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在遭遇“亡国、亡天下”的民族危机的同时，也使封建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中华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迫使中华士人不得不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解脱出来“开眼看世界”，不得不向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学习，从而促使中华文化开始艰难地从传统向近代化迈进。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兰州地区士人文化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左宗棠、升允、彭英甲等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共同为兰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物质层面上，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兰州出现了近代工业，兰州机器织呢局、兰州制造局为近代西北工业的摇篮，兰州黄河铁桥是西北地区最早引进国外技术建造的跨黄河桥梁；在制度层面上，受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影响，提倡民权，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潮流在兰州出现；文化层面上，为适应维新思想的潮流，发展了新兴学校教育，筹建了图书馆等。这一切无一不对兰州士人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总的来说，清代是封建社会兰州经济、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是兰州士人文化最活跃、成就最大的时期。就文化事业而言，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科举士子大批出现，形成相当规模的士人群体；二是兰州士人积极参预国事，出现了一批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吏治上成绩卓著的人士；三是士人积极参加兰州的经济开发，对兰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四是传统文化高度发达，新兴文化初见端倪，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书院和新式学校；五是著书立说之风盛行，出现了大批士人专著，完成了一批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的编纂，有力地普及和促进了文化教育；六是由于士人的积极参与，宗教文化发展迅速，寺观林立，教派繁多，宗教文化得到了较好地普及；七是文人园林大量出现，对以后的生态环境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地灵人杰，群英荟萃金城
清代兰州士人群体构成与明代一样，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外地来兰士人，包括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随官府而来的幕僚，为应试而来的士子等等。兰州设立甘肃省府、陕甘督府后，督、省、州府集于一地，各府均有不少士人。这些士人大部分居住在兰州城区，在这里经常切磋学问，从事编纂工作，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自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如左宗棠、杨昌浚等。左宗棠身带的将士几乎全是湖湘子弟，杨昌浚的《左公柳》诗曰：“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就说明了这一点。以后有些人定居在兰州，为兰州的经济文化事业继续做贡献。晚清时，兰州还有为接待应试举人设立的很多馆所，到省考取举人的士子和每科进京赶考的举人，大都要在兰州停留。未中举者或留省城或返乡，下次再来参加考试，再加上考中留兰待进京的举人、候补待分配的官员、各地来总督府和省府述职的官员士人，这就在兰州形成了以在兰任职的官员、准备进京应试的举子、来兰述职和等待安排的官员以及在兰入幕的士人等为主体的一个士人群体，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外来的知识社群。这个社群的成员与当地士人联系，这就形成了外来士人与地方士人的接触，从而推动了地方士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据《兰州市志·教育志》及其他有关资料显示，清代，兰州学子登科甲者较明代有很大增长，据大略统计，计有荐辟11人，进士50人，举人231人，各类贡生445人。另有武进士数十人，武举人数百人。其中著名学者有循吏名儒、教育家秦维岳，思想家、文学家朱克敬，还有书画家唐琏，理学家卢政以及进士吴可读、张国常、王树中、刘尔炘等，也有三朝武臣巨擘岳钟琪等军事家。
一身正气，维系国脉
清代，兰州通过科举途径登上仕途的士子比明代大有增长，参加国家事务活动人数、范围，内容均较明代有所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事务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涌现出了像朱克敬、吴可读、卢政、周士俊、安维峻、王树中、王世相等一批循吏、能吏、良吏，其中的吴可读、周士俊、安维峻等还成为政界知名人士。
朱克敬，字螟庵，清代甘肃皋兰安宁堡人，思想家、文学家。
