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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童话”与“魏晋”之生命图像——浅析卡夫卡与鲁迅的人生观(1)

LifeImagesabout"Fairytale"and"Wei-JinDynasty"——AnalyzingKafkaandLuXun"sOutlookonLife

薛菲

XueFei

【内容摘要】中国的儒释道盛不下鲁迅坚冷却灼烫的灵魂,他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疾病;而庞大的希伯来信仰体系却收容了卡夫卡,安抚了他在现世所不能战胜的疾病。魏晋这柄利剑刺穿肉体,带走疾病制造的冷;而宗教怀抱中的童话这个梦中花园在四季更迭中时时收获,留下温暖。但他们仍旧是在途中的过客,没有归途,没有终点。

【关键词】鲁迅;卡夫卡;人生观;肺结核;生命图像比较研究

除了自己之外,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的所爱死了,天高地阔,杳无音信。

而我在大地上的事务已了。我曾斗志昂扬地走上了战场,浴血奋斗,却没有使世界增添半点丰饶。

——荷尔德林

海德格尔在其哲学名著《林中路》中定义了关于生存的“世界图像”,他说“如若我们来沉思现代,我们就是在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什么是“世界图像”,他做了一番解释“我们用世界图像来解释世界本身,即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构成统一的世界图像,而沉思现代的存在者个体他们的生命图像各不相同,却会因某种存在因子而息息相关,拥有本质上的近似,在卡夫卡和鲁迅,这是共同的肺结核病史。

作家的文本世界,不可避免地弥漫着自身的生命气质,“一个作家的创作永远不可能脱离其生命体验。作家写得最多的人物通常就是他自己的投影”。就文学观而论,因为疾病,鲁迅和卡夫卡具有了相同的生命气质。那就是卡夫卡对童话的追求;鲁迅对魏晋的偏爱。反讽的是,这两者在现实中都离他们太遥远但因他们特殊的肺结核身份而使之发生改变。因为肺结核有不同寻常的病理表现,肺结核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自从1945年特效药链霉素发明之后,肺结核才摆脱了不治之症的恶名。1945年之前的文学史上,拜伦、济慈、福楼拜、契诃夫、普鲁斯特、卡夫卡、劳伦斯、奥尼尔、梭罗、加缪等都有特殊的肺结核病人身份。可怕的肺结核成为他们在现实世界另一块黑暗的土地,另一个故乡。“疾病是生命的黑夜,是一种更沉重的公民身份。每一个出生的人都持有双重公民身份,也即在康乐的王国和疾病的王国。”在疾病的王国中,天性敏感的诗人们力图开辟出支撑生命支撑写作的家园,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也是一种疾病,它更能消耗人的体力和热情,肺结核燃起的热情成就了他们在疾病王国的写作;而写作又加剧了肺结核走向死亡的速度,这是一个循环的生命方程式,无解。唯一的答案便是在虚无和恐惧中走向死亡。“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写作病”。

诗人拜伦在战场上寻找他超越疾病王国的家园;普鲁斯特在辗转抚摸,往复循环地吟唱疾病王国之外的流水与华年;加缪一直坚守“与世界不分离”,“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一生就不会一事无成。”的原则,成为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思式英雄,超越了疾病王国给予的痛苦。在机械复制的时代,优异的作家无一例外被肺结核恶疾纠缠,五四时代更是中国现代作家肺结核期的高发期,他们都被剥离了正常的生命轨道,成为疾病王国的求索者。巴金一生从事对一种革命的狂热追求;“归去西湖梦里家,衣冠憔悴滞天涯”。的郁达夫则将肺结核燃烧的热情稀释到直入内心的写作中;生命弥留之际盘桓在香港的萧红,在她的疾病王国寻找童年,寻找呼兰河式的忧伤抒情长诗,她感叹“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他们都想在肉身之外有一道坚韧的、与肉身不离不弃的明亮影子,过滤疾病王国的痛和黑暗,他们都想在人生的********的反面看到一点生之依恋。但是,鲁迅和卡夫卡最终还是被肺病夺去生命,一个55岁,一个40岁。

