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上行人桥下影，年年来去送寒潮。
其二云：
春桥春渡观春华，春水春山春景佳。
河涨春桥桥春涨，流沙过客客流沙。
紧扣“虹桥春涨”四字作文章，记述了该桥的作用，描写了它的景色。
民国张思温的《享堂峡》诗：
享堂峡里且寻幽，峭壁行经动客愁。
险道输煤仗驴背，高崖辟地种竽头。
两山突兀摩天起，一水奔腾破石流。
东望中原烽火满，太平何日写心忧。
描写了享堂峡的险要，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渴望太平的心情。
楹联方面在近现代甘肃楹联家中，最有成就，堪称楹联大家者，当数刘尔炘。他所做的联语，立意清奇、构思精妙、语言清丽、飘逸洒脱、情趣横生、通俗活泼、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引人入胜，是中华楹联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刘尔炘平生所做楹联颇多，仅题五泉山的楹联就多达一百三十多副，是其楹联中的代表作品。
如题孰乐台联：
最好四月天，尝听此七级台前，泉声乎？鸟声乎？钟磬声乎？高下悠扬，引我去游仙境里；
偶登三教洞，试看那万家城外，车来者，马来者，杖履来者，贫富贵贱，无人不在戏场中。
新中国成立前的兰州，每年农历四月八日都有过庙会的习俗，那一天的五泉山十分热闹，置身五泉山中，侧耳倾听，泉声、鸟声、钟磬声、唱戏声溶为一体，使人如置身仙境里。登上山巅的三教洞，俯神茫茫红尘，芸芸众生，熙熙攘攘，坐车的、骑马的、扶杖的……无论“贫富贵贱”，就好像全都在天地这个大戏场中。“无人不在戏场中”，通俗形象地写出了一个深奥的哲学道理：唱戏的戏台所表现的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而整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大的戏台，帝王将相、庶民百姓，无一不在这个大戏台上游戏，从而通过写唱戏来表达作者对时势及百姓的忧思之情。
题睿源寺中门联：
我来敲不二法门，催座上菩提，快拔众生登彼岸；
佛既辟大千世界，种人间烦恼，莫耽独乐守名山。
此联看似问佛，实则质问时局之当道者，为何只顾自己享乐，而不管民生之疾苦呢？借联抒发悲世悯人之意愿，真是嫉恶如仇。
题睿源寺左“明月前身”门联：
花即是禅，鸟即是禅，山耶云耶亦即是禅，钟磬声中，随你自信禅意去；
男可成佛，女可成佛，老者少者都可成佛，松杉影里，何人不抱佛心来。
这一联全用禅语，借佛喻世。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具有禅意，人间男女老幼，人人都可成佛。关键在人是否心地纯正，有佛心即是真佛。
题睿源寺拈花坞门联：
白鸟忘机，任林间云去云来，云来云去；
青山无语，看世上花开花落，花落花开。
这一联语巧妙运用联语表达了作者旷达无羁但又消极出世的怅惘情绪。
题大雄宝殿联：
运法眼看得分分明明，这个该如何，那个该如何，到头来无可如何，绝世慈悲都入梦；
把性灵养的活活泼泼，动机亦在此，静机亦在此，立脚处全然在此，自家智慧便通神。
此联是借禅语来表达自我心境。上联抒写了愤世嫉俗而又“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悲怆心情。下联提出只有脚踏实地，尽可能做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才算不负此生。
另一联云：
山即是空，水即是空，花花草草亦即是空，到此恍然空诸所有；天不可说，地不可说，人人物物都不可说，既然如此说个甚么？这一联也是借用佛语来讽刺当世，表面上看，联语似乎轻松诙谐，但实际上心情十分沉重，无可奈何，只好自我调侃了。
题大悲殿千手千眼佛联：
眼不宜多，眼多则遍观那人世间困苦颠连，徒增难过；
手尤要少，手少则专抱我自家的精神念虑，免得乱抓。
这一联将千手千眼反其意而用之，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题卧佛殿联：
还不起来么？此等功夫，怕是懒人都藉口；
何妨睡着了，这般时代，倘成好梦亦欢心。
这是一副惊世骇俗的楹联，上联借笑骂睡佛来讥讽那些不自食其力，专要百姓养活的懒人，下联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果能真是像睡佛一样睡着了，或许能做个好梦，即使是梦，只要是好梦也会令人高兴的。
题太昊宫二门内东廊“步履寻幽”门联：
人都要挤着进去，便闹得纷纷扰扰，乱乱哄哄，我劝你缓些儿好；
你既然游了出来，回想那弯弯曲曲，高高下下，他教人看个什么？
此联以生动风趣的笔触，写出了人世的曲折、官场纷扰。
题择步山房联：
进门来有贤有圣有佛有仙，他曾将宗旨说明，分为三教；
这路是可东可西可南可北，你须要主意拿定，走哪一条？
此联仍以佛理喻哲理，警告世人，要选对道路，不要误入歧途。
刘尔炘所撰五泉山清虚府左文襄公祠联：
提江南江北数千里扫荡之师，靖陇上烽烟，修明礼乐；
愿关内关外亿万户弦歌之士，学湘中豪杰，旋转乾坤。
在赞颂左宗棠的同时，呼吁国人要像左宗棠一样，“旋转乾坤”。
五泉山三教洞联：
看眼中滚滚尘寰，曾讲求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以唐虞传授为经世大猷，天地无私，随在容佛国袈裟，真人炉鼎；
叹脚底茫茫孽海，全蔑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欧美文明夺圣门要道，乾坤将毁，何处著梵王宫殿，仙子楼台。
表达了作者对西方文化严重冲击华夏文化所产生的后果的极大关注和忧虑。
五泉山清虚府岳忠武王殿联：
