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本文只对汉传佛教的研究做一回顾与展望。
就世界范围来看，研究中国佛教的主要有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地区，本文着重论述的是中国地区的中国佛教研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佛教研究又各有不同特点，本文侧重的是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回顾中国佛教富有重视学术文化创新的优良传统，以教内的高僧硕学为代表的传统佛学的探索阐发，绵延不绝，源远流长。但是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研究实始于20世纪初。从研究视角、方法和内容来看，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上半叶的历史学与文献学的研究阶段，下半叶约前三十年的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阶段，下半叶约后二十年的文化学、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阶段。（参见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见《中国宗教研究年鉴》，99~113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第一阶段。随着西学东渐，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新式高等学堂，此时讲授中国文化、历史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人文科学课程。有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包括经过国外系统学术训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把讲课授业与著书立说结合起来，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与国外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国学。而此时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原已佚失的法相唯识宗文献从日本回归，也激发了有关学者整理和研究佛典的兴趣和热情。在这个阶段里，研究中国佛教取得重大成果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梁启超、汤用彤、陈垣、陈寅恪、胡适等名家。其中汤氏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资料翔实，考证精审，立论有据，观点新颖，均为传世佳作。胡适的《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等，极富创见，成一家之言。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学者都开了风气之先，实为现代中国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于受到学术研究新风气、新规范的影响，一些拥有一定文化或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佛教徒，也把学术研究和荷担弘法结合起来，探究立论，撰写著作。如僧伽界的释太虚、释印顺，居士中的欧阳竟无、吕澂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虽和学术界专家的纯学术研究有所区别，但如日后相继出版的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学术品位，毫无疑问是上乘的。
此时，欧阳竟无创建南京支那内学院，也重视佛典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藏要》三辑七十四种。此套书针对历代藏经的弊端，选辑大藏要籍，经精校详注后而刊行。在佛典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也曾引发过激烈的论争。如欧阳竟无等人指斥《大乘起信论》是非佛法，是"外道"之论，以太虚大师为首的武昌佛学院学僧则给予批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而推动了佛教研究的开展。《大乘起信论》义理真伪之争，是一场重要论争，其间涉及对佛学义理的理解以及对中印佛学的联系与区别的看法，影响深远。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佛教研究也出现了新特点。据《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王雷泉：《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作者王雷泉教授统计，1949-1966年的17年间，中国大陆共发表佛教方面的文章为1003篇，平均每年59篇。1967-1973年没有发表过一篇宗教性的文章。1977年形势出现转机，宗教类的文章渐次增多。在五六十年代，学术界的中国佛教研究成果，多出自于少数高等院校哲学系的教师。他们多结合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佛教思想，开辟了佛教研究的新路向。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述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有关中国佛教的条目，内容为教史、教理、宗派、人物、经籍、仪轨制度、中外佛教关系等。汉文条目共四百余条，约二百余万言，后经整理编辑，由知识出版社印成四册，于80年代陆续出版发行。（《中国佛教》第一册于1980年4月出版，第二册于1982年8月出版，第三、四册于1989年5月出版。）这是佛教界研究中国佛教的重大成果，极富学术价值。第三阶段。在改革开放思潮的激励、推动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学术视野和思维路向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批从文化角度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曲直、优劣高下，兴起了"文化热"。佛教界领袖人物也针对社会上流行的"佛教是迷信"的说法，振臂高呼"佛教是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研究的深入展开。随着研究佛教生力军的逐年增加，中国佛教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迄今为止，佛教研究的成绩极为突出，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据统计，在90年代，有时一年发表的佛教文章就超过了"**********"以前17年的总和。总的看来，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中国佛教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八个方面展开的：
（一）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学者的关注，一直是中国佛教研究的重点。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8。），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系统论述了隋唐以前的佛教历史，资料翔实，分析缜密，多富创见，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全书计划出八卷，我们期待着后五卷的早日问世。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是长期呕心沥血而成的佳作，全书着重从哲学角度论述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与发展，精辟深刻，学术价值很高。郭朋有多部佛教史论著，他在20世纪末独自完成了中国佛教通史的系列著作。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可喜现象是，有了关于历史上某个少数民族王朝的和某一特定地域的佛教史著作问世。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推出的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空白。199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国的《福建佛教史》，系地域性佛教史的系统论述。这两部著作独辟蹊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近二十年来，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近现代佛教引起了中青年学者的热情关注，形成新的热点，专著迭出，成果累累。重要的有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现代化》、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现代调适》、陈兵与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以及徐荪铭的《世纪佛缘》等。
