing from our children.）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及至1992年全球环境与发展会议，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和1995年哥本哈根会议，使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推动到更高和更加理性化的阶段，成为全球行动的一种共识。
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口研究决不能仅就人口论人口，人口问题的本质就是发展问题。这点在我国就更加贴切和突出。我国50周年大庆刚过，50年前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像我这一代人都历历在目。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倍，年平均增长9.7%，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居全球GDP的第7位。这件事发生在占世界人口1/5以上、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和经济科技落后的我国。不言而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这么多的财富，而且是在高能耗、高投入和低生产率的情况下实现的，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向地球的索取又多又急，这就不能不付出沉重的生态代价。因为今天我国不具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资源、环境的承受力，也不具有今天发达国家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不能有任何懈怠，因此我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即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相协调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曾经对人口、资源、环境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足够的重视，如果有人强调人口的重要性就会被扣上“人口决定论”的帽子，如果强调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性，就会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这两顶帽子都在当时被视为理论的错误。这就使得在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上，人口、资源、环境“鸦雀无声”，使得“误区”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过去一个时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地位上，人口与资源环境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客观规律是不能违反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先明确把计划生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接着又把保护资源、保护环境定为基本国策，把科技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两项必须实施的发展战略。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的重要报告中，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列为第三项重大关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1997年调整专业目录时，把人口经济学扩展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这是我国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作出的反应。我们十分赞成并愿为此作出努力。这是我所在校党委和研究生院的领导下召开这次会议的主旨。
对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相互关系协调研究，我们原有的单学科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一个部门、一个单独学科看来是可行的，但在全面综合考虑和跨学科看来未必是最优的，甚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既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要考虑生态效益；既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也要顾及下一代的利益。这就必须对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原有的知识进一步深化，重新组织和调整，使之符合事物原来客观联系的本来面目，打破目前的科学分工和学科界限，相互协作。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是科学发达的结果，但每门科学发展、成熟以后又各自自立门户，这也是科学还不够发达的表现。在当代，特别在研究复杂的问题时都必须跨学科才能解决。下个世纪我们需要更多懂得多学科的复合人才，才能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总体上来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在下世纪，我国将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开发的大战略、大决策。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人才缺乏，环境保护要求更高。我们不能再重复过去那样“先发展、后反思，先迁移、后安排，先破坏、后修复，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必须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筹安排。我国下世纪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更为迫切。
百年树人，培养善于驾驭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统一关系的复合型人才已是当务之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就应用创新的思维，办好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为了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办好，培养高质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教材和科研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更新观念和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对建设好这门新兴的、有创新意义的学科我提出三条意见供参考：
第一，必须明确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科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这门学科之所以在世纪之交提出，正是反映我国在近20年来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在经济效益、结构方面还存在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仍有待探索。这一学科涉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有争议的问题是大量的，而且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这门学科要搁置一些一时难有结论的争议，把主要精力放在我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上。这门科学不但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尽管这门学科归属理论经济学，但要牢记理论的精通体现在实践的应用上。
第二，要全面理解发展的含义。本学科定位为经济学，很容易又重新陷入只偏重经济增长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经济发展的老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在内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国内外所讲的发展实际讲的是经济增长，谈不上人类发展这一层次。经济增长讲的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涉及生产是如何达到的，投入什么，产出什么，涉及一系列的结构变化，还涉及到产品的质量和对社会的适应性，不单讲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要讲居民生活质量。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带来经济发展，所以在国际上常讲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增长，无发展”。显然，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通常所讲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就是要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决不能顾此失彼。过去讲的发展有片面性，只讲经济发展不讲社会发展；在那时人口增长的失控、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破坏被看成无足轻重，导致今天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受到庞大人口的压力已到非重视不可的程度，否则经济、社会的发展难以继续。
