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此生不虚的素材 （3）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大为震惊和感动。钱秀玲老人的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小型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笑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逼着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医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专程跑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由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本人、跟中华民族都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非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国，有人大老远地跑来采访，子孙三代都会觉得脸上有光。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儿子不理解，孙女说祖母的荣誉是祖母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不过，米加先生对我的来访却很支持，他从他家里拿出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玲老人的英雄勋章，以及法根豪森将军1966年去世时将军妻子写给钱秀玲老人的信给我看……
当然，对我支持最大的是钱宪人夫妇。钱先生看我住的地方实在可怜，就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这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钱先生夫人杜大姐负责照顾钱秀玲老人。早晨，我跟着杜大姐来到钱秀玲老人家里，跟老人聊天，陪老人散步，中午在她家共进午餐。老人像西方人一样，每天要化妆，戴胸罩，穿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一次我帮她画眉毛，她嫌我画得不理想，自己擦去重画。画完，我俩冲着镜子哈哈大笑……
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靠我一点点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却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我跟随她走回遥远的过去，走进她鲜为人知的家庭及人生……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化底蕴丰厚的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钱家出过钱卓伦、钱宪章两位国民党将军，出过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1934年，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将军，钱秀玲堂兄钱卓伦将军负责顾问的联络工作。正因为有这段渊源所以才引出后来的故事。
在宜兴电视台徐风台长的陪同下，我曾去寻觅过钱家的旧居，但因时间久远，钱家只留下一处老屋的残破台阶，一块林木葱郁的老宅地，一张1988年钱秀玲最后一次回国时给村里姐妹们拍的照片……
徐台长告诉我，宜兴是紫砂之都。这里山清水秀，地杰人灵，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宜兴曾出过十名状元，十名宰相，二十名院士，七千多名教授，两位清华、北大校长，两位大陆、台湾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这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环境对钱秀玲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钱家为人善良，自办学堂，全村几十个孩子都分文不取到钱家来读书。钱秀玲在六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从小聪慧过人，三岁会背诵《百家姓》、《木兰诗》，十一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一心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1929年春，她得知在大学读书的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就回家央求父亲也要去留学。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以绝食相胁。
1929年11月3日，十六岁的她怀着用抗争换来的喜悦，随同哥哥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了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开始了她一生的欧洲之旅。
在船上，活泼可爱的她，经常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深得乘客们的喜爱。同船的宋庆龄把她叫到头等舱里，问她多大了，会不会唱歌，问她准备学什么专业。她毫不犹豫地说：“学化学，我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当化学家！”接着，她就唱起了当时知识女界流行的一首《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采访时，我把这首歌全部录了下来。
父亲之所以同意了她去比利时留学，还因为她的未婚夫正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呢。那是她三岁那年，父亲给她订下的一门“娃娃亲”。父亲想让她和未婚夫早点完婚。可是到了布鲁塞尔，她第一次见到未婚夫就提出了解除婚约。
老人对我讲：“我不能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根本不相爱的男人。”
我觉得她深受“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无论对学业，对爱情，都表现出一种先锋女性的独立人格以及对未来的把握与憧憬——
不久，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欧洲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性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六年后，她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
1935年10月27日，她与鲁汶大学医学系白俄罗斯青年白兰芝先生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他们相濡以沫幸福地度过六十多个春秋，并生下五个儿女。三年前，白兰芝先生先她而去。
婚后，她和丈夫决定回中国定居，可就在他们辞去工作准备起程之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无奈，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一百六十多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我去过艾尔伯蒙小村。它位于比利时南部，环境幽静，林木葱郁，清澈见底的色莫河从村外蜿蜒而过，远远望着，可以看到13世纪奥斯弗城堡的屋顶。钱秀玲老人当年居住的三层小楼，早已物易其主，但仍然完好无损地坐落在几棵梧桐树下……
在这偏远的小村里，她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然而，1943年3月12日，一张布告忽然打破了小村的宁静，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改变了许多比利时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