栎阳和曲阜汉城的道路遗迹，发现有用砾石、碎砖瓦和炼渣等废料铺敷路面的形式。秦汉栎阳城遗址一号路第4层为路土，“路土中有少量小河卵石和汉代碎瓦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85（3））。秦汉曲阜城遗址4号干道，“路面上压着较多的铁渣、硫渣和红烧土等，可能与干道北侧的联中冶铁遗址有关”。（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秦始皇陵园、汉长安城遗址、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等，其道路遗迹也发现类似情形。除了改变路面材料的构成以防渗水来保证通行条件而外，秦汉都市道路还普遍在两侧开掘排水沟，即《释名·释道》所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从事汉长安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深约45厘米的排水沟。这两条排水沟，形状很规整，断面为半圆形，它们固然是为了排除雨水而设，但也起了使大街一分为三的作用。”“城内的积水，通过大街两旁的水沟，从城门地下的涵洞排入城外的壕沟。”《汉书·刘屈氂传》记载，巫蛊之祸发，太子刘据诛江充，发兵，“ 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颜师古注：“沟，街衢之旁通水者也。”秦汉栎阳城遗址经勘探发现的五号路和六号路，路两边有宽1米的“明沟”，其宽度与长安城内道路排水沟宽90厘米接近，体现出城市道路建设大致施行相同的制度。勘探和试掘告称，五号路明沟“有厚为105米的灰淤土”，六号路“明沟内有厚11米的灰淤土”，看来这种路沟沿用年代较久，这一现象，或许也体现出这种道路形制的历史稳定性。左思《魏都赋》所谓“疏通沟以滨路”，也说明道路两侧开掘排水沟，是秦汉时期各地都市普遍遵行的交通道路制度。
左思《魏都赋》又有“罗青槐以荫途”语，形容都市交通道路两侧植立行道树的制度。《释名·释道》说，“古者列树以表道”。据说“周制”就有“列树以表道”的内容，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路过陈地，见其“道无列树”，以为即“道路若塞”，“道路不可知”，“是废先王之教也”，“是弃先王之法制也”（《国语·周语中》）。《汉书·贾山传》说秦汉驰道制度，“三丈而树”，“树以青松”。而《史记·孝景本纪》六年“后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的记载，又说明驰道行道树除青松外，还有杨柳一类易于扦插繁育的树种。参见王子今：《“伐驰道树殖兰池”解》，载《中国史研究》，1988（3）。都市交通道路植种行道树的制度应当更为严格。《三辅黄图》卷一引《汉旧仪》说到长安城中“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之后，又说：“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其中当然包括可以起到遮阴、防尘、护路和绿化环境等作用的行道树。《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有所谓“夹道种榆槐树”语，汉代洛阳交通建设，也应当有夹道栽植行道树的定制。
于是，秦汉都市道路形成了良好的交通环境。左思《吴都赋》所谓“高闱有闶，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亹亹”，可以在认识相关情形时引为参考。
都市交通系统为适应车流交通和人流交通复杂多变的情势，保证安全、便捷、畅通，出现了形制多样的道路。很可能于秦汉时期发明的几种特殊道路形式，如实现立体交叉的复道，两侧筑壁以保证通行安全的甬道，以阁梁方式克服地形障碍的阁道等，均优先于都市出现，又转而应用于更广阔的交通环境中，并对后世道路形式的进步，表现出积极的影响。
《三辅黄图》卷一引《汉旧仪》说，长安有“十六桥”。又说道：“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三辅黄图》卷六列述汉代长安的桥梁，则有横桥、渭桥、灞桥、便门桥、饮马桥等。陕西咸阳沙河古桥参见张德臣、马先登：《咸阳沙河古木桥遗址T2第一次调查简报》，载《文博》，1991（3）。沙河古桥或以为是沣河桥，或以为即西渭桥。参见段清波、吴春：《西渭桥地望考》，载《考古与文物》，1990（6）；辛德勇：《论西渭桥位置与新发现的沙河古桥》，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吴春、段清波：《西渭桥地望再考》，载《考古与文物》，1991（4）；时瑞宝、邓霞：《对陕西咸阳沙河古桥的初步认识——兼谈西渭桥地理位置》，载《文博》，1991（4）。，三桥泬河古桥参见王自力：《西安发掘汉代河木桥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061229。，也应当归入长安城市交通系统之中。《太平御览》卷六四二引孔融《肉刑论》所谓“今之洛阳道桥，作徒囚于厮役，十死一生”，说到洛阳城市交通系统中桥梁建设工程之艰巨。邺城交通建设，也包括“石杠飞梁，出控漳渠”（左思：《魏都赋》）。刘渊林注：“石窦桥在宫东，其水流入南北里。”《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西南两江有七桥”，即冲治桥、市桥、江桥、万里桥。夷里桥（笮桥）、长升桥、永平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又“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江上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桥梁，成为水乡都市的基本交通设施。在以航运为重要交通形式的城市，则又有所谓“通门二八，水道陆衢”结合的交通结构。左思《吴都赋》记录的“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櫂转毂，昧旦永日”，“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的形势，应当也大致符合秦汉时期南国都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