另一方面也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把可持续发展视同环境保护，把人口的膨胀、人口结构、社会公平、代际和谐、人口素质、男女平等、民主、法制视为无关宏旨，到头来也达不到持续增长的目的。这些在重理轻文、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的传统观念下，不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样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就会成为环境经济学或一些技术经济学等，达不到建设一门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目的。把这门学科变成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也是片面的。
第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不能单纯停留在物质财富生产和创造，必须转到人类发展上来。因为物质财富的增加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自身的发展才是终极的目的。进入21世纪的发展应以人为本，一切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包括人类有能力延长寿命、增进健康、获取更多知识、参与公共事务等，至于有足够的收入来获取生存、发展和享受物质资料的能力更是一切的前提。因此在这门学科中一方面要把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作为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把人口、资源、环境看成是人类发展追求的目标，把诸如适度的人口规模，高水平的人口素质和健康、长寿（人口老龄化）、优美的资源环境，作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寿命质量的标志和条件。这样才不会重新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2000增刊）
衡量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标准——兼论我国现阶段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经济根据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1971年的2.34%下降到1978年的1.2%，现在已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最慢的国家之一。就降低的速度来说，7年间下降了一半，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就出生率来说，已同苏联、东南欧国家差不多。而生育率的水平实际上已经接近世界最低的西北欧国家的水平。70年代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为了加速实现“四化”，我国还要进一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中央要求到1985年降到5‰左右。到本世纪末，人口能够不再增加。这就要求我国人口出生水平必须降到低于西北欧国家，因为我国人口比它们年轻，人口的死亡率比它们低，而育龄人群的比重又比它们高。为此，我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我国现阶段要求人口出生降到这样低的程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使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持续增长是衡量我国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标准人口发展必须和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前提，不过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水平下，对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要求是不同的。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要求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尽可能自觉地来适应。这就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怎样才算适应？衡量二者相适应有无客观标准或尺度？这个标准或尺度是什么？
有人认为只要新出生的人口都能养得活，或者说能吃饱穿暖，就是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了。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和世界的人口还可以大大地增加，但这就谈不上提高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人类进步了。有人认为生产增长必须超过人口增长才算是适应。按此标准，如果不规定超过的程度，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都可列入适应之列。因为一般情况下，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都能超过人口增长。例如我国解放后生产的增长都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解放后我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了。也有人认为，劳动适龄人口能充分就业就可以说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都有劳动权，国家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都作就业安排。而且一定时期就业的人口都是十几年或二十年前出生的，现在出生的人口要经过十几年或二十年才成为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人口出生与就业之间有个时间差距。显然很难直接以充分就业作为适应的标准。有人认为，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否相适应的标准。但是，人口中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和计算范畴又很复杂，以它作为衡量适应的标准也有一定的困难。此外还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认为在我国加速实现“四化”的现阶段中，应该以“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下称人均国民收入）能以尽可能高的速度持续增长”作为衡量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因为：
（1）这个标准不是简单地以生产总量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把人口增长和物质产品的增长结合起来考虑；
（2）这个标准既是以国民收入，或说是全部物质产品的产量作为衡量的标准，就避免了以某一类甚至简单地以某种产品如粮食等的增长来评价人口增长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3）这个标准要求人均国民收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增长，就要求考虑到高速度发展生产和大力降低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又不是要求无根据地超越客观的可能；
（4）把人均国民收入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作为衡量的标准，就不是满足于一时的高速度，而是说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最优结合既要符合目前利益也要符合长远利益；
（5）这一标准也体现出其他标准的要求，诸如生产增长必须超过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等。但比其他标准更加具体和明确，因为没有生产超过人口的增长，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可能有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二、这个衡量标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提出来的把人均国民收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持续地增长作为衡量我国现阶段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标准，是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生产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客观实际出发的。
（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发展人口的目的规定了必须以尽快提高人均国民收入作为衡量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标准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发展人口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致的、明确的，都不是简单地为了把人类社会延续下去，一代传一代，而是为了把人类社会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我们考虑衡量标准的出发点。