早岁贫寒，流寓云贵，后至湖南，捐为龙山县典史。他关心民间疾苦，常至田间地头，体察民情。同治十年（1871年）客居长沙，曾受巡抚刘昆延聘，参与编纂《湖南省通志》，编修《龙山县志略》。晚年行医，忧心国事，议论时政，被人目为“狂士”，遭谗言指控，立案弹劾。一生交游甚广，与湘军重要人物和幕僚关系密切，同直隶杨翰、江西陈宝箴、浙江张修府、湖北黄文琛等交往甚密，尤其与著名洋务思想家、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涛交游30余年，友情颇深。他的文学思想仍是儒家的，认为“六艺皆源于圣道”。颇重视文学的功利作用，厌恶陈腐文风，其论说文质朴切理，笔记体语言流畅，文笔简洁，诗作或托物言志，或借景咏情，或感事抒怀，无不雄丽凄清，沉郁顿挫。他一生著述颇丰，计有《挹秀山房丛书》、《鹧言内篇》、《鹧言外篇》、《螟庵杂录》、《晦鸣录》、《浮湘访学录》、《螟庵诗录》、《螟庵学诗》、《螟庵丛稿》、《螟庵杂识》、《螟庵二识》、《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柔远新书》等。还撰有《历代边事汇钞》、《国朝边事汇钞》和《湘军志》等。未收入丛书的《通商诸国记》被辑入《小方壶舆地丛钞》。
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已突破“夷夏之防”的陈腐观念，从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如“国无大小，在能自立”、“师夷之长技所以制敌”、中国应以农为本，大力兴办洋务，派人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等，赞赏西方“国家大政，谋及庶人”、“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起”等；提出国内要“中外臣民各言得失……各献其能”的主张。提出可与西方各国互通贸易，“彼以通商为吞噬之口，我即用其术以御之”，提出“遣官开矿或招商合股”等主张，但终未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范畴。
清代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怜才类》中记有这样一件事：朱暝庵流寓长沙时，有一年到了年底，天寒地冻，由于贫穷，很难保暖，于是写了一首诗贴在门上，诗曰：“申椒零落菊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当时，正好威毅伯曾国荃回到老家，听到这件事后叹息说：“文人至此，我辈之责也！”急忙去拜访并赠钱十万。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朱又在门上贴了一首诗：“羔酒笙歌饯岁时，****苔瘦得春迟。苍生莫问安危局，我且无聊尔可知？”有人告诉了巡抚，巡抚非常生气，准备把他逐出长沙。
又有人劝解说：“这是名士固有的狂态，没有必要追根究底地去责备。”巡抚笑着说：“名士！名士！能辟谷乎？”朱克敬听到后，又写了一首诗：“名士原无辟谷方，贵人休替达人忙。冰山有我天公在，胜似人家沈部堂。”
朱克敬晚年患眼疾失明，目残学不辍，湘中名士多推崇备至，后贫病而殁。曾自拟墓志曰：“生无补于时，死无闻于后，既盲而学古无有，独以其盲传不朽。”
周士俊，甘肃榆中金崖人，清代进士。为广东长乐知县时，明查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上、中坊土著居民和外来客商之间的长期纠纷，使上、中坊恢复了祥和与安宁。同时，专门成立了巡逻船队，一遇水灾便出动为灾民保驾护航。制止了每年闹水灾时，当地恶少乘机打劫抢掠，打伤、打死灾民的不法行为。因此他爱民的美德便在长乐县城广为传颂。
其任番禺（今珠江三角洲北部）知县时，秉公执法，维护民族尊严，被称为“强项令”。番禺是当时广东省会，乔居的外国人很多，洋人势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官府。周一上任，便遇一宗争田诉讼案，经审理，将理曲者抓了起来。但总督却强令释放，声言是洋人打了招呼的。周据理抗争：“县令不是洋官，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硬是将理曲者处以杖刑。“总督怒其强项，撤任闲住”。
吴可读，清代甘肃皋兰（今兰州市）人，其祖籍是浙江处州，明初随扈肃庄王就藩而迁居兰州，世为耕读之家。据《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记载，吴可读年轻的时候倜傥自喜，不修边幅。有一年入京会试没有考中，于是留在京城等候下一次考试，实际上是因为迷恋一个妓女，难以别离。姐儿爱财，无奈资斧不继，同乡劝他移居关中会馆九天庙，陕甘一体，免费食宿，正好用功，没想到才住了三天，就又回到那个妓女居住的地方。待到身上的钱全部花光了，床头金尽，壮士无颜，同乡又不得不接济，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回到九天庙居住用功读书。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自己年逾不惑，学业未成，功名未立，有负老母殷切期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抽签到刑部当主事，晋升为员外郎。吴可读秉性耿直，不畏强暴，任御史时，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直言敢谏，直声震动朝野。其中最为有名的有两件事。一是关于外国使节朝见大清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礼的事。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礼节规矩，不论朝中大臣还是平民百姓，朝见皇帝必须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礼，历代如此。清王朝虽然是满族政权，但入关后，特别是康熙以后几乎全盘接受汉文化，也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礼。但是外国使节见中国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礼，历朝多有不同。朝中争论不休，相持不下，历时半年之久。吴可读直言上疏，请令各国使节觐见皇帝时不必强迫行跪拜礼，应当根据各国的礼俗行事，这样才能显示出大清的宽大胸怀，不可因为这些末节小事而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国家的利益。这一奏章充分反映了吴可读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尊重他国、他族礼仪习惯的进步思想。