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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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的方法问题(1)

《周礼》是十三经中的一部大经,也是问题和难点最多的古籍之一,其成书年代更是学术界聚讼两千余年、迄今未了的著名悬案。

在经学史上,《周礼》是今古文经之争的焦点之一。而王莽篡汉、宇文周革典、王安石变法都将《周礼》奉为圭臬。因此,关于《周礼》的争论,又往往带有学派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复杂色彩。撇开这些非学术的因素来看,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周代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法制、宗教等方面状况应如何估价的问题。所以,结束这桩公案,不仅是历史的要求,而且对于深化先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周礼》源流

《周礼》一书,始出于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有“《周官经》六篇”,班固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荀悦《汉纪》云:

“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

《经典释文·叙录》云:

“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可见,此书西汉旧题为《周官》,刘歆奏《七略》时犹沿用此称。王莽时,更其名为《周礼》,并列为礼经,其时在“平帝元始五年,至王莽居摄三年之间”,。

《周礼》的发现经过,不见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汉书》的《儒林传》和《艺文志》等文,唯《汉书)景十三王传》云: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公元前”44年’,死于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年’,则此书当出于景武年间,但是,《史记)五宗世家》中却没有上述文字,是班固杜撰,还是太史公疏忽1学者见仁见智,诸说歧异。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认为是献王得之于李氏。

《隋书·经籍志》说同。马融《周官传》说是得自山岩屋壁:

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

马融是刘歆的三传弟子,其说当最有权威。但细玩其语,仍有启人疑窦者:既然五家之儒未之见,《史记)封禅书》如何得两次提及《周官》1武帝又何以知其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1如果说《封禅书》之文为刘歆所窜入,则又等于承认今文学家关于刘歆伪造《周礼》的说法。《礼记)礼器》孔疏则说是,汉孝文帝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不仅将发现的年代提前到文帝时,而且《考工记》又变成博士所作,不知根据何在1《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但《汉书·艺文志》、《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序》备举孔壁所得古籍,皆无《周官》。纷纷之论,殊难调定。

尽管《周礼》本身未言及其为何朝何代之典制,更无,周公若曰”之语,但被刘歆指为,周公致太平之迹”。

东汉初,刘歆的门徒、河南缑氏人杜子春设席授业,传《周礼》之学,郑众、贾逵等鸿儒均仰承其说,一时歆学大盛,注家蜂起,郑兴、郑众父子,卫宏、贾逵、马融等竞相为《周礼》作解诂。至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又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之说,作《周礼注》。

《书传》有周公“一年救乱,二年伐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之语,郑玄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认为《周礼》就是周公为成王所制官政之法。由于郑玄在经学界的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皇皇大典。《周礼》为周公手作之说亦为后世学者所宗。

(第二节 《周礼》成书年代的纠葛

作为一部古文经,《周礼》面世之时,就遭到今文学家的激烈反对,“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郑玄的同里后进林孝存(临硕)“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郑玄做书答其难,从而拉开了论战的序幕。其后,诘难《周礼》者史不绝书,歧见迭出。争论的焦点是,《周礼》究竟成书于何时1将诸家看法略做归纳,至少有以下数说:

1;《周礼》为周公手作

此说昉自刘歆,郑玄、贾公彦踵之,其后,历代名家大儒多宗此说。如朱熹说:“《周礼》是周公遗典也……《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孙诒让说:“此经建立六典,洪纤毕贯,精意眇旨,弥纶天地,其为西周政典,焯然无疑。”他认为《周礼》一书是周公对西周以前经世大法的总结,他说:“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洛,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萃于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学者大多笃信此说,历代研究《周礼》的著作堪称浩繁,但持此说者最众,如宋王安石《周官新义》、王昭禹《周礼详解》、叶时《礼经会元》、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易祓《周官总义》、杨杰《周礼讲义》、黄度《周礼五官说》、胡铨《周礼传》、陈傅良《周礼说》、朱申《周礼句解》、俞廷椿《周官复古编》、王与之《周礼订义》,元毛应龙《周官集传》、丘葵《周礼全书》、吴澄《周礼考注》,明王应电《周礼传》、陈凤梧《周礼合训》、魏校《周礼沿革传》、舒芬《周礼定本》、陈深《周礼训注》、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金瑶《周礼述注》、徐即登《周礼说》、郭良翰《周礼古本订注》、孙攀《古周礼释评》、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张采《周礼要》等均是。

2;作于西周

日本学者林泰辅在《周公其时代》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周礼》,所见天神、地、人鬼以及伦理思想、政治制度等,认为此书作于西周末的厉王、 宣王 、幽王时代。蒙文通先生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

3;作于春秋

近人刘起先生认为周礼:《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没有受战国官制的影响。”

4;作于战国

此说始于东汉经师何休。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汉儒张禹、包咸等从其说。季本《读礼疑图》,清儒崔述《丰镐考信录》、皮锡瑞《经学通论》,现当代学者钱穆先生《<周官>著作时代考》",郭沫若先生《<周官>质疑》、顾颉刚先生《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范文澜先生《经学讲演录》、杨向奎先生《<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等均持此说成为目前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说法。

