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一架欧亚班机抵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谢觉哉同志来到了兰州。为营救西路军战士，打开兰州的抗战局面，激发民众的抗日高潮，谢觉哉在兰州开始了沉重而艰难的创业。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负责人彭加伦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是******青年时代的朋友，也是谢觉哉的湖南同乡旧友，党派谢觉哉来兰就是考虑到了他们的特殊关系。8月25日，红军驻兰州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并挂出牌子。谢觉哉任****中央代表，彭加伦任处长，朱良才为秘书长，况步才为上尉副官。办事处除谢觉哉以外，工作人员一律着军装，佩戴军队符号。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兰州6年的艰苦工作拉开了帷幕。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艰难起步
谢觉哉身负重任到了兰州，借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的大好形势，首先，他加紧了甘肃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设。
1937年7月29日，谢先生抵达兰州的当晚，贺耀组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老乡相见，分外亲热。儒雅持重的谢先生借欢快和谐之气氛不失时机地就国共合作和红军西路军被俘问题，与贺耀组及与会的兰州地区国民党各界要员进行了轻松的商谈。而当日，恰是日寇铁蹄侵占北平之日。
7月30日，谢觉哉拜访省会警察局局长马志超、甘肃省民政厅厅长罗贡华、教育厅厅长田炯苗、新一军军长邓宝珊等，继续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此日，天津沦陷，全国上下，群情愤慨，兰州军民也义愤在胸。
此前的7月23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开始，既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属国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国共抗日呈现美好前景，也为谢觉哉在兰州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7月31日，贺耀组亲至南滩街54号回访他的老乡谢觉哉。二人你来我往，互谈见解，交流日渐深入。谢觉哉还频频写信给贺耀组，就剔除兰州各方面弊端畅谈改革之措施，并一再宣传全国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言辞恳切，令贺耀组深受启发和感动。1937年8月13日，贺耀组再次召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特派员邓宝珊等数人，在励志社联名宴请谢觉哉和彭加伦。席后，深入座谈民主建国、民众运动、民族团结和国共合作等问题。国共团结抗日的形势在甘肃初步形成，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地位也初步奠定了。
8月31日，日寇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上海驻军浴血奋战，全国民众抗日情绪沸腾，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抗战。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国势危难中艰难起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兰州人民将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呈现良好生机。
历史巨轮已碾在我们身上，为罪为功判在俄顷，看我们向哪边走吧！
先从观点谈起。我们应向下列不正确的观点开火：
一、“希望日寇适可而止，特殊化了华北，不会再南下或西进吧！”
这是自己脑子里幻制的近见，不知道日寇灭亡中国有了长久的计划，且为其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结果。
二、“日寇打来西北，苏联会替我挡一阵吧！”这也是没出息人的话。我们需要外援，苏联允许的头批百十架飞机也许近日会到，但这只是帮助，主要仍是靠自己。“扶起牛屎做不得宝塔”，我们不是牛屎。
三、口说全民抗战，却不肯开民主之门，这是天大的矛盾。“系其足而使之走”，是不可想象的。后援会与妇慰会的无力，正是如此。
四、怕登用先进人士，“******释放了任其闲散”。他们不好何必放他？好呢，为何不用？
五、明知无故，或为益无多的事，而因何为之？
应做的事不能不做，明知有益，且迫不及待者，而因格于律令和环境，却不敢做。
……
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大公报》社论说，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伟哉是言。
——谢觉哉给贺耀组信（1937年10月23日）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谢觉哉的影响下，甘肃省省长贺耀组的思想逐渐转变。他接受谢觉哉的建议，从抗战的需要出发，分别召集党部和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对不适宜的政策作了修改，并就征兵、保甲制度、民族政策、文化教育诸方面的问题制定了一些新规定，在协助办事处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方面也给予了一定帮助。贺耀组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形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以后，甘肃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纷纷破土而出，抗日报刊和进步书籍如雨后春笋公开出版发行，宣传抗日的文艺团体活跃在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贺耀组对谢觉哉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友好态度和做出的种种反应，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猜疑。1937年12月，贺耀组被调离甘肃，由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接手甘肃省政府主席一职。朱绍良是一个反共老手，推行了许多防共反共措施，他下令禁止发行进步书刊，拘捕和监视进步人士，限制民众运动，合并救亡团体，在陇东制造反共摩擦，对八办防范仇视，并在群众中公开诋毁，散布要取消八路军办事处的流言蜚语。在办事处正门口派警士昼夜站岗。八办初期建立的统一战线遭到了破坏和阻挠。为加强八办工作力度，适应新情况下的斗争，1938年2月，中央派伍修权同志担任办事处第二任处长。随后，办事处迁至孝友街32号（今酒泉路）办公，彭加伦离兰赴新疆工作。虽然朱绍良十分反动，但八办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有理有据的说服、争取工作。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节节胜利，八办在兰州人民心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朱绍良迫于现实，勉强维持表面的团结友好局面，兰州抗日救亡运动在1938年上半年暂时保持了发展的态势。