《红楼梦》中的“********”,正面照出的是人自己的真实面貌,反面则是内心所要求的真实的幻觉,神人将他赐给贾瑞时,嘱咐不可照反面,一照必死。贾瑞因被镜中自己的病容惊吓,所以忘记嘱咐,反照之,即死。此鉴在《红楼梦》中是曹雪芹对儒家文化的颠覆;在鲁迅和卡夫卡的疾病王国,它代表一种审视对照的传统文化。它是鲁迅的魏晋,卡夫卡的童话。

鲁迅这样的强者在其面前更加看清自己,看到宝鉴正面是铁屋子是黑暗的闸门,是血泠泠的现世生存哲学,鲁迅以“力破”、“肩住”勇敢地面对它;宝鉴反面是“歧途”,是思想探求的道路,面对许多条分岔路,他不会“路穷而知返”,哪怕荆棘遍地,他也会寻出一条路来走走。同样,********,这一检验生存尺度的哲学性存在物在卡夫卡那里也有其特定的意义,在正面,卡夫卡像贾瑞一样看到自己被疾病所折磨的怪异的脸,“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卡夫卡不太惊异于疾病所给予的身体痛苦,就像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形之后并不为此太过恐慌,而是对如何以这副样子出去工作而烦闷,“我若是对老板来这一手,我立刻就会被解雇。”这正是卡夫卡在病体之外达到一种思想的超越与生存。他甚至不会去照镜子反面,而是直到疾病吞没肉体之时才发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就是它的反面——“内心所要求的真实的幻觉”,对宗教的信仰。

卡夫卡和童话的关系,远不比鲁迅和魏晋的关系来的明朗易懂,如果将他一生的写作动机看作对童话的描摹和追寻,是有点残酷的,因为终其文本世界和现实生活,都是由恐惧、寂寞、疾病、讽刺交织而成,找不到半点有关童话的寓意。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是否正是艰难的生存悖论构成了他对童话的追求的向往呢?他造在地面之下的巴别塔是否正是一部漫长艰辛的童话史。而疾病正是造塔和建构童话写作的动机,一如鲁迅在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之后写下颇具魏晋文人气息的《孤独者》与《在酒楼上》。

肉身陨落之前,魏晋已融入鲁迅的灵魂,铸就了他严谨不羁的文风和洒落个性;卡夫卡则一直追逐着他的童话——犹太人的宗教。因为疾病“,童话”和“魏晋”成为卡夫卡和鲁迅的终极关怀。是疾病让他们对童话和魏晋发生了几乎一种近乎对乌托邦一般的追求。“确切地说,乌托邦是一种升越,那种人类的忘却和消失——与一开始就没有个体化特征的动物所达到的情形完全对立——由这种升越而产生,作为一种强烈肯定的力量……”从对疾病的反抗到对疾病的肯定,乃至超越,鲁迅和卡夫卡将其作为一种力量,对抗存在的悖谬。

鲁迅与魏晋的关系和卡夫卡与童话的关系,就是作家文学观、人生观与形成作家文学观、人生观之因素的镜中图解,对它们的研究建立在疾病的基础上,意欲从疾病所给予他们的“疾病王国公民”这一身份来解开鲁迅、卡夫卡的生命内核,是探究20********巨人的另一渠道,“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亡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很有意味。

一、疾病之身

余杰在论及肺结核给予鲁迅与加缪的精神和肉体疼痛时这样说,“无法治愈的肺病让他们赤裸裸地面对死亡,勇敢而诚实;也让他们在绝境中寻觅希望的可能性,严重而艰难。”(余杰)同样,病中的卡夫卡也一直有这种欲求,当他看到一位肺结核晚期病人的病貌时,恐慌让他中止几十年不食肉食的习惯,一如他在婚姻恐惧症时大量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书籍一样,这位“精神邻居”的书籍,对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随着岁月与生活的展开,卡夫卡会越来越与克尔凯郭尔纠缠不清,以至最后发现后者与他天然具有”精神邻居“的关系……”克尔凯郭尔是一位具生存论、精神分析、宗教神学为一体的哲学家,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克氏有名的人生三种状态(美学的状态、伦理的状态、宗教的状态)

