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用新式枪炮对外进行掠夺，西方火器及其制造技术先后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佛朗机铳、鸟铳和红夷炮。佛朗机铳是葡萄牙人在嘉靖初年入侵中国时，被明军缴获的舰炮。它在构造上与火铳相比，具有身管长、装有瞄准具、使用子铳（预装火药弹丸用）等特点，因而比火铳装填方便、射速较快、射程较远、命中率较高，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一种火炮。明朝依其形式，仿制成大中小5种规格的佛朗机铳，大型的用于舰船和防守城堡营垒，中型的用于随军机动作战，小型的用作单兵武器。
鸟铳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东南沿海剿倭作战中缴获的，原制为欧洲火绳枪。它在构造上与手持火铳相比，具有身管较长、口径较小、装有瞄准具、弯形枪托和火绳枪机发火等特点，因而发射方便、射程较远、命中率较高、侵彻力较强。嘉靖三十七年(1558)，明朝仿制首批鸟铳成功。佛朗机铳和鸟铳的仿制成功，使火器具有较优良的作战性能，因而被明军大量装备。这在戚继光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练兵时的陆军各营中反映最为明显，以车营和步营为例：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戚继光编练的车、步营，火器的配备已明显增多，使用火器的士兵在人员编制中已达到或超过半数。其中车营是专门的火炮部队，因此轻重火器的配备所占比重就更大。而在步营中，由于鸟铳装填弹药慢和近战中不能刺杀，刀枪弓箭手仍占一半。戚继光很注意火器同冷兵器配合使用，火器手配备长刀，便于近战格斗；冷兵器手配备火箭，以利远射。在基层战斗单位的编制中，也是把火器和冷兵器有机地结合起来，互为短长。在戚继光编著（成书于1571年）的《练兵实纪》中，详细记载着上述各营的编制装备，以及训练士兵使用佛朗机铳、鸟铳进行战斗的要求，反映了戚继光的新式枪炮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戚家军是明朝后期的精锐部队，其装备情况特别是火器所占比重之大，尚难代表当时明军的全貌。
中国在仿制成功鸟铳后，还不断有所改进。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桢在《神器谱》中，介绍了掣电铳、迅雷铳、鸟嘴铳、鲁迷铳、鹰扬铳、翼虎铳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单兵用枪。其中掣电铳的龙头式枪机安于枪托上，扣动扳机，龙头落于药池，点火完毕，龙头自行弹起，并在枪尾安有防身钢刃；迅雷铳有5管，可轮流发射，提高了射速。崇祯八年(1635)，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介绍了自生火铳，改鸟铳的火绳点火为燧石发火，克服了火绳怕风雨的缺点，是中国鸟铳发火装置的重大改进。但上述火器，均未见大批生产和装备军队。
佛朗机铳作为一种火炮，比较轻便，适于在运动中使用；但口径较小，威力不大。万历年间，后金军与明军在中国东北的战争日益激烈，多为攻守城战，佛朗机铳威力不足的弱点暴露出来。明政府为寻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学士徐光启购买和仿制欧洲新式大口径火炮，当时称为“红夷炮”。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2丈余（约合6米），重者至3000斤（约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现存实物，炮身长多为2～3米，口径多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机铳口径大、管壁厚、炮身长，成为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军配备红夷炮后，在同后金军的作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天启六年(1626)，明将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多次以红夷炮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守城战的胜利。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军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锦州之战中，双方用巨炮对轰，展开激烈炮战。与此同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已装备大型火炮，如进攻开封时，除用大量火药轰塌城墙外，也用火炮轰击城垣，掩护士兵攻取坚城。
从元朝到明朝，在枪、炮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丰硕成果在明朝后期的《兵录》、《武备志》、《金汤借箸十二筹》等兵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仅《武备志》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毬、火兽、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类火器共200多种，并绘有大量附图。在火药配制方面，明代后期除吸收外来火药配方的特点而制成更适合新式枪炮用的******外，还配制了各种专用的火药，如引药、炸药、信号药、发烟药、致毒药等，丰富了宋元以来的火药品种。在喷筒和抛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烧、致毒、发烟、遮障等作战功能。利用火药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单级火箭、二级火箭、多发齐射火箭、有翼火箭等。在爆炸性火器方面，有炸弹类、地雷类、水雷类共十几种，一般用于投掷、事先埋设或沉放于水陆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点火外，已发展为拉发、绊发、触发或机械式钢轮发火。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点，在作战中同枪炮一起发挥杀伤和破坏作用。