同时，八办自建立之日起，始终没有忘记党交付的一个重要使命。早在1937年8月31日，谢觉哉抵兰第三日，就与彭加伦、朱良才决定，由兰州“福陇医院”医生高金城前往张掖营救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经谢觉哉推荐，贺耀组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救援会主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艰巨任务于万丛荆棘中展开了。
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
西路军战士遭遇强敌，血染河西。众多战士被俘、失散。全党全军痛惜不已。为营救这些战士，****中央想尽了办法。
1937年初，为营救西路军战士，******、******等领导人殚精竭虑，动用了各种可能的关系和途径。1937年3月2日，******致电******，建议物色与“二马”有交情的人，请他们向“二马”“说情”。
******在西安多方寻求关系，希望二马与红军停战。听说有500多名红军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内，他托人找到一位与青海省主席马麟相识的回民老人马德涵，去凉州向马步青转达口信，希望马家不要伤害红军。马德涵见到马步青，听说黄番寺的红军已被解除武装，送往青海。于是，******于1937年4月下旬在西安马德涵家中会见刚从阿拉伯朝圣回来的青海省主席马麟，请他制止对红军的残害。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局面下，马家不敢一意孤行。对西路军俘虏的迫害也有所收敛。
当时，在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拱星墩监狱，关押着1300名在河西走廊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俘虏的西路军流散人员，以及二马从凉州和西宁转来的西路军人员，其中有西路军师、团一级干部方强、徐太先、卜胜光、徐立清等以及从西宁转来的红军电台工作者刘玉庭、黄良诚、曾庆良等。他们在监狱内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大家开展反迫害斗争。1937年5月中旬，******派张文彬以****代表身份前往兰州，了解拱星墩监狱中西路军人员情况，进行营救。张文彬到了监狱后，向狱中同志转达了党中央对他们的问候和关怀。战士们激动万分，泪流满面，高呼口号。狱中的秘密党支部把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张文彬，请他送给党中央。之后，******与贺耀组交涉，要他尽快将关押的红军转往西安。6月，当这些红军被转送到甘肃平凉地区国民党43师防区时，方强等党支部领导人决定，乘机逃脱，跑回陕北。于是战士们在路上故意磨蹭找事，队伍零零散散，拉了几里地长。国民党兵也看不过来，一会儿掉队一个，一会儿不见一个。大家悄悄互相转告：往东到四十里铺就是游击区。夜里，方强等带领大家开始胜利大逃亡，绝大多数人都顺利到达镇原援西军驻地。当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看望大家时，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坚强战士们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在****中央积极营救西路军战士的同时，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主动配合，竭尽全力想办法、找路子，使一批失散和被俘红军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的西路军1500余人编成的“新兵团”移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战士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准备向有关方面交涉，并做好一切准备。当“新兵团”一到西安时，伍云甫处长便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后来，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这1000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这是办事处成功营救西路军人数最多的一次。
1937年8月，谢觉哉和彭加伦同志根据******的指示，找到那位同情革命的基督教徒高金城医生，利用他的声望和马步芳部署的关系，与被俘红军的秘密党支部建立了联系，以医院需要护士为名，向驻张掖的马部旅长韩起功指名要出被俘女红军王定国等同志。被俘红军秘密支部在高金城大夫的掩护和指导下，陆续找到并救出2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将他们分批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并从办事处转移到延安。刘瑞龙（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魏传统（任红四方面军第33军政治部秘书长）等原西路军干部，都由高金城及时联络八办，被成功解救。
还有，许多西路军战士死里逃生后，辗转到兰，找到办事处，要求归队，继续参加革命。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经常派工作人员走街串巷访问收容，直接在兰收容的西路军战士就有四五百人。其中，约有200人被送往延安。1937年冬，青海马步芳释放约200名残废的红军战士，八办和当局联系，给他们发放路条、路费，送回原籍。1939年秋，马步青释放百余名残废红军，八办也帮助他们安全返回原籍。
在兰州的共产党员借工作之际，也营救了许多西路军战士，比如高金城先生夫人牟玉光从国民党收容所要回了柳秀英、罗民秀等人。西北公路局司机侯维炽在接运苏联援华的汽车时，在河西乌鞘岭遇到了10名失散西路军战士，后被八办营救。八办从街头等地方零星收容的西路军失散人员也近300人。
仅至1937年年底，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其开展工作期间，先后营救2000多名西路军战士，使这些历经坎坷的西路军战士回到了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