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使他们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口的发展也必须服从这个目标。今天我国已有近10亿人口，但是人民生活很不富裕。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对人口数量的要求绝不是多多益善，对我国人民生活的满足绝不是仅足温饱，也不能长期过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开来吃的生活。因此，封建社会宣扬的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绝不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目标。而是应该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如果需要时要自觉调节人口的发展。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普遍贫困的假社会主义和“穷过渡”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歪曲，因为没有不发达的或穷的共产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社会成员德、智、体全面发展，过着高度文明的富裕生活。人均收入持续地高速度增长正是体现着这些目标，是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理应达到的要求。
（二）人均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体现“四化”对人口和经济最优结合的要求
我国人口多，生产水平很低。如果就国民收入总额来说那是很大的数字。就某些产品总量来说，我国的位次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例如，我国的棉布和猪肉产量以及养猪头数都是世界最多的，粮食产量仅少于美国，煤炭产量仅少于苏联，棉花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二或第三位，就是钢和石油的产量也已跃居世界第五位和前十名。但是，就整个农业、畜牧业、工业、交通运输等部门来说，还很落后。特别是在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和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精密仪器、激光工业、宇航工业等，则大大落后于发达的国家。这就使得我国国民收入总额也大大低于它们；加上我国人口多，因此，人均的国民收入和人均的产品产量就更低了。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属于世界上最低之列，就是同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低的。尽快改变这种落后面貌，是我国10亿人民的迫切愿望。
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为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大力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和技术上落后的面貌，以便迅速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个任务归根到底又集中地反映在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上。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这个特点决定我国实现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绝不意味着可以不按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来衡量“四化”取得的成就和评价“四化”实现的程度。因为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个别企业、个别产品或个别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论提高多快或能节约劳动量多大，但是如果不能同时带来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就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大提高，社会产品没有增加多少，那么它的国民经济意义就不很大。另一方面，不管个别产品增长多快，如果人均国民收入没有提高，那么10亿人口的生活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生产条件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因此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快慢是衡量我国“四化”达到什么样水平的最重要的尺度，也是人口和经济是否做到最优结合的体现。
（三）国际环境要求我国必须以尽快提高人均国民收入作为衡量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标准
列宁曾尖锐地指出：“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85】这句话对我国今天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在霸权主义到处肆虐，把世界搞得很不安宁，已经威胁到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我们就得被动挨打，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我国人口差不多占世界四分之一，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迅速增长就从实质上增加反霸的力量，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现在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有近10亿人口，在这样的国家里搞现代化建设，要建设成什么样子，生产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举世瞩目的。如果我们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同时又有力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在几十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将证明：一个长期被压迫的国家，一旦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枷锁，完全可以由落后变为先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2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谈到：“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指美国——作者）。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86】
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绝不是抽象、空洞的，它有具体的内容和客观的标准，而且必须是非常具体又能够计算和加以比较的。这个标准就是人均的国民收入。历史上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在生产上继承和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和先进的生产方法，后来居上的情况是不少的。美国超过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的日本和西德赶上和超过大战后经济比它发达的国家，都是例子。至于是否赶上或超过，主要是比较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苏联十月革命后生产发展很快，到三十年代，在总产量上已赶上并超过除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斯大林当时明确说这并未实现赶超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只有人均产量赶上才是真的缩短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可见，人均产量（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赶超先进的公认标准，是我国努力奋斗的目标。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否适应必须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衡量。我国人口比发达的国家都多几倍到十几倍，如果不坚持按人均国民收入作为赶超目标，那么即使国民收入总额赶上它们，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消费水平还只是它们的几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我国在经济上就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否适应必须提到经济上实现赶超先进水平的高度。三、以人均国民收入高速度增长为衡量适应的标准就要求现阶段人口增长越慢越好，尽快做到不再增加就更好人均国民收入能否持续高速度发展，首先取决于是否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光靠降低人口增长速度不可能有持续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因此，不但要求各生产部门的发展要有高速度，而且要求各方面（如生产的两大部类，农、轻、重，消费和积累等）要按比例。因为不按比例也就没有高速度。在这点上我们同人口决定论只着眼于人口根本不同。但是，只重视发展生产而忽视尽快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也不可能使人均国民收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持续增长。
