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周礼·春官·小宗伯》云：“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贾疏云：“谓充人养之，至祭日之旦，在庙门之前颁与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牵入庙。”六牲即马、牛、羊、鸡、犬、豕，平时分别由校人、牛人、羊人、鸡人、犬人、豕人养之。
凡祭祀前被选中之牲，无论六牲中的哪一种，均交充人养之；至祭日之旦，再由小宗伯将六牲分颁五官，五官各牵其牲，跟随王入庙。
六牲如何分颁五官，小宗伯无明文。郑司农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鸡，司马主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其根据是，《地官·大司徒》有“祀五帝，奉牛牲”语，《秋官)大司寇》有,大祭祀，奉犬牲”文；既然司徒属官有牛人，祭祀时司徒奉牛牲；司寇属官有犬人，祭祀时司寇奉犬牲；则可推定宗伯奉鸡牲宗伯属官有鸡人’，司马奉羊牲司马属官有羊人’，司空奉豕牲司空属官有豕人’。根据《周礼》文例，此为互文见义，故文不具。可见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五官，分别代表五行的土、木、火、金、水，五官在大祭祀时分奉五牲，也是按五行象类行事，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前所述，《天官·内宰》有“凡建国，佐后立市”一语，而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暴、司稽、肆长、泉府、司门、司关、掌节十二位市场之官又都归在地官，无疑，这是暗示人们，后主阴，市属阴，地亦属阴，故市官在地官。可见，《周礼》地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与天官阴阳相对的地官，又是与春夏秋冬四官合成五行的中央土，是阴阳与五行的联结点，《周礼》六官之制，正是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依据构筑而成的。
五官在部别职官时也有代表五行的意义。《周礼》创造了将百官按治、教、礼、政、刑、事六典分别部居的法则，官员的归属原则上照此办理。但是由于五官代表五行，因此，在安排属官时，又尽可能照顾某些职官的五行属性，除牛人、鸡人、羊人、犬人之外，还有数例。
夏官之司爟一职，“掌行火之政令”。其所司有五：一是“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
《天官·疾医》云“四时皆有疠疾”，孙诒让《周礼正义》云“时气太盛，则人感而为疾，故以异木为燧，而变国中公私炊爨之火以调救之”；二是掌陶冶之火，季春百工咸理时出火，季秋百工休辍时纳火；三是在中春大蒐及十月后田猎焚莱时掌火令；四是在大、中祭祀时负责祭爟，爟即先火，指先出火之人，属人鬼之祭；五是国中居民稠密区失火时，或民擅自于野焚烧草莱时，负责执行处罚。可见司爟之职，均关乎民政，理应归于地官，但火在五行属夏，故将其归在夏官司马之下。贾公彦《司爟》疏云，“在此者，按其职有行火之政令，火属南方故在此也”，深得其旨。
秋官之司氏亦与掌火有关：“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明烛、共明水。”即负责供给占卜、祭祀用的明火、明水。明火用“夫遂”取于日，明水以“鉴”取于月。夫遂之遂又作锈、燧，是一种利用日光聚焦取火的凹面铜镜，《礼记·内则》称之为金燧，《说文》则称为阳，孙诒让认为是取露水的铜盘。由于司烜氏取明火、明水的工具均用金属制成，因此尽管它与司爟同掌火%但却被归入秋官，因为金在五行象类中属秋。
因职掌与金有关而被归入秋官的还有职金一官。《职金》职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即负责征金、玉等六物，然后分别辨明其质量数量分门别类转交有关诸府那么，为何将职金列入秋官？职金序官贾疏解释说：“案其职云‘掌凡金玉之戒令’，又云‘掌受金罚、货罚’，亦是刑狱之事，故在此。”但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金罚、货罚,并先入士官，士官以授职金，又受而转给司兵”。可见职金既不掌金、货之罚，也不掌金、货之藏，在罚金问题上，不过是士官与司兵的中介，因此贾说不可通。职金入为秋官的主要原因，当是所掌六物以金为首，而且,旅于上帝，则共其金版，飨诸侯亦如之，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与用金有密切关系的缘故。
（第三节 《周礼》六官与五行辅天
《周礼》六官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天官一职在五官之上。《天官·冢宰》郑《三礼目录》云：
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统理万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总御众官，使不失职，不言司者，大宰总御众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
王者奉天道，故称天王；冢宰佐王奉天道，故曰天官。冢宰既是六官之长，总御众官，故大祭祀时的职司也与五官不同，五官必须各牵其牲，而冢宰就不牵牲。论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配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正合适，但《周礼》却把马推给了夏官大司马，而让冢宰空着。大司马不仅要奉羊牲，还要,奉诏马牲”。五官而奉六牲，显得不合情理。贾公彦为之圆场说：,六卿应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贰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贾说似是而非。天官不奉牲的根本原因是，五官代表五行，故各奉其牲，天官不在五行中，故不奉牲。