对整个西方文学思想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他的伦理状态中的婚姻是走向信仰(宗教)状态的羁绊,而这正影响了卡夫卡本就不堪一击的对婚姻的态度,使之成为顽固的婚姻恐惧者。“屈身于未来的乃是人类软弱无能的表现;同未来作斗争才是最崇高的事。”这就是克氏信望爱的宗教观。他给予病中的卡夫卡一种依赖和力量,成为卡夫卡安放骚动病体的安全土壤。同样,“正视淋漓的鲜血”是以一种文化为土壤的,鲁迅从小浸淫古典文化,不会做到完全的摒弃。而且他的老师章太炎正是深谙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在古今文之争中,他站在古文经学一边,标榜实事求是,底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臆测武断”。传统古典文化已经不自觉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而且一如其师“依自不依他”的原则,鲁迅并不为其所缚,而是广泛借鉴西方学说,视野更为广阔,“超越考据,直探义理”。在学术成就上,鲁迅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重魏晋“清俊、通脱”的文风,在传承其师“由儒入佛,以佛释庄,最后达到儒释道互补之境”的基础上做出了超越;在思想上,更可窥见鲁迅对嵇康阮籍(更多是嵇康)一脉的激赏,鲁迅在所谓魏晋风度建安风骨文化表层的上看见乱世和****不容嵇康阮籍之类社会异类的辛酸,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的讲演,其实正是从文人——文章——药——酒之间揭示魏晋社会怎样一步步将优秀的知识人逼入异类范围的过程。魏晋时代,普遍弥漫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清新风气,人“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某种追求、理想、信仰而活着……”輥但是统治阶级不需要这些,他们往往希望优秀的知识人只是个为他们所用的工具,是彻底的“御用文人”。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是他们不安于被统治的信号。这一时期最最能代表魏晋文人的典型文学作品有:《古诗十九首》、《咏怀》、《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及三曹的诗文。在一个江山易主频度最高的、一个旧的思想业已打破而新的道德信仰尚未确立、一个思想相对自由而又是一个生死无常的时代,“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让很多文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多情、忧生是魏晋仕子的表征,压抑的生活让他们做出表面上看起来很潇洒的表演。魏晋仕子重人、爱人,敢说、敢笑、敢怒、敢骂,做时代所不允许的事,这一切都源于“独尊儒术”的崩溃,****政治的削弱。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将中国文明归结为“人肉的筵席”,“这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漫笔》之一)与社会结构的分析(《漫笔》之二)所得出的结论”。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逢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五”大屠杀引起了鲁迅深刻的反思,他提到中国筵席上的醉虾,灌醉的虾因其鲜活而使食者欢喜,鲁迅发现“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席!”“弄清了老实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所以说,鲁迅并不是一味粗暴的革命者,他怕自己的呐喊惊醒铁屋子里的人,但这些人在醒了之后却痛苦地发现“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人觉醒与不醒的状态都让沉入思索的精英知识分子陷入巨大的矛盾。“真正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必然处于永远的困惑状态中,因此,才会有永远的探索。”这就是鲁迅眼中的中国文化。

那么,在这一滩死水中,他是这样认同魏晋,进而继承他的呢?鲁迅在赞赏魏晋文风与文人格调的同时,也看到: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对这两句话最绝佳的注解就是魏连殳在祖母丧事上的表现,族中诸人知道他“很有些古怪”,故之前“便约定在连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做一回极严厉的谈判”。连殳到来之后,却对一切要求只简单地说了一句“都可以的。”鲁迅疾呼,“走出瞒和骗的大泽”,走出《二十四孝》的骗局;走出“沉下去”的中国古书但他没有说过要走出魏晋,揭露魏晋,阮籍嵇康随狷狂放浪,却也“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鲁迅分析了具体原因,又道:“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鲁迅最终超越了魏晋之围,与疾病周旋对抗,卡夫卡对童话的追求伴随着对疾病的恐惧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21年10月18日的日记,昭示着童话给予他一生的所有甜蜜和痛苦再次升华;永恒的童年,生命再次召唤。完全可以想象,壮丽的生活始终呵护着我们每一个人,它永远那么丰富,但是被遮蔽着,深邃难及,远不可见。不过,它就在那儿,并无敌意,也不抗

I拒,也不沉默。如果你用正确的话语召唤它,它就会来到面前。这是魔法的实质:它不创造,而是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