（二）宗派研究的全面展开。宗派研究也一直受到中国佛教研究学者的重视，尤其是禅宗研究，更是久盛不衰。近二十年来，一度出现了"禅宗热"、"禅宗文化热"，阐述禅宗的重要著作纷纷问世，令人目不暇接。重要的有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杜继文和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吴立民和徐荪铭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邢东风的《禅悟之道》，还有《印度禅》、《如来禅》、《祖师禅》等，这些著作对禅宗的思想、历史及类型做了集中深入的探讨，颇有见地，成就喜人。此外，还涌现出一批探讨禅宗与其他文化形态关系的力作，如《禅与老庄》、《禅学与玄学》、《禅宗与中国文学》、《禅与东方文化》、《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禅与中国园林》等。预计禅学研究的热潮还将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天台、三论、华严、净土诸宗的研究，也纳入了学者研究的视野，如潘桂明的《智评传》、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和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三）佛教典籍整理的重大成果。80年代以来，在任继愈教授带领下的一批学者，经十三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的编纂，该书共106册已全部出版。这是大藏经中搜集最宏富、校勘最精良的版本。《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已完成"丹珠尔"部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传统大藏经以外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由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已分辑出版，现已出版七册，反应良好。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整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方广锠的《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二册），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又，中华书局于80年代初陆续推出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已出版了《坛经》、《高僧传》、《出三藏记集》、《三论玄义》、《大乘起信论》、《童蒙止观》、《华严金师子章》、《五灯会元》和《古尊宿语录》等校点、注释本。中华书局还同时出版了由石峻、楼宇烈和笔者等人合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四卷，已出十册。禅宗典籍的整理、研究也一直为学者所重视，在这方面的成果有周绍良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杨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李申和方广锠的《敦煌坛经合校简注》等。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陈士强的《佛典精解》。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也是相关典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四）佛教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高等院校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程包括了汉唐佛教哲学的内容，在教学需要等因素推动下，佛教哲学研究在不断深入开展，并陆续出版一批可喜的成果。较早的有田光烈著《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60年代初任继愈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问世，该书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从哲学思想高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深层内涵，开辟了佛教研究的新理路，影响至为深远。80年代以来，同类的著作先后有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笔者的《佛教哲学》、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巫白慧的《印度哲学》。此外，相关的著作有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相近的著作有张怀承的《佛教伦理道德精华》、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等探讨佛教心性或伦理的专著，还有曾祖萌的《中国佛教与美学》、王海林的《佛教美学》等探讨佛教美学的专著。随着新生代的崛起，佛教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拓展，不断深化。
（五）中国佛教文化研究形成热潮。80年代以来，一批学者纷纷从文化角度研究佛教，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华书局与中国佛教协会分别出版了讨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专集。笔者也投身于其中，撰写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在此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魏承恩的《中国佛教文化论稿》（1991）。1995年底，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洪修平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1997年底，宗教文化出版社还出版了王尧主编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上、下册）。
（六）藏传佛教与密教的研究渐成热点。藏传佛教一直为内地一些佛教研究者所重视，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如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于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力作。近年来出版的则有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吴立民与韩金科的《法门寺地宫唐密曼陀罗之研究》等。密教与唐密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汉语系佛教界的兴趣和学术界的关注。
（七）对周边国家佛教的研究取得新进展。随着佛教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对外交流的增加，中国佛教学者也开始重视研究外国佛教，并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及其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二册）和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等。
（八）此外，在佛教制度和寺院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谢重光等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和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以及丁钢的《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等，视角独特，数据丰富，迭有新意，对了解佛教、全面深入研究佛教，有着重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佛教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佛教学术研讨会增多，学术交流频繁。自1980年9月首次在西安市举行"全国佛教学术研讨会"以来，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已成功举办了全国性的各种佛教学术研讨会六十次左右。会议的主题多集中在宗派、人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研讨会既及时地交流了科研成果，又促进了佛教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此外，有的研讨会还与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联合召开，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以及中日韩三国的佛教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