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战略方针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规模越打越大。为便于大兵团正规战的组织指挥，野战军先后编组了临时的或固定的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如，中原野战军的陈（赓）谢（富治）兵团、陈锡联兵团，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唐（亮）兵团、许（世友）谭（震林）兵团、韦（国清）吉（洛）兵团，东北野战军的第1、第2前方指挥部，华北军区的徐向前第1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第2兵团。
一、1948年秋的形势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秋季时，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变得更加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A．国民党军力重全国削弱，人民解放军力量发展壮大
（一）国民党军力量全面削弱
******发动全国内战时，自恃军队人多、枪多，人力、财力、物力都占优势，以为很快就能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并彻底摧毁解放区。但战争的结果，同******的预料和期望恰恰相反。
国民党军是处处受挫，着着失败。战争第1年，国民党军损失112万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战争第2年，继续损兵折将、丧师失地，又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军队总兵力逐年下降，官兵意志衰退，情绪低落，整个军事形势进二步恶化。
国民党军在过去两年战争中，总共损失兵力1264．14万人。其中，被俘163万人，毙伤96．62万人。被俘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61．7％，毙伤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36．5％，起义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1．8％。这还不包括其溃散、逃跑的兵力。到1948年6月底，其总兵力只有365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105个整编师（军）、285个旅（师）、198万人；非正规军53万人；特种兵及海、空军共45万人；后方机关及学校69万人。而能部署在第一线的正规军仅有249个旅（师）共174万人。其中，东北战场卫立煌集团34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44．9万人；华北战场傅作义集团28．4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39．7万人；西北战场胡宗南集团26．8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31．4万人；华中战场白崇禧集团27．6万人，连同非正规军35．7万人；徐州战场刘峙集团50．4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70．5万人；山西阎锡山集团7万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5大战场上的正规军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交通点线的守备及在其附近地区作战，能够进行战略性机动的兵力所剩无几。这些部队中，大多数又是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重建或重创后补充起来的，兵员素质低下，官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置留长江中下游和大巴山山脉一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山脉一线以西广大地区的正规军仅有36个旅（师）23．8万人。
最使******痛心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机关、建制部队，尤其是216名高级军官被俘虏、被击毙，这对于国民党军是严重的打击，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说：“自从前年底国军开始戡匪作战以来，我们遭受的损失，真是十分的重大！在去年一年中，我们有许多部队被匪军消灭，有许多高级将领遭匪军俘虏，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耻辱！我们简直可以说去年这一年，乃是我们国民革命运动遭受到最严重障碍的一年。”
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队中的失败情绪、厌战心理，油然而生，并且不断发展蔓延。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和党政要员，对战争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连******也不得不承认：许多高级将领“对于剿匪军事的前途，表示悲观，以为没有胜利的希望”。“一般中央同志对于时局怀着种种忧虑，甚至感到惶惑不安”，“许多同志，都丧失了革命的信心，忘却了自己革命的立场和责任，心里面笼罩着一片悲观的心理”。他说：各级指挥官对战争前途忧心忡忡，直接影响所属部队“官兵在心理上受到刺激与侮辱，以致精神上转为沉闷、消极、无法振作起来。”
为解决军队中特别是军官们的信念、信心等问题，******曾多次举办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轮训团以上军官，不断训示各级官长要“效法先烈，前仆后继”，“忠勇牺牲”，还下令在军队中实施“连坐法”，严厉执行战场纪律等措施。然而，国民党军队官兵士气衰落的状态不但没解决，反而日趋严重。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称：“国民党指挥长官都是避而不战，在战斗胁迫时放弃阵地。南京的中国最高司令部承认开封已为共产党所得，守军未作抵抗，而且进攻的军队中甚至还有若干国民党部队参加。在最近山东南部的军事活动中也呈现相似的情况，我们不得不作结论，以为除了个别的例子外，政府军队是不可再倚赖它来作战了。”
（二）人民解放军力量发展壮大
解放战争头2年，人民解放军奋勇作战节节胜利。在第1年中，坚定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依托解放区，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在第2年中，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方针和******的“十大军事原则”，在外线大量地歼灭国民党军，自身的力量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总兵力上升，武器装备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战术，特别是攻坚作战的能力大大提高。两年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虽然损失了80万人，但由于动员了110万解放区农民参军，约45万伤愈官兵归队，以及教育溶化80万俘虏兵补入部队，连同战场上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在内，使得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0余万人，发展到近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占总兵力的53．2％，比战争初期净增90．82万人；地方军125万人；南方各省游击队4．1万余人。与国民党同期兵力对比为1∶1．3，内正规军对比为1∶1．32。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规模越打越大。为便于大兵团正规战的组织指挥，野战军先后编组了临时的或固定的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如，中原野战军的陈（赓）谢（富治）兵团、陈锡联兵团，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唐（亮）兵团、许（世友）谭（震林）兵团、韦（国清）吉（洛）兵团，东北野战军的第1、第2前方指挥部，华北军区的徐向前第1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第2兵团。
由于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加上后方兵工生产的供给，部队的武器和装备大为改善。尤其是自动武器、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机车等重型武器和现代运输装备的不断增加，使得野战军的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工兵等兵种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运输机动能力和野战、攻坚火力大大提高，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人民解放军经过1948年夏、秋两季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整党整军，反复深入的形势任务教育，不仅使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进一步认清了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而且明确了本战区本部队作战任务和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各种有利条件及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极大地激发了求战热情和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同时，坚定了团结战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打大仗，打恶仗，打胜仗的决心和信心；较好地克服了部队中一度产生的怕苦、怕累、厌倦战争的情绪和享受思想。“打倒******，解放全中国”，已成为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和最终奋斗目标。