若要教天下太平，须体贴王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这才是人间豪杰，能扶持世道，入则为孝子，出则为忠臣。
针对当时官场上文官爱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的吏治状况，借岳武穆之言予以劝诫，表达了作者对澄清吏治，振兴中华的渴求。
除刘尔炘外，还有不少士人写出了很多名联。
薛笃弼所撰庄严寺国民戏院联：
因时制宜，开通民知；
旁术博采，发挥国光。
提出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但要“因地制宜”，既要“旁术博采”，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此来发扬光大中华文化。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代表了兰州士人文化和士人思想的一种趋向。
牛剑秋的旧省民政厅进思堂联：
宦游经四载，壮志未酬，看农林工商矿甫具萌芽，恐辜负玉塞葡萄，金城杨柳；
胜地重三边，环奇待辟，愿汉满蒙回藏共殚心力，齐造成文明世界，锦绣河山。
此联紧扣“进思”这一主旨，指出兰州的近代工业已“甫具萌芽”，希望各民族团结一致“共殚心力”，创造一个“文明世界，锦绣河山”。
万众同心，兰州将宰丧家犬；
匹夫有责，甘肃不乏救国人。
这是上世纪30年代初，兰州一位学子针对被北伐革命军赶下台的吴佩孚在兰州妄图东山再起而写的一幅对联，充分表达了兰州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立志革命救国的决心。吴佩孚于1927年被北伐军赶下大帅的宝座后，先跑到四川投靠军阀杨森，不遇。1931年，西北军失败，甘肃空虚，便又窜到兰州，与盘踞陇南的马廷贤和洮岷一带的鲁大昌，以及乡绅李俊潭等勾结，妄图恢复北洋旧制。第一次吴李共餐，吴出一上联“才同南海，金城喜相逢，何以著筹匡一统”。李遂对一下联“德并东山，玉帅庆再起，不能席卷收八方”。
吴佩孚等人在兰州的反动活动激起了兰州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位中学生用白纸写了这副对联，晚间贴在吴公馆的大门上。次日，吴佩孚一看形势不妙，连夜溜之大吉了。
不过，这一时期的大量楹联仍然是山水名胜、酬和应答、借景论理、即景抒情之作。如刘尔炘的五泉山“若登天然”坊联：
高处何如低处好；
下来还比上来难。
五泉山太昊宫南“凉处坐”亭联：
谁教人只管好高，上，上，上，上；
我替你从容定喘，来，来，来，来。
这些楹联语言浅显易懂，所含哲理十分深刻，耐人寻味。慕寿
祺的荡喧楼联：
望白塔盘空，楼阁直连霄汉上；
展青天作纸，河山都在画图中。
把站在荡喧楼上眺望白塔山高耸入云，雄奇秀美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教育方面，民国时期，兰州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国家积贫积弱，受西方列强欺凌而无能为力的现况，深感人才的不足是国家难以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教育上，试图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来培养人才，以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目的。于是，近代意义上的教育事业便在兰州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据《兰州市志·教育志》载：“民国时期，新学发展，近现代教育初具规模。”民国二年，邓宗、王之佐等筹办第一所女子师范和女子小学。蔡大愚改办原政法学堂为公立政法专门学校，近代高等教育开始建立。民国六年，改原停办的农林学堂为甲种农业学校。新办甘肃测量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内迁，人才西流，兰州国立高等学校相继成立。民国二十八年，兰州先后设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私立学校蓬勃兴起。民国二十七年，兰州首先设立北平私立西北中学分校。此后又先后设立兰林中学、志果中学、知行中学和兰山中学。
随着一些外来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如湖南的马邻翼、四川的蔡大愚等在兰州的宣传倡导，兰州回族的中国传统教育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马邻翼等创办了兰州****劝学所和所属清真第一高等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小学，有力地推动了兰州回族的中国传统教育。抗战时期，东北、华北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兰州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较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兰州地区回族的思想观念。兰州地区出现了更多的回族中小学校。如兰州市的清华、明德、进德、尚德、崇德小学和知行中学，以及西北中学等，回族学生人数最高达到1200多人。
