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人口迁入兰州，成为兰州私营商业迅速走向繁荣的催化剂。1945年前后，兰州的商店总数已达到2095家，营业总额增加到10亿多元，店员人数也达1．3万人之多。仅兰州的杂货店就有277家；京货店更是分门别类，形成了专门经营布匹、丝绸呢绒、百货、服装的商店。其中布商114家，丝绸呢绒商26家，百货商98家，服装商63家。此外，茶商、烟商、食品商和粮行等均有较大数量的增加。与之相适应，进出口货物也大幅度增长。
在其他大城市遭受日寇蹂躏、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兰州商业却异军突起，独占鳌头。但就整个发展来看，兰州地区的商业与东南沿海和内地城市相比，其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即使是比较有名的京货行、杂货行、茶叶行和烟行等，资本额也大都在几千元之间，最多不过数万元，甚至还有几百元者。在这些商行中，除了极个别的新兴近代商业外，许多都是恪守封建行规、循规蹈矩的的小商小贩，甚至一些京货行、杂货行乃至十分有名的茶销业和水烟业，也不例外。这种状况，使兰州地区没有能够出现十分有名的富商大贾，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兰州商业迅速走向了衰落。
在兰州，抗战时期的经商者始终以外地人为主。如著名的山西绛太帮，在兰州经商者约有一万余人，兰州的海菜行（酱园）、客栈业几乎全为他们经营，其他绸布、百货、五金、铁器、杂货、行商等也大都为其经营；京货、杂货业大都以京、津一带商人专营；水烟中的青丝烟也主要由陕西籍商人经营。所以有人说，兰州“金融之权，操纵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又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这些外地商人的移居兰州和对兰州商业的大规模经营，使各地先进的经营方式传入兰州，为兰州商业的发展及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兰州商业的发展，还使兰州再次扮演了“丝路”重镇的重要角色。当时，俄国商人在兰州专门设立机构，运销各种土特产品。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仍然通过兰州，经嘉峪关、新疆等地，将大量的皮毛、药材、茶叶等，运销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当时，中西交通更加畅通无阻。在国内，兰州的商人将南方大量的工业品运销新疆等地，新疆等地丰富多彩的土特产品如地毯、皮衣、葡萄干又被运回兰州。在甘新公路修通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兰州终于再次成为古丝绸之路上一颗明珠，古老而神奇的“丝绸之路”重新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其时，一方面兰州的商人奔波于全国各个地区，从其他城市购买各种工业品运销兰州市场；另一方面，外地商人也在兰州设点立行，运销西北土特产品。由于兰州地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使本地工业品的销售量迅速增加，尤其是面粉、火柴、纺织等工业品更是名列前茅，年平均销售值均在数百万元以上，纺织品的销售量甚至在数千万元以上。所以，抗战前后，兰州工业格局迅速发生变化，原来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作坊迅速向以机制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过渡。据1943年统计，这一时期，兰州地区的机制工业厂数已达106家，除了战前创办的25家外，战后新增加81家。与此同时，由于烟草、食品、面粉、皮毛等销售量的增加，使农业、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兰州市已成立和筹备的同业公会共有102个，计2252户。1940年，贺笑尘当选兰州市商会理事长。早在抗战前，就出现了“甘肃羊毛的产量及绵羊头数均在中国占多数”的局面。农产品中水烟、棉花更是兰州出口货物的大宗，动辄数百万斤。从此，兰州的水烟和皮毛成为名闻遐迩的土特产。近代兰州，客商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各个城市，而且还与欧美人直接交往。这种交流，除了将国内外先进的工业品引进兰州外，客商们也将兰州的工业品和土特产远销国内外。尤其是西北地区有名的农副产品，更成为国内外商人及消费者青睐的佳品。这种商品的交流，使兰州地区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兰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外地先进的经营方式进入了兰州的城乡经济之中，许多农牧业产品不再是一般的产品，而直接变为商品，并一开始就进入流通领域。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观念的转变。广大农民开始自觉接受新鲜事物，并走出家门，去了解世界。
抗战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兰州的商业贸易，主要由山西和陕西商人经营，尤以山西商人较多，仅从当时在兰州的山西商人的人数上就可见一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的兰州警察局调查全市人口仅有十余万人，而山西和陕西人就达一万多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0％以上，山西人又占多数。这一年的商业已经极为萧条，但在兰州的山西人还有如此之众，可以想象商业兴盛之时，往来于兰州的山西商人该有多少。