清朝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逐渐由缓慢而至于停滞。清初由于战事的需要，尚重视火器制造，重型火器以火炮为主，轻型火器以鸟枪为主。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约900门，但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并无大的改进。如康熙十五年(1676)铸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仍属红夷炮型，大者口径达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可发射4千克重的铁弹。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时，曾使用了这种火炮。鸟枪的种类较多，其中少数采用了燧石枪机，多数仍用火绳枪机。康熙年间，戴梓曾制出燧发连珠铳和蟠肠鸟枪，对鸟枪的结构有较大改进，但未被广泛使用。至于部队配置火器的状况，与明末大致相同。康熙三十年(1691)，在满蒙八旗中设立火器营，抽调5000多人专门训练使用鸟枪。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先后规定绿营的火器配备，鸟枪兵一般占40～50%，加上约占10%的炮兵，火器手约占60%左右。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火器的制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清政府由于腐败的统治和严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视火器的发展，很少再造火器。对外又妄自尊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外国先进的火器及其制造技术也未能在中国传播。因而中国火器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才匆忙下令在沿海各地制造火炮，加强海防，但是仍然抵挡不住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就像之前列举过的，古代也是有火箭的。
中国古代火箭有箭头、箭杆、箭羽和火药筒四大部分。火药筒外壳用竹筒或硬纸筒制作，里面填充火药，筒上端封闭，下端开口，筒侧小孔引出导火线。点火后，火药在筒中燃烧，产生大量气体，高速向后喷射，产生向前推力。其实这就是现代火箭的雏形。火药筒相当于现代火箭的推进系统。锋利的箭头具有穿透人体的杀伤力，相当于现代火箭的战斗部。尾端安装的箭羽在飞行中起稳定作用，相当于现代火箭的稳定系统。而箭杆相当于现代火箭的箭体结构。中国古代火箭外形图，首次记载于公元1621年茅元仪编著的《武备志》中。
火箭出现后，在中国被迅速地用于军事行动和民间娱乐中。10～13世纪，在宋、金、元的战争中，已应用了火枪、飞火炮、震天雷炮等火药武器。那时的飞火炮和现代的火焰喷射器相似，是一种原始的火箭武器。北宋后期，在民间盛行的烟火戏中，人们利用火药燃气的反作用力，制成了能够高飞和升空的"流星"(或称"起火")、"爆竹"为节日增添了喜庆的气氛。从工作原理看，流星、爆竹已具有火箭的特点.
“总之，先设计着说吧，我也没个头绪，但是大致知道一些原理，只能一步步来了。”
也就是说靠着对历史上武器的一些记忆，自己设计。
虽然怎么想怎么不靠谱，我也还是笑着说道：“嗯，精神上绝对支持。”
“嘿，你刚刚不是说要帮忙的吗？”
“嗯……如果我要帮忙的话，也没办法帮你弄这种攻击性很强的，若是防御型的倒是有点办法。”
“什么，什么？快说。”他眼睛一亮，兴奋的看着我要我回答。
“就是一些防护类的，还有攻守城的器械。原来略有涉及。”
防护类也主要是青铜胄、皮甲和盾。附属于战车的徒兵，装备相对简陋，还较多地使用石、骨质的兵器，缺乏甲胄。当时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双方战车的战斗，徒兵很难与战车抗衡。商朝晚期已有武装的骑士，但数量很少，马具简单，无镫，远没有形成单独的兵种。他们装备的兵器主要是弓箭、戈和短刀。
商朝以后，经西周到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车战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交战双方出动的战车总数，从几百乘扩大到上千乘，随车徒兵的人数也由一乘几人到几十人。中国古代兵书《孙子？作战篇》论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带甲十万是包括车上和随车徒兵等的全军总人数。
车战的发展促进了车战兵器的发展。周朝车战使用的青铜兵器，质量有所提高，形制有所改进，种类有所增加。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与青铜冶铸工艺的提高分不开，例如春秋战国时已能生产脊、刃青铜合金配比不同的复合剑，使得脊韧刃利，不易折断。青铜兵器形制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改变外形设计以提高杀伤效能；二是增强青铜兵器和器柄结合的牢度。例如铜戈，“胡”加长，“穿”增多，改进“援”与柲的交角，加大刃的弧度，因而既提高了勾砍效能，又使其与柲的结合更加牢固。柲的制法也有改进，采用木芯外包竹片再缠帛髹漆的“积竹”柲，既牢固又富有弹性。青铜兵器类型的增加，在格斗兵器中主要是刺（矛）、体（戈）分铸以柲联装的戟和青铜剑的出现，在远射兵器中主要是弩（安装无郭铜弩机）的使用。同时，战车的制工也更精，轨宽减小，车辕缩短，驾马一般为4匹，两服两骖。还在车上增加防护设施，如在车舆四周加钉由大型青铜甲片组成的护甲；或在軎（车轴头）端增置矛状长刺，用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方徒兵。
