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疏云，“八事皆听者，旧事争讼当断之也”，把八成释为断民争讼，理由是八成都有“听”字，贾公彦把听理解为听讼，这是很片面的。吴廷华云，“听，察也”，甚是，听指上对下的审查、听断，如《大宰》云，，受其会，听其致事”，“王视治朝，则赞听治，视四方之听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则冢宰听之”，均其证。“八成”平治的对象有咨决、校考、辩论、陈乞等。《小宰》八成，应是检查官员工作情况的根据。“比居”即伍籍，记载每地可任力役者的姓名，以之检核赋役情况是否相符。“简稽”即士卒兵器之簿书，以之检核师田发众庶时人员兵器是否相符。“版图”即人民之版和土地之图，以之检核闾里的户口、土地情况是否相符。“傅别”即债券，以之检核债款与利息数目是否相符。“礼命”即国之礼命文书，以之检核官员的禄位是否相符。“书契”是指官民财用颁授的簿书（从孙诒让说），以之检核取予情况是否相符。“质剂”即地官质人所掌之商业成交券书，以之检核市场买卖情况是否相符。“要会”是官内自用物之簿书，以之检核入出的情况是否相符。比居等八者，是与此有关的官员必须做的工作记录或原件汇档，岁终作为考核的依据。
但是，八成只涉及一部分官员，并不能包括所有的工作。对官员的考核，除了有文书可案验的部分之外，还应有对实际能力等等方面状况的课验。所以，《周礼》又有，官计”一项作为考核标准。
《大宰》职云，“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关于官计的内容，郑注云：“官计谓小宰之六计，所以断群吏之治。”《小宰》职云：
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郑注：“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善，善其事，有辞誉也；能，政令行也；敬，不解于位也；正，行无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廉字郑玄说为六事之本，贾疏从之，云，，此经六事，皆先言廉，后言善、能之等，故知将廉为本。廉者，洁不滥浊也”，其解殊觉牵强，因此，王安石、王昭禹、易祓、王与之、黄以周等均不从，而训廉为察，以廉为覝之借字，《说文》云，“覝，察视也···读若镰”，此说较安。
善、能、敬、正、法、辨六计，是岁计及三年大计时，计其功过多少的六条标准，它所注重的不是“贤”、“德”一类的软性条件，而是是否称职这类硬性条件，因此六者皆关乎其能力、工作态度等。《宰夫》云，“以法警戒群吏((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郑注：“良犹善也。”小宰六计之善，孙诒让认为是指，善于其所司之职事，有辞令名誉也”，至确。能，《大宰》注云“有才艺者”。《地官·司谏》云，“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有才能者任于国事，则政令自行。其他“不解于位”、“行无倾邪”、“守法不失”、“辨然不疑惑”，也是看其是否努力、守职。六计考察的细目，散见于全书之中，主要有以下几项：
1.民数多少
民数多少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对于六乡、六遂和采地的亲民官员，民数是否增加，是衡量其政绩的主要标准之一。《秋官·司民》云：
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郑注：“三官以贰佐王治者，当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据《商君书》记载，秦国每年统计的十三种数字中，就有，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等各类人口数字，可见战国时代各国对人口问题的重视。
2.行政效率高低
法家治国尤注重效率，其方法，一是依法督责官员尽职；二是让官员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有一定的处置权，避免事无巨细、层层上达，耗时误事。
商鞅说：“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则强’。君决，国力必然削弱。因此，商鞅明确提出“无宿治”的要求：“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广雅·释言》：“宿，留也。”宿治是低效率的治理。这种思想，也为《周礼》基本吸收。所以，各级官员对政府的各项法令是否及时执行，对有时间性要求的工作是否如期完成，也是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宰夫》云，“治不以时举者，以告而诛之”，郑注，“治不时举，谓违时令，失期会”，孙诒让《周礼正义》云：“违时令，若十二月之政令，先后违其时节。失期会，谓事之共办有期限，而怠废不办失期者也。”
3.技术高下
