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的士人文化在经过魏晋至元长达1100余年孕育后，到明代，终于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了。兰州士人文化形成于明代的主要标志，一是在这一时期，兰州地区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士人群体；二是这一群体开始以文化社群的形式积极参与国家和兰州地区的各项事务，而且对兰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是兰州经济、文化迅速恢复、发展并取得相当成就的一个时期，也是兰州兵家文化继续发展，多民族的杂合文化初步定型，兰州士人群体、士人文化和民间文化、宗教文化等正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当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频繁的政权交替和少数民族统治的局面被朱明王朝结束，兰州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以及以兰州城区为主要区域的明王朝的藩都正式确立时，整个兰州地区便开始成为士人文化与市井文化的集中展示地。
肃王迁兰，金城旧貌改观
明代士人之所以能够形成群体，士人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治形势有利于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相对稳定的封建朝代。明初，朝廷采取奖励垦荒、广开屯田、兴修水利、改换税制等办法，恢复和大力发展国内经济，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随着封建经济领域内商品经济的相对活跃，兰州地区的经济结构为之一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被确定并延续下来，兰州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从而为士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条件。
二是朝廷的文化政策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明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在学术文化、图书典籍、古典文学等方面，明代学者大规模的整理中国古代文献，使中华传统学术得以保留和不断前进；统治者有组织、有计划调动人力物力，完成《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的编纂。
第三是小说和市民文学兴起并日益繁盛，其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久传不衰的名篇佳作。这一切都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和士人群体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三是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的影响。明代，特别是明朝前期，在丝绸之路沿线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地域广大，内容广泛，地跨亚、欧、非三大洲，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医学、天文、历法、绘画艺术、体育、音乐、造纸、印刷术等等。受其影响，兰州士人文化在有明一代，也和全国一样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趋势，领域扩大，内容增加。
四是明王朝藩都确立的推动作用。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关陇士人文化日见衰落，而兰州士人文化却奇迹般地发展起来，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除了以上几个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一个重大事件起了非常重要的直接推动和促进作用，这就是明初肃王移驻兰州，兰州成了明代藩都。这对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士人文化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兰州成为了明王朝在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藩王驻地，而明初的藩王是拥有兵权的，而且王府中设有自成体系的官属。藩王属地集中了大量的士人，他们的各类文化活动都有力地推动着兰州本土士人群体的形成。
金钰铭先生在《（兰州）市申报名城工作培训班上的专题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明代时期兰州历史文化的：“自1399年（明朝建文元年）肃王朱自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迁驻兰县（今兰州市城关区）后，明朝兰州的经济文化获得了很大发展。兴建的藩王府邸、王家园林、宗教建筑使兰州城的面貌为之彻底改观。随扈藩王的人员中有不少饱学之士，为兰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兰州的段氏家族仅在明代就出了4个进士7个举人。段氏家族的段续创制了水车，倒挽黄河水浇灌两岸阶地田亩，大大促进了兰州农业的发展。段坚在兰州创建容思书院，培养儒家人才，为甘肃书院创建最早的一家。历代肃王捐资修建兰州城内外官道，修筑溥惠渠，兴建和修葺寺庙、道观、学宫，也有助于兰州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到明代中期，兰州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水平和文化繁盛已远远超过西部的张掖武威、东部的平凉天水，真正成为全陇中心、‘藩都’所在，被后人誉为‘名藩’皋兰，人口也由元末的4万人增长到8万多人，文化的作用由是显现。”