5;作于周秦之际

毛奇龄云,“此书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梁启超说:“这书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魏了翁疑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胡适因《周礼》屡屡有“祀五帝”之语,故说,“其为汉人所作之书似无可疑”。近人陈连庆先生《<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一文认为:“《周礼》制作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帝之世。”港台学者史景成先生《<周礼>成书年代考》一文认为,此书作于《吕氏春秋》以后,秦统一天下之前。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认为:“《周礼》基本上为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以如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书。在其内容中,作为素材的那些被认为是从周至春秋战国的诸制度和诸事物,乃是经过种种加工而收入进去的。”

6;刘歆伪造

此说始倡于宋人,代表人物是胡安国、胡宏父子,其目的是借此反对王安石援《周礼》变法。胡宏认为,刘歆伪造《周礼》是为“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故,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宋洪迈《容斋续笔》,清末今文学家廖平《古学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力主此说。钱玄同先生《答顾颉刚先生书》、杜国庠先生《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等文亦持此说。这一派意见目前在港台较有影响,徐复观先生《<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侯家驹先生《<周礼>批判》。

以上诸说前后相差一千余年。其中只能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接近于正确。但孰是孰非,至今仍争执不已,疑者自疑,信者。

(第三节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的反思

《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激烈争论了二十个世纪之久,至今莫衷一是,犹未止息,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以往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再争论二十个世纪,也于事无补。为了找到问题的症结,有必要对各家的论证方法做一番反思。

持“《周礼》为周公手作”说者,很少能提出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多把西周政典作为光耀千古的致治之极,视周公为万世圣贤,把郑玄、贾公彦等名儒关于《周礼》成书年代的结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去怀疑它,或者是不愿去怀疑它,他们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赞颂《周礼》,或美其经制大备,或谓为群经原本,或叹其广大精密,总之非周公不能作。例如,宋儒李觏说:“觏窃观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载。非古聪明睿智,谁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何乔新也说:“《周礼》一书,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尧、舜、禹、汤之法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距今数千载,其致治之大本大法,于今可见者,《书》与《周礼》而已。《书》载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礼》载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方苞也认为此书是圣人:“一心营度所作”,他说:“《周官》一书,岂独运量万物、本末兼贯,非圣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辞,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诗》、《书》,无与之并者矣。”

这类文字的证据太薄弱,经不起推敲,如果说《周礼》一书非圣人不能作,则圣人非必周公,说此书为孔子或孟子、荀子所作,为何不可1以《周礼》为尧、舜、禹、汤之法,更是无根之谈,历史科学发展到今天,绝少有人还会相信。至于说《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法,漏洞就更多了,此书所述制度与西周政制不合者比比皆是,罗璧曾批评说《周礼》,言建国之制与《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书·武成》及《孟子》异,设官之制与《书·周官》六典异,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言之与行,自相矛盾乎1”罗氏所言,很有代表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周公作《周礼》之说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封建时代加在《周礼》上的光环,已不再令人目眩。

《周礼》是古文经,在群经中,其出最晚,又无传授,发现经过也言人人殊。因此,今文学家以此书来路不明为由,斥之为伪书。然而,汉初民间所献之书很多,秦火之余,未必都能究其端绪,仅凭这一条,就断言其必为刘歆所伪,究属武断。

但是,由此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周礼》确是西周典籍,那么为何所有先秦文献中都没有它的影迹?先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公,影响很大,留下的著作也不少,如果《周礼》是周公之典,则孔子“当不切切于杞宋求****遗礼,与夫逆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卫反鲁,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独不能措一辞《周礼》”。诸子百家争鸣,好称引古今,《尚书》、《诗经》、《周易》等书,屡屡被征引,何以唯独对《周礼》置若罔闻1《左传》闵公元年,齐仲孙湫曰,鲁犹秉周礼”;昭公二年晋韩起说,周礼尽在鲁”;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上述三处引文中的,周礼”一词,均指周代礼制,与《周官》了不相涉。对此,马融《周官传》曲为圆通,说:“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罗璧驳斥道:“孟子生战国,周室犹存,北宫问周室班爵之制,孟子已有‘其详不可得闻’之答。……周室无恙时已莫可考,而谓秦焚后周公礼书灿然完备如此,吾不信也。”相反,西汉文献与《周礼》相似或相同之处却很多。王国维云:

《周官》一书得于河间,不独汉初齐鲁诸儒皆未之见,即周秦人著书亦未有征引一二者。……先汉人书惟刘向所次《乐记》,以和邦国,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五曰刑典,以诘邦国”,六字而成:

地宜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有窦公一篇乃春官大司乐职文大戴记朝事义。

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则饬宗伯;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爵禄失则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则饬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胜,曰不成也,不成则饬司寇;百度不审,立事失理,财务失量,曰贫也,贫则饬司空。

康氏还指出,《大宰》之,“九两”——牧以地得民,长以贵得民,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宗以族得民,主以利得民,吏以治得民,教以任得民,薮以富得民,源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国则任贵,乡则任贞,官则任长,学则任师,族则任宗,家则任主,先则任贤。”这种方法类似于阎若璩驳伪古文《尚书》,逐字逐句地找出处,这不失为判断《周礼》成书年代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方法很有限度,因为《周礼》一书规模宏大,其中既有古书材料,又有作者的理想掺入,不可能像伪古文《尚书》那样,字字句句找到出处。

而且,人们可以反过来说是《大戴礼记》等抄《周礼》,或者是《大戴礼记》与《周礼》同抄另一本书。

《尔雅》与《周礼》,孙星衍认为关系密切。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