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兰州士人开始采用创办公共图书馆等形式，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推动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明清时期，随着书院的建立，大量儒家经典、史志著作的印行，藏书楼应运而生，但藏书楼只为少数人服务，一般社会士人很难看到，更不面向社会开放。书院作为古代教育机构，也有藏书，但藏书很有限，五泉书院是兰州府官立书院，藏书仅80多种。兰山书院是甘肃最大的一所省立书院，号称藏书丰富，乾隆时藏书200多种，咸丰四年（1854年）失火被焚，此后陆续购置，至光绪时也仅101种，因此书院藏书也不向社会开放。清末建立的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国教育制度，使书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据《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阎士璘会同士绅刘尔炘、张继祖等将原学务公所及兰山、求古、五泉三家书院的书籍搜罗到一起，创办了甘肃公立图书馆，诞生了兰州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计有各类图书9913种、78686册；杂志9931册；报刊4种。20世纪30年代，甘肃学院院长邓春膏广筹资金，派员到上海购书。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有中、西文书籍16355册，订杂志近百种。抗日战争后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刘国钧教授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创办了国立兰州图书馆，计有图书1万多册，杂志30多种，报刊18种。民国三十五年，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为满足学校需要，不遗余力花重金到京、沪等地购书，两年间，积书15万册，为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总的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除国民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外，广大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西北名流水梓、兰州大学的创建者辛树帜、西北师范大学的创建人李蒸、倡导回族新式教育的马邻翼、致力于回汉教育的蔡大愚、创办私立志果中学的赵元贞、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刘尔炘等。
水梓，字楚琴，兰州人，西北名流之一。清光绪十年（1884）生，二十八年（1902年）中秀才。三十年（190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曾为学堂总提调杨增新编译俄文外交条约等资料。
民国三年（1914年）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回甘从事教育工作，历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并代表甘肃省教育界出席全国教育会成立大会，奉派考察直、鲁、江、浙等省教育。民国八年（1919年），代表甘肃省参加教育部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考察。回国后仍任一中校长，提倡女学，创立省教育会，当选首任会长。自1922年起，先后任甘肃省政府代理秘书长、狄道（今临洮）县知事、甘肃省自治筹备处处长、兰州市政筹备处总办、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兼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甘肃省银行董事长、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1940—1949年间，先后任考试院甘宁青铨叙处处长、陇右公学董事长、甘宁青考试铨叙处处长、兰州大学特约法学教授等职，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兰州解放后，曾致函新疆、河西国民党驻军将领陶峙岳、刘任等，敦促和平起义。
水梓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主张“教育救国”，一直关心文教事业，并积极支持、促进。欧美的考察，使其更深刻地感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科学技术，故在甘肃省工业会成立纪念特刊题词说：“神禹往矣，考工失传。货弃于地，国计维艰。科学技术，借石他山。群起建设，力能回天。”同时提倡学好外国语，为吸收外国的文化科学技术创造基本条件。因此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特别重视英语教学，还曾引起读经派的反对。在任教育厅长时，极力提倡“尊师重教”，曾为全省教育界有成就的人士绘制画像，张贴于省教育会楼廊墙上，以示表彰。水梓创立省教育会，主张教育救国，提倡学好外语并身体力行，对兰州乃至甘肃全省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