南北士子，云集名藩皋兰
明代的兰州士人群体基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外地来兰士人，这一部分人一般是经由不同途径来兰州的，有的是随肃王来兰的士人，有的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有的是随官府而来的幕僚；其居留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定居，有的长住，有的暂住，有的过路。另外，在肃王幕府中还吸收了不少学人，谈经论史，吁衡时局，撰文吟诗，著书立说等，曾在肃王府任宗学教授的周麟就是一位精通五经，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理学家段坚，史学家聊让均出其门下。肃王移节兰州后，江南等省人迁居兰州者甚多，其中也有不少士人，致使外来人口大大超过了本土人口。据《皋兰县志》卷八《风俗》记载，兰州明时有一种叫“天涯望哭”的民俗，“四时及其先之生卒日，祭于木主，并奠于墓。春秋拜扫，男妇俱诣墓所，彭泽旧志以为重婚葬，崇墓祭。盖至今然也。除夕男祭于木主，妇哭于大门之内，说者谓有明之初，兰州人自江南等省迁徙丁口者十居七八，妇人除夕遥祭母家亲属，天涯望哭，遂成风俗”。
这段记载说明，这是一个由移民而引发的新的春节习俗，自明代开始，大量江浙人因屯垦戍边，或因充军发配，或因探亲访友来到了兰州，并在这里扎下了根。因路途遥远，有些人再也无法回江南水乡，思乡之情无处发泄，尤其是那些想回娘家的妇女，于是只好在大年三十下午，在男人祭祀家族祖先的时候，触景生情，已婚妇女只好在院子哭泣一场，算是对遥远亲人的祝福。这一记载也说明明代移民兰州的人数之多，其中肯定有相当数量的士人，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兰州的人口构成和文化构成。现在兰州的很多姓氏家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从南方迁来的。
人才的涌现是与整体文化素质提高分不开的。由于大量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外地人、特别是南方士人移居深入兰州，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影响力的确是很大的。中晚唐以后，南方的文化风气一直是十分淳厚的，普通百姓深受影响，就连强盗也对文化人心生仰慕。长江水利网2004年4月22日有一篇《文化重心南移》的文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时，南方诗人李涉途经九江，到皖口，夜遇强盗。强盗问：“什么人？”李涉的随从回答：“李博士。”强盗头目说：“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也不含糊，随口赋诗一首：“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这个故事足以说明南方文化风气之浓。由于外来士人的影响，再加上地方官员的大力提倡，兰州地区文化风气也开始逐渐浓厚，自明正统后，兰州士人通过科举考试，闻名知识界的越来越多，成为有明一代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士人群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据《兰州市志·教育志》及其他有关资料显示，明代兰州学子登科甲者甚多，计有荐辟2人，进士28人，举人131人，各类贡生205人。另外尚有武进士、武举人多人。明正统七年的探花黄谏，能书善画，著有《书经集解》、《诗经集解》等多本著述。明景泰五年进士段坚，以理学著名，著有《柏轩语录》、《容思集》。其子段炅、侄曾孙段续、续子段补均获进士，被誉为“进士之家”。还有诤谏除奸的御史邹应龙以及进士彭泽等，都是兰州著名学者，著述丰富，影响深远。
据有关史志记载，有明一代，兰州地区共有30位本土士人撰写了71种著作，其中经学方面的有兰县徐兰《书经体要》等7种；历史方面的有兰县黄谏《帝王纪年纂要》等4种；军事方面的有兰州彭泽《西征纪事》等6种；医学方面的有兰州沈译《医方集要》等2种；农田水利、法律等方面的有兰州赵英的《修河类稿》等2种；个人诗文著作及其他方面的有42种，地方史志8种。当然，这仅仅是见于史志记载的，由于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无力刊刻印行而不传于世，而因手抄流传而散失，不为史志所记载者，为数当在不少。在被史志记载的这些著作中，除肃庄王朱楧命王府官员编纂的《金城志》、黄谏于明正统年间编纂的《兰县志》、文志贞编纂的《兰县志》、李泰在明弘治年间任兰州学正时编纂的《兰州志》，彭泽于明正德、嘉靖年间编纂的《兰州志》，王德成致仕后辑其父王化遗稿而编成的《兰州志》已损毁不存外，其余大多较为完好地保存着。
说明：上表只是初步统计，可能仍有遗漏。
应龙忠义，彭大司马清廉
封建社会的国事一般是由皇帝和士人共同控制的，这在政局稳定时期尤为突出。即使是带兵打仗的将军，也多是文人出身或有相当的文化知识。明代，兰州士人群体中的外来士人大都是藩王、藩王府官员、藩王幕僚、中央派驻兰州府县的地方官等，在本土士人中，兰州士子通过科举途径登上仕途的为数不少，涌现出了像黄谏、彭泽、邹应龙、段坚、段续等一批贤吏，他们或治一县，或治一府，或在中央，或在地方，都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造福一方，其中的黄谏、邹应龙、彭泽等还成为政界知名人士。