柴仲圭便是晋商中的代表人物。柴仲圭（1892—1966年），山西省新绛县北柴村人。13岁时，随其父来兰上学和经商。1929年其父病逝，他继承父业，在兰州经营“致兰斋”海菜铺。仲圭注重商业道德，讲究经营信誉，且以店为家，勤于事，精于业，重质量，创出远近闻名的优质糕点兰州饽饽点心。他善于经营，精于理财，持之以恒，稳步发展，先后在兰开设“中和当”“均和当”当铺两处，“德顺诚”食品店、“顺德”百货店、中盛永洋广杂货批发店各1处，购置房屋10多处，还在家乡新绛县开设顺城食品店1处。
建国前兰州海菜行有五大名牌产品驰名西北各省，即致兰斋的饽饽点心、三合公的水晶饼、恒丰裕的白酱油、高明远的甜面酱、文聚成的蓼花糖。其中饽饽点心，色香味俱佳，名冠榜首。
20世纪中叶，兰州的晋商中名气最大、贡献最多的当属奇才贾继英了。
据考证，贾继英曾因给八国联军入侵而逃亡的西太后借银元30万元，后任清廷“大清银行”行长；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四儿媳、六儿媳和最小的子女避难兰州，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在兰州生活工作了七八个年头，期间大力支持甘肃办矿。1943年去世后，埋在五泉山的一黄土之下。
实业学堂在兰州长足发展
抗战爆发后，随着工厂内迁，资金转移，兰州地区成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之一，国民党政府开始重视对西北的建设。在此背景下，兰州近代工商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这种形势，一方面对科学文化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而，抗战时期，大量人口的迁移进入兰州，也使兰州的实业学堂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与扩展。
首先是“工合”学校的出现。这一时期，除了各类实业学堂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外，1942年秋，新西兰国际友人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以“工合”组织的名义，于兰州创办了一所培黎工艺学校。该校与后来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互为姊妹。校内开设纺织、缝纫、机械、陶瓷、玻璃、皮革、造纸、煤矿、垦荒、畜牧、测量、地质勘探、地下水利工程、医院等各种实习场所，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培训贫民子弟，为兰州地区培养了大批中等技术人才。
另外，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间，兰州农业学校的高级科班增加了8个，初级班增加了3个；省立兰州工业学校高级班增加7个，初级班增加了4个。到抗战结束时，兰州职业技术学校各科学生人数，农业类603人，分属高级农艺、森林、合作与初级农艺、森林5个科别；工业类380人，分属于高级类的土木、机械、纺织、电信、化工和初类的机械、纺织等7个专业；普通高科类68人。可见，随着社会的需求，实业学堂的专业已有较大变化，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在此求学。1939年夏，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创办于兰州，学生达400多人，并在平凉、武威、榆中等地分设农场、林场，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同时，抗战前已创办的甘肃学院，科系也得到重大扩充与调整，1941年，增加法律系、政治经济系及二年制的银行会计专修科；次年又增设了二年制的人事行政专修科，不久又将银行会计专修科改为4年制的银行会计系。从1943年暑假起，该校改为国立甘肃学院，将人事专修科取消，而把政治经济系分为政治和经济两系。这样，连同原有的2个系在内，就共有6个大系了。经过多年的曲折发展，到建国前后，兰州近代实业学堂初步形成了技校、专科、学院这种由中层到高层的配套教育体系，基本具备了培养工、农、商、矿技术人才的能力。所有这些对兰州乃至甘肃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与此同时，各类与实业相关的高等学府相继兴办，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就是在那时候搬来的。
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日本侵华的硝烟中，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发展而来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被迫走上了漫长的举校西迁之路，先后迁往陕西西安、陕南城固。1941年开始迁往兰州，并历经了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等沿革，最终发展壮大，成为西部地区第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学校西迁过程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功不可没，他，就是李蒸先生。