《周礼》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五行象类中没有马，而民间通称的六畜中却有马，去掉则悖于时俗；若分配给天官，则不但逆于五行，而且使天官的地位降同五官，两种方案都于义不妥。于是只好硬塞给司马，让他名副其实地,司马”，使天官高于五官的地位得以保全。
《周礼》天官与五官的关系是以一统五的关系，或者说是以五辅一的关系，说得清楚一点，是五行辅佐昊天的关系。在阴阳五行说的体系中，五行不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最高主宰是皇天上帝，五行是其辅佐，但这种说法出现得较晚。
金、木、水、火、土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据前辈学者研究，《洪范》是战国末年的作品；而且，此五行“不过将物质区为五类，言其功用及性质耳，何尝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与《左传》所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意思完全一样，尚无哲学意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始有以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为五行之官的说法。到《吕氏春秋》十二纪，句芒等五官被升格为五行之神,各主一方之事,四时各有其盛时,五行从自然界的五类物质变为具有哲学意义的万物之纲。《吕氏春秋》中的五行神由昊天上帝统辖，顺时当值，但上帝不当值，祭祀也与五帝分开：
《孟春纪》：“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高注：“上帝，天帝也。”
《季夏纪》：“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
《季秋纪》：“是月也，大飨帝。”高注：“大飨上帝。”
五行配天之说，秦汉时很盛行。《史记·天官书》云：“水、火、金、木、填星，此五者，天之五佐。”填星即土星，故张守节《史记正义》说：“言水、火、金、木、土五星佐天行德也。”先秦时五大行星各有专名，如金星叫明星、长庚，木星叫岁星等等，五行说盛行后，始以五行之名名之。
后儒关于五行配天的说法很多，因而有天是一还是六的争论。《礼记·郊特牲》孔疏云：“郑氏谓天有六天。天为至极之尊，其体只应是一，而郑氏以为六者，指其尊极清虚之体，其实是一；论其五时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故为六天。”认为五行佐天行德，故可与天并称六天。清儒金鹗则说：“五帝非天也，五帝各司一时一方，是五行之精，为天之佐。”《周礼》五行配天的思想与之若合符契，这对于推定《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是有启发的。
《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可见《周礼》既有昊天之祭，又有五帝之祭，这种祭统当源自《吕氏春秋》。
以一统五的思想，《周礼》中时有流露，如天官中提到王有六寝，后有六宫，六寝、六宫的布局均为前一后五。《天官·宫人》郑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礼记·曲礼》孔疏说五小寝，一寝居中，四寝分居四维，天子每时一易其寝，中央之室则季夏六月居之。可见五小寝代表五行之居，前一后五的格局与天官领五官的关系完全一致。
又如《天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纱。”据郑注，衣色玄（当是象天）、揄狄青、阙狄赤、鞠衣黄、展衣白、缘衣黑，后五衣象五行之色，而以衣为最尊。
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
（第四节《关于五帝和五帝祀
《周礼》大宰、大司徒、小宗伯、大司寇等职均有“祀五帝”之记载。此五帝之所指，经无明文。郑玄小宗伯注以纬书《文耀钩》之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等说之，甚谬，断不可信。贾逵、马融等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等当之，其说可从。
《周礼》的五帝，并非指远古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而是指五行帝，这是《周礼》晚出的证据之一。从文献看，《楚辞·远游》始以句芒、太皞居东方，炎帝、祝融居南方，蓐收居西方，颛顼、玄冥居北方，但并未视为四方之帝。从文献看，晋国蔡墨第一次提到五行官：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蔡墨还说，五官分别由少皞、共工、颛顼氏的亲属所担任：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该：修：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
这与《远游》之说出入很大。句芒、祝融等五个人名成了官名，而且少皞氏包揽了五官中的金正、本正、水正三官。祝融、颛顼本各居一方，而在这里，祝融成了颛顼之子犁的官名，相去甚远。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历叙古帝官名之不同，提到黄帝氏、炎帝氏、共工氏、太皞氏、少皞氏和颛顼，也无五行色彩及五帝之说。
