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明清论丛》第10辑。
清王朝自1644年建立全国政权，至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急风暴雨冲击下宣告陨灭，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最后一个王朝。
从清朝覆亡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全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术界，对清朝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指责、批判、否定的比较多，而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则甚少。整个清朝的历史常常被全盘否定，一笔骂倒，描写成一团漆黑。有的学术著作认为整个清王朝的统治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前进，摧残了中华文明，推迟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甚至造成了历史的大倒退。这种认识所以一时成为社会的流行观念，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大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思考：
一是清朝建立之初，一些人受“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影响，把改朝换代看做“国破家亡”，新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质疑。再加上满族贵族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确实实行了残酷野蛮的屠杀政策，大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残暴历史形象。
第一章清代官德丛谈清朝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二是清代不管经历了何等历史的辉煌，但无论如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从先进到落后的深刻转变与巨大落差，确实是在清朝这个历史时期发生和实现的。特别是到了晚清，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沦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段屈辱的历史理所当然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忘怀的伤痛。
三是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为了动员群众，宣传革命，集中力量对清廷的腐朽黑暗的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种揭露，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在当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清末，鼓动革命的文章，例如邹容写的《革命军》，现在读起来还会感到痛快淋漓。当时人们把满族说得坏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就不能再那样看待满族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这是因为，革命宣传毕竟不是也不能替代对整个清代历史的科学评价。
四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内，因为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所以曾经出现了“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等错误口号，在这种“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对清朝历史的一味贬低和否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这种否定性评价，必然会大大影响清史研究的发展，制约着人们对清代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判断。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前辈在清史这个研究领域，筚路蓝缕，潜心钻研，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殚精竭虑，抉微探幽，为正确揭示清代历史的真实面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但是，受到对清代历史地位否定性评价的影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史学界专攻清史研究的学者数量极少，研究状况自然也相对沉寂。要对清代历史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促进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还需要经过一个艰难的、突破传统观念束缚的过程。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不久以后，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给予了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旷世奸雄”的曹操以积极的评价，肯定曹操对当时的人民、对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巨大贡献。这些都为对清朝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作了重要的铺垫。
1961年可以说是对清朝历史地位总体评价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值得我们加以特别的关注。这一年，就清史研究而言，发生了两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情是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溥仪、嵯峨浩、溥杰等人时，对清代历史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他还强调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他甚至旗帜鲜明地称赞“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周恩来选集》，下卷，320、197页）。在另外的场合，周恩来总理还讲过这样的话：“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即使谈到满族统治阶级，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336页）“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杀。”（《周恩来文化文选》，795页）这些话，根本扭转了对清代历史在总体评价上一味贬低、否定的基调，在当时来说，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体现了周恩来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也充分反映了他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学风。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在这一年第三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的《论康熙》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刘大年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康熙帝所处的时代及他一生的作为，强调指出：“在国内，康熙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坚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对国外，康熙统治期间，中国成为一个繁盛的国家屹立于亚洲东部，这使正在把触角伸向中国的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并且对于亚洲邻近国家抵制西方侵略势力也有其影响。”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康熙在封建帝王里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人物。当然，康熙也自有其消极、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对于《论康熙》这篇文章，戴逸同志作了这样的学术评价：“在我心目中，《论康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研究清代前期历史的重要文章，是一篇经典之作。它详细地阐述了康熙一生的经历，一生的贡献，肯定了康熙，随之肯定了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纠正了长期以来对清朝历史的片面观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研究清朝前期历史的人很少，一般都是古代史、秦汉史，郭沫若等几位大家都是研究秦汉以前的历史；而且清朝前期的历史常常是被全盘否定。由于辛亥革命高举反满的旗帜，凡清朝政府所做的事，凡清朝的官、皇帝，都不行。当时那种环境对康熙、乾隆的评价都不怎么好，大家一提到清政府就是腐败的代名词，是无能的代名词。清朝历史一片骂倒。那时大家强调中国是一个汉人世界。大年同志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第一个提出真正不同的看法的，是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清朝的功过是非，写得非常精彩，意义重大。当然他也讲了清朝的缺点、问题，但他比较公正地评价了清朝的历史。”（《刘大年传》，320、32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9）对清代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对清朝历史总体评价的重大变化，迅速地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表现在：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的极大拓展；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对许多历史现象评析的更加客观公正；对清代历史资料的大规模发掘和整理；对清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理性思考，以及一批通史性或综合性著作的面世，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决不是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