对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官员，则主要考核其技术水平，以决定其废置诛赏。如《天官·医师》云：“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根据其治愈人数的比率，将其技术分为五等，作为评定禄食的依据。《天官·兽医》亦云“(凡兽之)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与此相类。又如《天官·酒正》云
“以酒式诛赏”，酒式即造酒之法式，合之者为善，不合者为不善，以之作为诛赏依据。《天官·内宰》云，“岁终，则会内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献功者，比其大小与其粗良而赏罚之，会内宫之财用。”献功，就是《女御》“以岁时献功事”和《典妇功》“及秋献功”之献功，即所献之产品。岁终内宰检查其粗良并确定赏罚，这是对手工业产品的检查。对于占卜者也不例外，《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贾疏云：“至岁终，总计占之中否而句考之。
4.管理善否
《周礼》中涉及财物管理的管员很多，他们是否称职，主要看对财物的管理、经营能力如何。《天官·宰夫》云：
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
郑注：“乘犹计也”。乘其财用之出入，即以书契版图以及月要、岁会等通计其财用出入之数，然后检查其管理情况，决定赏罚。江永云：“足用，谓度支有方而用不匮；长财，谓经理有法而财自生；善物，如牧养肥充、制作精良之类；此皆能称职者，故赏之。”辟名，郑注说是“诈为书，以空作见，文书与实不相应也”，即立假账、账实不符。孙诒让认为“此句应断成，失财用，物辟名”，他说，“此经凡掌械器、膳服、畜兽诸官，多云辨其名物，盖异物则异名，名与物必相应，若以盬为良，以恶为美，则物与名违舛不相应，所谓物辟名也。财失则不长，用失则不足，物辟名则不善，上下文正对”，二说稍异，但均认为是指管理不善。
对掌物的官员，则考核其保管的状况，以及账面是否相平，所以大府会货贿之出入，外府会小用，职币会其出，泉府会出入纳其余，掌皮会财资，司裘会其皮事，等等，极为具体、详尽。
对官员的考核，除官员呈报功状、正长考课之外，还通过派官员下行巡察，来搜集和了解官员的治绩。《地官·司谏》云，“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以考乡里之治，以诏废置，以行赦宥”，通过巡问观察，以考乡里之治，所得情况更为可靠、确切，以做补察之用。
《周礼》对官员的考核，贯串着“上能”的精神，这正是法家思想的体现。
（第五节 刑赏
与岁终和三岁大计群吏配套出现的是刑赏制度。大宰郑注云，“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赏之”，深得其要。《大宰》职云：
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
“八柄”，《春官·内史》作“八枋”，“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顺序稍异，内容则全同。孙诒让云，，此经八者，唯爵、禄为赏罚通法，以下六者，则予、置、生为赏之事，夺、废、诛为罚之事”。因此，八柄可以归结为赏罚二柄。
以赏罚二柄驭群臣，肇源于法家。《商君书》以刑赏喻文武：“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要）也。”《管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又云，“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也是把赏罚作为治官之本和推动力。《韩非》有《二柄》篇，其文开首即云：“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还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均极言赏罚之柄的重要。
《管子·小匡》：“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秉即“柄”之借字，此处已将二柄衍为六柄。《周礼》则又增以予、置二柄。从《周礼》全书看，对官员的赏罚，只是笼统地说，进退”、“诛赏”，而没有对八柄一一做具体说明，如前所述，所谓八柄，实际上只有赏、罚二柄，凑成八数，不过是要与上下文之，八法”、“八则”、“八统”相划一。
对失职官员的惩处，有专门的刑罚，称为官刑。《大宰》八法曰“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官刑是大司寇五刑之一。《大司寇》云“四曰官刑，上能纠职”，官刑的具体条律，经无明文，所以无可深究。官刑的作用，在于“上能”与“纠职”两项，郑注云：“能，能其事也。”即多才艺、堪事者、能者则尚（上）之。纠职，孙诒让《周礼正义·大司寇》云“课举其当官之职事”。《宰夫》云“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即纠职之例。凡官职之不举、官联之不会、官常之不修、官成之不守、官法之不遵、官刑之不当、官计之不实者，都要黜其官爵，再加以刑罚。孙诒让《周礼正义)大宰》说，，凡百官府黜陟、废置、诛赏，并以此为断”，他认为是以官刑断赏罚，当亦是以此“上能纠职”而言。