黄谏，字廷臣，号卓庵，晚年又号兰坡，明代兰县（今兰州市）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会试得殿试一甲第三，故人称“黄探花”。正统十一年（1446年），兰州修竣金城关，兰县建哨马营堡，应乡人之邀，撰《金城关记》、《兰州哨马营堡记》。天顺初（1457），任尚宝卿，出使安南（今越南），升侍讲学士。天顺四年（1460年），因忠国公石亨案，受牵连，贬为广州府判。时广州城内井水咸涩，他查阅方志，询问老者，实地勘查，在越秀山发现甜水井，人称此井为“学士泉”。不久遭诬陷，押往北京，卒于途中。归葬兰州龙尾山。黄谏是明代兰州知名的学者，为人谦和，博学多才，工书善画，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著有《书经集解》、《诗经集解》、《补辑帝王纪年纂要》、《从古正文》、《月令通纂》、《使南稿》、《兰坡集》、《皋兰县志》等多种著作。其《饶歌鼓吹》是一首记述明将坚守兰州及徐达与王保保定西之战的史诗，流传甚广。
内有“伊昔战定西，王师气百倍……势如山压卵，宵遁留空垒。兰州古金城，守将真雄伟”等句，气势磅礴，音韵铿锵，至今犹为人传诵。他的《游五泉山》诗曰：“水绕禅林左右连，萧萧古木带寒烟。
共夸城外新兰若，自是人间小洞天。僧住上方如暗画，雨余下土应丰年。明朝再拟同游赏，竹里行蹰引涧泉”，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五泉山的清幽境界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诗人的高情逸致。《游红山寺》中“乱山拱峙水洄潆，石洞深藏岁月更。佛像尚存金错落，宝珠常映日光明。半凋岩树如虬舞，一望郊原似掌平。幸遇镇边贤总帅，联镳同此一间行”等诗句，形象地表达了诗人潇洒、旷达的韵致。
黄谏还是一位知名的外交家，明朝曾多次派他出使安南（今越南）。他撰写有议定迎诏坐次及却赆等仪式的著作十多种。后被谪广州府判，讲学兴文，从游者甚众。黄谏卒后，广州人立亭纪念。黄谏旧居在今中央广场东侧，现仍称“黄家园”。
邹应龙，字云卿，号兰谷，明嘉靖兰州人，进士出身。任御史时，奸相严嵩把持朝政，飞扬跋扈，排斥异己。其子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朝廷大臣凡弹劾者，或遭诛戮，或被流放，形成“相诫莫敢言”的局面。邹应龙不顾生命危险，在大学士徐阶的支持下，三次冒死上书，弹劾严嵩父子及其党羽。此时，世宗皇帝对严嵩父子的恶行也略有察觉，尤其对严氏父子“嵩以臣而窃君之权，士（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的欺君篡谋行为深恶痛绝，对世蕃在母丧期间“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酷歌，人纪灭绝”的放纵****之举，斥之不规。乘此机会，邹应龙再次上奏：奏章在列举了严嵩父子的种种罪行后说道：“昔人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者，臣敢必其不得矣。然犹纵子鹄沿路取索，郡邑为空，恣意鞭箠，民生涂炭，此其为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频仍，倭虏未服，民穷财乏，难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贪淫过甚，为官者势必剥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偿己之费而后已。
夫是****奚以不贫？民贫则国奚以得富？皇上俯纳臣之愚忠洞察逆党，如果臣言不谬，将嵩等或令退休，或加以显戮，或斩世蕃之头悬之藁竿，以示天下万世，为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则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称快，仰颂圣明者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实，则愿斩臣之首，亦悬之于藁竿，以谢世蕃父子，以为天下万世言官欺诳之戒，则臣虽在九泉，亦无憾也。”邹应龙之死谏终于扳倒严嵩父子，为国除一大奸，为民除一大害。而邹应龙也成为闻名于世的明朝兰州杰出的历史人物。兰州为其建祠堂以示纪念，而在临洮县东山超旧书院亦有与杨继盛合建之祠堂，时人誉之为“双忠”。
彭泽，名庸，改名泽，字济物，号敬修子，明代兰州人。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历刑部主事、员外郎。时有豪强杀人，泽不徇私情，依法处置。弘治十三年（1500年），任徽州知州，为其女置陪嫁嫁妆，购买漆器数十件，其父彭锭大怒而全部焚毁所购漆器，并徒步至徽州任所，杖责彭泽。彭泽深受教育，从此便严以自律，吏治清明，百姓为之建祠。任真定知府时，太监屡次扰乱政令，彭泽便在大堂放置棺材一口，表示将以死捍卫政令行施，太监畏其刚正而敛迹。
正德十三年（1508年）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分巡浙西两道，赈济数万饥民。后清理嘉兴、湖州、苏州水利、盐法。任河南按察使，整修省城。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七年（1512年）正月，升右副都御史，任军机大臣，镇压河南刘惠、赵遂农民起义，升太子太保、右都御史。镇压四川廖麻子，喻思俸农民起义，升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正统九年（1514年），总督陕西、甘肃军务，平定土鲁番速擅满速儿侵占哈密。
后遭诬陷，革官归里。嘉靖元年（1522年）复任兵部尚书。次年，以少保衔回乡。不久夺官为民，抑郁而卒，葬西川圃子湾（今上西园）。后平反昭雪，谥“襄毅”。著有《读易纷纷稿》、《翠庵文稿》、《诗文余稿》、《时雨亭集》、《匪躬录》等20多部。
水车浮桥利民，书院阁帖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