《吕氏春秋》十二纪对上述诸说进行删芟、整理，使之与已有哲学、术数意义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于是句芒等成了五行之神，其上又有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行之帝，各主一方之事。先前游移不定的各种说法，至此终于以五行格局确定下来。
《吕氏春秋》虽有五帝之说，但尚无祭祀五帝之举。关于五帝祀开始的年代，论者多以《史记·封禅书》文为证，认为始于秦：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
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
……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
二年，（高祖）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细细玩味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高祖入关时，只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乃待我而具五也”，可见秦无五帝之祠，至汉高祖时始有之。
第二，如果秦有五帝祀，则必然受到五帝祀观念之支配，否则就很难解释。若有此类观念支配，则五帝祠必定建于同时，然而由以上所引文字可知，秦襄公作西畤祀白帝在周平王元年；秦文公作鄜畤郊祭白帝在其后十六年；秦宣公于渭南建密畤祭青帝又在其后九十四年；秦灵公作吴阳上下畤祭黄帝、炎帝，则又在其后二百五十年；秦献公作畦畤、栎阳祀白帝，则又在其后五十四年。前后绵延四百余年之久，还只立了白、青、黄、赤四帝之祠，未足五帝之数，要说秦人已有祀五帝之观念，令人如何肯信！
第三，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西畤、鄜畤等是否为四色帝之祠？实际上，《史记·封禅书》本身就有扞格之处，在此不妨略举数例：
秦襄公“作西畤，祀白帝”，从字面上看，以“西”方与“白帝”相挂，甚合五行之义。其实西乃地名，不表示方位，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汉陇西郡西县也。”鄜畤、密畤、吴阳上下畤等，畤前之字均为地名，西畤也不例外。如果西畤果为祀白帝之处，那么按五行说，则祭当用白色之牲，然《封禅书》明言,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司马贞《史记索隐》曰,赤马黑鬣曰骝也”，可见，骝驹是赤体黑鬃之马；羝羊即牡羊，亦非白牲，因此，以西畤为祀白帝之处，很难自圆其说。此其一。
根据五行说，白帝当与四象之白虎为配。然《封禅书》言“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故作鄜畤祭白帝，以黄蛇为白帝之象，说亦牵强，此其二。
所以，钱穆先生认为，诸畤都是秦人祀上帝之处，极是。《汉书·郊祀志》说“秦皇自以为得水之瑞”，于是“色尚黑”，但是秦人却不祀黑帝，而是长期祀白帝。据《封禅书》记载，秦人祭祀时穿白色衣服，这是令人生疑之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而不及五帝之祀，证明当时并没有五帝祀。
《史记·孝武本纪》始见有五帝祀之明文：“令祀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五帝祀出现于西汉。
传统说法认为秦尚水德，“数以六为纪”，但是秦始皇陵考古发掘的实物表明，秦俑编制的基数是四，秦俑坑之战车以及铜车马都以四马为驾。《秦始皇本纪》记阿房宫规模及布局，“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下可建五丈旗”，则又以五为计，可见,数以六为计”之说不可尽信。
所谓秦四畤缺黑帝之说，是刘邦左右的人为刘邦代秦编造的舆论，秦时尚无五帝祀之举。《周礼》有五帝祀，则其成书年代不应早于秦。钱穆先生认为，《周礼》五帝不分祀，并据此认为《周礼》作于《吕氏春秋》之前；但《小宗伯》明明说“兆五帝于四郊”，是为五帝分祀之证，因此钱说不可从。
（第五节 《周礼》五行说十证
《周礼》的五行思想，除上述五官、五帝之外，还散见于全书，但大多表述得比较隐晦，因而不为人们所注意，兹揭举如下，作为《周礼》有系统五行说之佐证。
1；六玉
《春官·大宗伯》云：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清代学者金榜、惠士奇、秦蕙田、盛世佐、廷堪、孙诒让等都认为此六器是礼方明所用，非正祭。
所谓方明，是诸侯朝见天子或会盟时设于坛上的方木，其制《仪礼·觐礼》说之甚详：“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胡培翚云：“方明以方四尺之木为之，上下四方共有六面。设六色者，每面各设一色，以象其神。设六玉者，每面各设一玉以为之饰。方明不必定指日月山川，盖言上下四方而六合以内之神悉该之矣。”可见，方明是泛祀众神的方木，在古代它是作为盟神出现的。古人结盟、发誓，必以神明为证，所指神明极泛，不妨试举数例。《诗经》云“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左传》云“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沈，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皆是。能监盟的神太多，不可备举。会同、盟誓时,不可尽设其主位，故为方明，通举六方之神，合而告礼之”，是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