（一）我国和一些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人口增长快了经济很难有持续的高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确有几个国家，人口增长很快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很快的，如亚洲的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非洲的利比亚等。这几个国家的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高达3%，但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非常高，现在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应把这些国家看成是特殊情况，因为它们的人口都很少，有的国家幅员很大，但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一两个人到几个人。而且这些国家得天独厚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除这类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经验都是人口增长慢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度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和西德，人口增长都是很慢的。例如日本，从40年代后期起就控制人口增长，50年代中到现在人口增长一直控制在1%左右。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新加坡是近年来第三世界人口增长最慢的。另外两个例子是墨西哥和菲律宾。它们在第三世界中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较快。在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都高达3%。但由于经济发展也快，人均国民收入都有所提高。但到70年代，都感觉到人口增长太快，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因而都由原来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改为降低人口增长的政策来加速经济发展。看来，人口增长快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度发展是有矛盾的。我国30年来的实践也说明了这点。我国解放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2%，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两三倍。在50年代我国还不感到有人口压力，感觉不到人口增长快延缓经济的发展。但现在，大多数人都已认识到人口增长过快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地增长，也是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口增长快慢对国民收入总额的影响已很大，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就更大
这里有必要从量上认识人口增长对人均国民收入影响的程度。人口增长是从两个方面来影响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1）人口增长快慢经过若干年后积累起来的人口数差别很大；（2）人口增长快慢所需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的投资差别很大，这必然相应地减少用于国民收入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从而极大地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快慢。这个问题有必要作具体说明。
首先，要认识到现阶段要尽可能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计算一下人口增长率就可看出一年差千分之几或1%，20年、30年、40年累计起来差别就很大人口增长率差别似乎不大，但时间一长差别就很大。例如年人口增长率降到0.5%，20年后人口只增加11%，40年后也只增加22%。但是人口增长率如只能降到1.5%～2%，那么20年后人口就得增加35%～49%，40年人口就得翻一番。人口数差别很大，对人均国民收入影响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从长远来看，要求人口增长尽可能降低。
其次，更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认识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总额增长的影响。在很多人看来，人口一年增加1%，只要当年增加1%的国民收入，就能保证新增人口有原有人口的生活水平。这样，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增长的影响似乎不很大。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保证每年新增1%的人口以后的生活，年年（不是一年）都要增加相应的1%的国民收入，否则是保证不了的。为此需要有一笔投资（人口学家称之为人口投资），使这笔投资的效果（或称回收）年年有相应的1%才能做到。这笔投资需要多少取决于投资效果的高低。许多人口学家的估计，人口年增长1%就需要3%～4%的国民收入用于这方面的投资；人口增长2%就需要6%～8%。少了人口的消费水平就得下降，生产增长最终也不能不受影响。可见，要使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必须有这部分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的人口投资，余下的投资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国民收入。人口增长快慢对国民收入增长快慢的影响是非常明显和具体的。
假定投资效果是25%（每年回收原投资的四分之一），来计算一个在不同人口增长速度和不同比例的国民收入投资额下，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别。
投资效果是25%的话，人口增长为零即人口不增不减时，用国民收入20%来投资，每年国民收入就可增加5%；但是人口年增长为2.5%，则需要30%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才能使国民收入增加5%，如果只能用20%的国民收入来投资，国民收入只能增加2.5%，要慢一半。又，人口年增长0.5%的话，用国民收入30%来投资，国民收入每年可按7%的速度增长。但人口年增长2%，那么，国民收入只能按5.5%来增长。有着相当大的差别，长期累计起来差别就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在现阶段要求人口增长速度尽可能降低的一个经济根据。
最后，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就更大。仍以前例，假定每年都用25%的国民收入作为投资，投资效果是4∶1，看一看不同人口增长速度在20年、30年、40年后人均国民收入有多大的差别。
人口增长快慢，在20年、30年和40年后，人均国民收入的差别很大。例如40年后，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比人口年平均增长为1%的差一倍，比年增长为2%的差到四倍。就是20年后也分别差到50%和一倍多。
（三）我国人口状况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人口增长愈慢甚至不再增长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我国今天已有近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超过100人。我国耕地又不多，只占世界耕地的7%，每人平均只有一亩五分地。另一方面，我国解放后30年人口增长很快，一年出生2000万以上的就有20年，其中有10年每年出生人数在2500万以上。这就形成我国人口构成很年轻，30岁以下的（解放后出生的）占到60%以上，21岁以下的占到一半。
我国今天的人口状况预示着：本世纪末以前，我国每年进入劳动年龄和婚龄的人口大多数年份都在2000万以上，少的年份也接近2000万，低于1500万的是个别年份。因此，我国不但不虞劳动力缺乏，而且具有很大的生育潜力。即使实现简单再生产，即平均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也会在二三十年内生育出接近解放后二三十年的出生人数。显然对我国生产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极大的妨碍，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更是难以想象。即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本世纪内几乎每年出生的人数也都在1000万以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1979年世界上八个发达国家：美、苏、日、英、法、西德、意大利、加拿大合计出生的人数也只有1300万左右。如果我国今后年出生人口能降到1000万左右的水平就很有利于提高人均国民收入。这点从上面表三可以看出：第一种情况，即人口年增长率为1%、0.5%到零，基本上属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逐步出现的情况。第二种情况，即人口年增长率为1.5%～2%，大体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情况。放松计划生育就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即人口年增长率在2%以上。从以上三种不同情况出现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从一倍到几倍这一例证就充分说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是非常有利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的。至于由此出现的新的人口问题，诸如人口构成畸形或人口老化等，完全可以依靠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地、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1980（1））