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使车战兵器组合发生与商朝不同的变化。商朝车战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戈、弓箭和短刀。如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兵器虽很多，但种类却只有戈、钺、短刀和弓箭。西周时有所变化，北京市昌平县白浮一座女将墓中，出土兵器包括远射的弓箭，格斗用的戟、戈、矛、钺和长体刀，卫体的短剑和匕首，还有用作防护装具的青铜胄和镶有铜盾饰的盾。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车战兵器的组合更加完善，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最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除戈、戟、矛外，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安有多重戟体的“多戈戟”，并普遍采用“积竹”柲；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反映在文献中记述的车战兵器，主要是戈、殳、戟、矛和弓矢，还有新出现的短柄格斗兵器──青铜剑，以及用作防护装具的皮甲。这时期的文献中还出现了“五兵”概念，用以概括主要的车战格斗兵器。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成果，在《考工记》一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该书《冶氏》、《桃氏》、《函人》、《庐人》、《弓人》诸篇中，全面地记录了兵器的选材、尺寸、形制和制作规范，这些都可以与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相印证，表明当时已达到中国古代车战兵器最成熟的阶段，也是青铜兵器制造工艺最成熟的时期。举世闻名的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许多至今不锈，锋利异常，正是青铜兵器发展到顶峰后的产品。但是盛极开始转衰，战国中晚期也正是车战和车战用青铜兵器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因为更新的金属材料──钢铁制造的兵器已崭露头角，预示着冷兵器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而攻守城器械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为了保护氏族或部落不受侵犯，开始在住地周围构筑围墙、壕沟等防御设施，形成了原始设防城堡。到了奴隶社会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城堡的构筑日渐牢固，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设防城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设防城市的构筑更趋牢固，由夯土城发展到包镶部分砖壁，直到修筑砖城，并出现了羊马城等设施。北宋总结了前代的筑城术，在《武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具有城楼、角楼、弩台、瓮城、城壕及羊马城等设施完备的城防体系。随着设防城堡的不断改进，促使攻城器械随之不断改进和创新。攻城器械的发展，又促使守方有针对性地创制相应的守城器械，因而形成了兵器装备中具有专门用途的攻守城器械系统。中国在春秋以前以车战为主，军事家主张野战速决，认为“攻城则力屈”（《孙子？作战篇》），攻守城器械的发展是有限的。战国时期，攻守城战日趋激烈，攻守城器械已有较大的发展，战国晚期的墨家著作（《墨子》“城守”诸篇）记述有守城和攻城器械。此后，经过汉唐时代的发展，冷兵器阶段的攻守城器械到北宋时已相当完备，《武经总要》一书中，对重型远射兵器、攻城器械和守城器械有如下记述：①重型远射兵器：床弩和礮，用以摧毁敌方的防御设施和消灭依托城堡抵抗的敌人，同样也用于守方摧毁敌方的攻城器械和杀伤攻城部队。②攻城器械：用以攀越高墙深壕的器械，其中历史最久的是周朝已出现的登城用的云梯，此外还有跨越壕沟的濠桥、折叠桥，掩护战士抵近城垣的防护棚具轒輼车，登高侦察城内敌情的巢车、望楼车等。③守城器械：用以毁坏敌方攻城器具和杀伤登城人员。有各种檑木和檑石，用以烧毁云梯等攻城器具的飞炬、猛火油柜等，还有为塞补被敌方摧毁的防御工事用的塞门刀车、木女头等，以及对付火攻用的灭火器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经总要》攻守战具中记载的新型纵火器具。火攻战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孙子？火攻篇》就已精辟地阐述了火攻的战术和作用。史载战国时齐国的田单用火牛破燕，三国时吴国的周瑜在赤壁火烧曹军战船等，就是以火攻取胜的著名战例。传统的火攻器具主要是带燃烧油脂的火箭，以弓弩发射；也使用火兽、火禽和火船。这些火攻器具，都取自天然可燃物，易受气候影响，局限性很大。
他满意的点点头：“仅仅是这样也很不错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俩相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