李蒸（1895—1975年），字云亭，河北栾城县人，著名教育家。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西北联大常务委员兼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40年4月，学校迁兰前，李亲自勘察，选定校址，他说：“学院建在十里店，背山面水，既离开闹市，又距城不远，交通方便，从黄河取水，进城购生活用品，都比较便利；而且，这里蔬菜丰富，枣树连片，桃树成林，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就这样，河北籍的李蒸先生就像建设家乡一样，开始在兰州辛苦奔走。
在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建一所高校十分不易。在经济落后、地处偏僻的兰州新建高校，更是难上加难，但李蒸没有被困难吓倒。
1941年4月，他聘请兰州各界知名人员和地方士绅29人，组成西北师院兰州分院建筑设计委员会。5月5日，主持成立了西北师范兰州分院筹备处，并购置地皮275亩，用来建筑第一批校舍。他废寝忘食，多方奔走，购得土平房35间，作为行政办公和师生员工食宿之用。
还聘请原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齐国梁为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主任，具体主持筹建工作。
1941年11月1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西北师院兰州分院举行开学典礼。第一届招收新生150人。1942年，西北师院本部由陕西城固迁到兰州，兰州分院正式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从此，古老的兰州有了高等师范院校，有了中学教师的摇篮。
爱才，是李蒸的一大美德。建院初期，他即聘请了李建勋、胡国钰、袁敦礼、董守义、焦菊隐、孔宪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兰州遂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人聚集地之一，对兰州以及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李蒸先生和著名学者等的共同努力下，西北师院开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家政、公民训育、博物等10个系和6个专修科，成为当时专业设置最全的高等师范院校之一。
这里不能不提随师院来兰执教的教育家何乐夫。
何乐夫（1893—1984年），名士骥，浙江省诸暨县人。浙江绍兴师范学校毕业，曾在北平孔德学校执教。后考入北平清华研究院，从师于国学大师王国维，攻读中国文字学与考古学，为王氏所器重。
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校的文字学及文史考古诸课讲师。曾对北平附近文物古迹进行了缜密的考证调查，并撰写论文。
1943年秋应聘来兰，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为了宣传抗日，鼓舞士气，撰写了《宋代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史迹考》《宋代西北抗金名将杨从仪史迹之调查》等著述。在兰任教期间，何乐夫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孔家崖、达家庄、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华林山、四墩坪、太平沟、西固城、西果园等地作过多次考古调查。
这次对兰州地区的考古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此之前，兰州的地下文物，从来没有像他这样高级的专家前来问津过。1944年冬，西北师院举行校庆活动期间，他举办了一次历史文物展览活动，展出石器、陶器、铜器、历代货币、玉器、玉简册（部分）等，还有历代文物拓片、历代碑帖和汉画像石拓片、秦砖、汉瓦等，这在兰州地区前所未有。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北师院师生将复回北平师范大学。他说西北历史悠久，考古工作方兴未艾，遂坚留兰州，继续在西北师院任教，并从事考古工作。兰州大学成立后，他又兼任兰大中文系的文字学与历史系的考古学教授。1947年夏，在西北师院东北角一残堡处，他发现了一件明万历十年的《深沟儿墩墩军碑》，对兰州黄河两岸残存的古长城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他的教学与考古研究对甘肃的考古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期间，随校迁兰的还有曾任北京第一师范学院院长、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教育家李化方先生、李嘉言教授等。
抗战胜利后，西北师院部分师生返回北平恢复北平师范大学，部分师生继续留在兰州，兴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他们把兰州当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又开创出了新的业绩。粗略估计，自1942年西北师范大学迁兰至2005年，累计培养学生8．6万余人，为西北教育战线培养了大量的师资，为推动西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火中兴起的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兰州人口的骤增，还使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此期间，一大批文化名人如茅盾、张仲实、萧军、塞克、吴渤、顾颉刚、丛德滋等相继来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