大力调整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比例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这个比例关系是自发地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经常地、自觉地保持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合理的比例关系。但是，多年来，对这个基本比例关系，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忽视的。
在我国经济计划中，1953年以来，有20年没有人口增长的计划，领导机关长期没有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比例问题摆到议事日程。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放后20多年没有一个专门的人口研究机构。政治经济学也从不把人口增长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只在讲资本积累时批判马尔萨斯主义，把人口问题一带而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没有讨论人口问题；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人口因素常常被“抽象”掉。
解放后的前20多年对人口的自然增长没有进行控制，出生人数多达6.5亿左右，出生人口有20年在2000万以上，其中有10年超过2500万，以至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有许多年份超过2.5%，高于世界人口平均的增长率，使得我国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由解放初的1/5上升到现在的1/4。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口增长过快更加剧了比例失调，使得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给劳动就业、劳动生产率、居住条件、消费水平、市场供应和教育事业直到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不少问题。
人口增长过快加剧了国民经济中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失调。一方面限制了我国积累的增长，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由于积累率偏高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我国解放后出生的人口是6.5亿左右，根据有关部门对我国人口培养费用的计算，光是把这6.5亿人抚养到16岁成为一个普通劳动力，就得花费14000亿元。假如解放后出生的人口少一半，就可腾出资金7000亿元，一半用于积累，一半用于消费，每年可增加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各100亿元以上。
人口增长过快极大地影响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的增长。解放后我国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大体是增长7%左右，可以说是比较快的，但由于人口年平均增长也很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只增加了4倍多一点。如果人口只增长1%或不增加的话，我国今天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比现已达到的水平要高出半倍到一倍。
人口增长过快加剧了劳动力增长同生产资料增长的比例失调，使得劳动就业困难，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职工的工资水平长期很少提高。
从60年代后期开始，年年都有平均2000万劳动适龄人口要作安排。1957年末，只有职工2450万，但到1979年年底已达到9600万左右，22年翻了两番，平均每年增加300多万。急剧增加的劳动力同每年增加的生产资料很不适应，结果只能是每个劳动力平均技术装备水平很低，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曾达到8.7%，但从60年代后期起，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有的年份几乎没有什么提高，这同解放后大量出生人口参加劳动有极大关系。
我国劳动力人数很庞大，这就决定我国不能不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办法，因而工资水平长期不能提高。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工资每年增长7.4%，1957年职工年平均工资637元。但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仅为644元。经过21年只增加7元，这与新职工大量增加有很大关系。人口增长过快的后果不能不在工资上反映出来。
粮食在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中占很大的比重，但是粮食消费水平长期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从粉碎“四人帮”前的20年来算，按人口平均的粮食长期徘徊在600斤上下，就是说，增产的粮食几乎都用于新增的人口。为了解决吃粮问题，毁林开荒，填湖造田，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但破坏了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而且由于减少了轻纺工业原料的供应，加剧了农轻重的比例失调，也破坏了生态平衡。
解放后我国轻纺工业发展成绩很大，但赶不上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人口增长更加剧了这个矛盾。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1978年产量已超过100亿米，但人口增长快，以至近十年都没有增加棉布供应的定量。1978年生产743万辆自行车，市场供应仍很紧张，许多轻工产品都有类似情况。据1977年全国190个城市统计，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解放初的4.5平方米减少近1平方米。6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住房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解放后出生人口过多给我们解决住房问题造成的困难。
现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但是对失调的严重程度，还是认识不够的。
第一，解放后30年我国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这个速度不但比发达国家高一倍多，比旧中国高一倍，而且比同一时期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还高（1975年起我国人口增长率已低于世界人口增长率）。
第二，解放后我国高出生、高增长的时间持续太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过“人口出生高峰”，但是属于补偿性的，为期很短，三五年就降下来了。日本战后初期一度出现出生高峰，在高峰期间也在2%上下，但高于2%的只有两年，从1949年开始就迅速直线下降，这三五年高出生的后果到70年代都有影响。我国人口高出生率、高增长率实际上是持续了20多年，最严重的是解放后高出生的第一代已经接着生出第二代，中间几乎没有间歇的低增长时期。70年代以来提倡“晚、稀、少”，但是1年的出生人数仍在1800万左右。我国解放后高出生持续这么久，实际不仅是出现一两个人口出生高峰，而是形成一两个“人口出生高原地带”。
第三，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后果不仅表现在吃饭、就业等经济问题上，而且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青少年一代教育、家务劳动社会化直到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社会、政治、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第四，这个比例失调很难一下子把它调整过来，最少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有所好转。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固然有经济工作上的原因，但人口增长过快，无疑也加剧了比例失调的严重性。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比例，是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比例。调整国民经济失调的比例关系，必须花大力气调整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不如此，就不能有效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也不能巩固调整国民经济的成果。拿国民收入来说，我国现在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居第120位以后。如果调整后国民收入能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速度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又控制在5‰以内，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在本世纪末就可达到1000美元。反之，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以过去2%～2.5%的速度增长，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不可能有很大改变的。这个事实说明，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我们必须把控制人口的增长，当成一件大事来抓。我们要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本世纪末把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0 03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