部队团以上党委在整风中，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性，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一系列指示和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领导干部和部队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经验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不团结等一切不良现象，进行了严肃深入的查整。经过查整使各级干部，特别是纵队以上高级干部深刻地懂得自觉贯彻执行****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和各项政策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反对和克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保证全军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统一了对战争第。3年作战任务方针的思想认识，树立了敢于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认真地研究了加强党委领导、部队作战与建设、执行政策和内外团结等一系列的计划和措施，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和制定相关的制度。
部队基层党支部经过思想、作风、组织整顿，许多优秀党员和干部受到了表扬与鼓励，一些有缺点的党员和干部受到群众的严肃批评与帮助，一批经过战斗考验的骨干被吸收入党。从而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人民解放军经过战争的实际锻炼，军事技能和战略战术水平不断提高。各级司、政、后机关组织和保障部队作战、训练、战场勤务、物资供应的能力大大增强，各野战军部队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歼击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尤其是城市攻坚作战的战法和经验。如，东北野战军在攻城打援中，总结的“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和“一点两面”、“四组一队”、“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华东野战军依据“我不真攻城，敌即不援，我真攻城，敌即组织多路同时增援，迫我决战”的情况，总结的“攻敌必救，吸敌增援”，“钓大鱼”，抓住战机，猛烈突击，力争速决，并用强大的甚至超过主攻方面兵力于阻援方面的战役法。中原野战军在兵力兵器不占优势情况下，采取的分遣与集结、合围与割裂、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钳形攻击和“猛虎掏心”等战法，以及发明和推广的“飞雷”（即炸药抛掷筒和迫击炮抛送炸药包的方法）等。华北军区部队对设防坚固但又孤立无援的城镇据点，采取的坑道爆破，火力急袭和兵力突击相结合的战法。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也创造了攻占平原村落据点的新战法。四平、石家庄、临汾、洛阳、宝鸡、开封、兖州、襄樊等国民党军中等守备城市的攻克，即充分显示出人民解放军战役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城市攻坚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1948年秋季攻势前的群众性大练兵，又使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素质在过去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为夺取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B．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政治危机加剧，解放区不断扩大，经济迅速发展
（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政治危机加剧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形势是与它的军事形势分不开的。
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更加速了经济危机和统治集团内矛盾的发展。
军费逐年激增，财政赤字膨胀。1946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约为6万亿元，1947年和1948年上半年都占原定预算支出总额的80％以上，1948年下半年为469．86万亿元。军费逐年激增，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一年大于一年。1947年岁入12万亿元，岁出40．91万亿元，财政赤字为28．9万亿元；1948年上半年收入80万亿元，支出340万亿元，半年财政赤字即达260万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上的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加重田赋、税收和大举外债、内债等措施。但无论是田赋的征实、征借和征购，还是货物税、关税、盐税、直接税收，都是每况愈下，对于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尤如杯水车薪。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增加发行货币。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6月，增发货币137万亿元；到8月19日增为604．5万亿元，8个月内膨胀了18倍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引发了物价暴涨。如上海经过1947年的5次大涨风以后，到1948年8月，物价上涨了56倍。这时的100元法币，只能买大米0．002461两（按旧制每斤16两算）。
在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国民党统治区大批民族、民用工商业停业或倒闭。据天津的不完全统计，1948年春，全市原有大小工厂5000余家，已倒闭的占70～80％；全市机电修配行业拥有机床2000多台，上半年只能开动1／4；63家橡胶业中，上半年能维持生产的只有20～40％，进入下半年绝大部分厂家停产。同一时期内，青岛1400余家工厂，3／4已经停工关闭，有1／4处在半开工状态。沈阳原有3000多家商号，停业或破产的2000家。大批工商业停业倒闭，城市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各地请求救济的呈文、电报如同雪片一样飞向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当时有关长沙、衡阳失业工人惨状的报告称：“至今工人之食宿尚成问题，居则倚危墙而搭棚，三五共处。食则采野蔬以充膳，仅堪疗饥。除此炎暑将盛而狭屋丛据，饮食不调，实为致病之由”；“饥馑先臻，接之疾疫，大兴死亡，相继就诊，无医药之资，营葬借席藁为棺”。城市工人在贫苦线下挣扎。
在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由于兵役差役和田赋不断加重，加上天灾，农村劳力和生产资料受到严重的破坏。1946年，国民党政府的征兵总额定为50万人，1947年为150万人，1948年先定为100万人，8月召开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又提高到150万人。强征壮丁、民夫和车马，使农村青壮年劳力和牲畜锐减。1948年，全国又大面积发生水灾，豫、鄂、湘、赣、皖、苏、闽、粤、桂、滇等省灾情严重。其中湖南遍及全省，洞庭湖周围11县，280万亩田地被淹，减少稻谷1500万石；湖北省30余县受灾，830万亩土地被淹，灾民370万；福建省早稻减产5成以上。据当年8月报载，河南省耕地荒废30％，湖南省耕地荒废40％，广东省耕地荒废40％，仅三省即抛荒耕地6900万亩。在农村劳力和牲畜大减，土地大片抛荒，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田赋税收却有增无减。1947年至1948年度，国民党政府田赋征谷麦600万石，又征购谷物1430万石。除田赋的征实、征购、征借外，农民每年还得担负100多种摊派，还不包括国民党军过境时就地强征硬派和乡甲长的敲诈勒索。农民种粮吃不到粮食，反以野菜、树叶、观音土等充饥。国民党政府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吴景超报告说：南方农民当饭吃的野菜种类繁多，“我们所收集的样品不下二三十种”；“广东老百姓，吃竹米以后全身肿胀”；“湘人饿死三百二十余万”。广大农民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