据《夏官·司勋》文，功有王功、国功、民功、事功、治功、战功六等，则功之大者赏必重，小者赏必轻。首先是爵与禄食，《天官·内宰》有岁终会食稽功之文，《夏官·司士》有以功诏禄之文，则禄食、爵秩都是根据功之大小而定。《春官·小宗伯》“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郑注“王以赏赐有功者”，则衣服、车旗之赏也是根据功之大小而定。
《夏官·司士》云：“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郑注，“损益，谓用功过黜陟者”，则是以功劳为迁转之序，可见《周礼》官员不世袭。西周行世卿世禄之制，春秋时期方有人提倡以才任官，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中规定“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禁止官位世袭，兼职揽权，封官必得其人。荀子也提出，量能而授官”，借此剥夺世禄贵族的爵位。商鞅变法曾制定按军功赐爵位的制度，秦国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周礼》一律以功劳定官爵高下，则其非西周典制已无可疑，此制的进步程度与秦相一致，因此其成书时代似应在商鞅变法之后。
有功劳的官员，还可以按功劳大小获得赏田，《夏官·司勋》云“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郑注“等犹差也，以功大小为差。”赏地即赏田，在六乡之远郊。《司勋》又云“凡赏无常，轻重视功，”赏无定格，由国君视功之大小而定。功勋显著的，除赏田外还可获得“加田”，加田可享受免税的优待，此即《司勋》所谓“惟加田无国正”。
战国时，魏公叔痤为将，与韩、赵战于浍北，擒获乐祚。魏王大悦，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让功于吴起、巴宁、爨襄。于是，魏王索吴起之后，赐田二十万，宁、襄各十万。 因为公叔是长者，所以“王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惠士奇以此说司勋之加田，至确。但此适足为《周礼》晚出之证。战国时，各国盛行以田地奖励军功，《周礼》将司勋属之夏官司马，显然是受此种风气的影响所致。
“八柄”之义，大都较显，毋庸赘说，仅“三曰予，以驭其幸”一条义较晦。王安石释云，“予以驭其幸者，其贤不足爵也，其庸不足禄也，而以私恩施焉，故谓之幸”，甚是。此“予”即《内府》之“好赐予”，是由王和冢宰所掌握的一种特殊奖励，属于破格奖赏。《夏官·司士》云，“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孙诒让认为德、功、能、久四者为考课之本。。德、功、能三者可不加解释，“久”诸家都认为即大宰八统之“达吏”。郑《大宰》注：“达吏，察举勤劳之小吏也。”小吏爵秩****，凡勤劳年久者，即使没有值得称道的才德、贤能、功庸可奖赏，亦可使之达于官，赐予财物，从而鼓励能力差、从事低层次公务的小吏努力于本职。可见，《周礼》对官员的奖励，考虑甚为周全。
大宰“八柄”的顺序是先庆赏，后刑威；庆赏由重至轻，刑威则由轻而重。因此，王安石认为这种安排有，劝赏畏刑”之意，是很对的。“八柄”是《周礼》治官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的作用，是促使百官及府、史、胥、徒勤勉于自己的岗位，保证，八法”的贯彻执行和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
综上所述，《周礼》治官主要不是靠儒家的仁、礼、忠、义之类的道德因素，而是靠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八法”和爵、禄、予、置、生、夺、废、诛，八柄”。前者是对法家治官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后者则是沿用了法家最惯用的武器。
两者结合，组成了《周礼》的治官思想体系，它的严密和合理，是任何一本先秦典籍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宋人叶时曾这样总结《大宰》八法：
惟其有官属，则治有所统而不乱；有官职，则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联，则关节脉络有贯通而无扞格；有官常，则纲领条目有秩序而无舛讹；有官成，则以之经理而有所依据；有官法，则以之听治而有所操执；有官刑，则人知警戒而无慢心；有官计，则人知勉励而无怠志。
可见，八法是从一套较成熟的以法治官的理论中抽象出来的，它是《周礼》一书含有系统的法家思想的明证。但是，法家思想在《周礼》中并没有代替儒家思想而取得主导地位，它只是被当做一种为儒家思想所用的工具在发生作用，这一点，我们在第七章中还要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