二是请诛成禄的事。成禄是乌鲁木齐提督，其在任期间，沙皇军队侵略新疆，而其却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直入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自己则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到前线去。不仅如此，他为了自己的升官，却纵兵诬杀良民二百多人冒功请赏，实在是罪大恶极。对此，吴可读非常气愤，便上疏痛陈成禄的罪状，说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言词颇为激烈。但是清廷却有意庇护成禄，仅仅给了个免官监候的处分就算罢了。吴可读气愤至极，再次上疏，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是欺他年幼，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脑袋不可。三法司会审时，刑部为了迎合皇帝，办了吴可读的死罪，但是，按照大清律法，定死罪是要全堂同意的，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吴可读才保住了性命，降三级归里。吴可读劾成禄被降级处分后，当时人有《赠柳堂二十韵》，形容吴可读的风骨气概：“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传诵一时。吴可读回乡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对他十分礼遇，并聘请他为兰山书院的山长。
同治时吴可读复任为吏部主事。穆宗要吴可读的脑袋，吴可读却以死为他争嗣，无怪乎慈禧太后要说他“孤忠可悯”了。
事情是这样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穆宗同治皇帝去世，没有子嗣，慈禧太后为维护其专权，立其胞妹（醇亲王福晋）之子为帝，是为光绪，这一来，自己仍然可以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穆宗的嘉顺皇后不堪凌辱，服毒自杀，满朝文武无不起戒慎恐惧之心。
这种以弟继兄的做法，虽然违背了大清王朝“以子传子”的祖宗旧制，但慑于太后淫威，朝臣虽多非议却不敢言。吴可读当时只是一个吏部主事的小官，却决定以死相谏，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后，仍旧继承为穆宗之子，使“大统有归”。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1879年4月25日），同治大葬，吴可读随扈而行。大葬完毕之后，返回途中，到了蓟州（今河北省蓟县），住在马伸桥三义庙内，在三义庙上疏后，从容自缢。自缢前，在上吊的白绫上写了一幅对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本想结环自缢，但因三义庙年久破败，梁木朽折，因此改以服毒自尽，并写了一首题作为“柳堂氏感遇感怀，赋此俚言七律一首”的绝命诗，诗云：
回首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吴可读为了维护封建道统和大清王朝“以子传子”的祖宗旧制，安定宗庙社稷，以死相谏为同治立嗣。其实，在他生前同治皇帝并不喜欢他，而且常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其中有道不尽的恩恩怨怨。那么，吴可读又何以为同治如此深远地谋虑，又为自己想了一个以死相谏的笨拙办法？实在令一般人难以理解。因此吴可读的死，实在是人奇事奇。用一条性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于是社会清流在宣武门的文昌阁吊唁，在京的许多王公大臣、清流名士前来祭奠，满目都是情文并茂的挽联，翰林院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被人们广为传播。
吴可读在他的绝命诗和奏疏中预祝光绪生子，将来继承大统，谁知前星不耀，同治竟尔绝后，成为吴可读的泉下之憾。其实，他的这种想法只是固执的道统维护者的一种幼稚的幻想，即使慈禧太后答应了他提出的请求，同治将来也有了后，仍然不可能再继承大统。在中国历史上，此类小宗入主、以弟继兄、以叔继侄的故事甚多，谁见哪一个还江山来。尽管如此，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敢于以死相谏、以身殉道，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其事可嘉，其情可悯，因此《慈禧外纪》赞吴可读曰：“其功不可没也。盖其死也，实根于忠勇之天性，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血性之勇，士君子道义之勇也。其光明之怀，信道之笃，实令人仰叹不置。”
以死建言，在今天人看来，未免愚蠢，但在封建社会，却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吴可读有《携雪堂诗文集》传世，其中《携雪堂对联》部分收联87副，有他死谏前的自挽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在京邸自题联：“万事未甘随俗转；一官辛苦读书来。”题兰州甘肃贡院联：“广厦万千间，地转长安，文运从来关国运；圣朝三百载，天生名相，将坛拜后又词坛。”
引进先进技术，开创近代文明
清代士人和明代士人一样，积极参与兰州地区的各项经济活动，投身地区经济开发，由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局、兰州制造局，由升允、彭英甲等修建的兰州黄河铁桥（今中山桥）等，极大地促进了兰州区域经济发展。
兰州制造局和兰州织呢局是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兴办的，两局的创设，促进了兰州经济，开阔了兰州士人的眼界。
左宗棠，字季高，清代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清末湘军军阀，洋务派首领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