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中，最突出的仍然是“三农”问题，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又是农民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不仅影响了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而且越来越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影响到农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可以说，“三农”问题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局，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但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明确，农民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是实现农村稳定和农村现代化的需要，是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真正体现。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一）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20多年来，这项得到亿万农民普遍支持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也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中国“二农”问题的丰硕成果，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正确回答了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并在消灭剥削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构想和阐释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级斗争日趋简单化的前提下的。由于大量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也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主体力量。但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经过充分发展、农民占人口多数和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落后国家里发生的。因此，在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出现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许多不同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认识农民问题和解决农民问题为基础和突破口，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是革命的动力，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指出：“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遍适用性，又能从中国国情出发，因此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产生了20世纪上半叶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但“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还起着关键作用，农民则为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才引起了党的三二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论断，并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之大。”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富有远见地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他认为，中国的变化应主要看农村，看农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而不是仅看城市新盖了多少高楼大厦。“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党中央一再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我国农民占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不要忘记我国农业基础还很薄弱、广大农民收入还很低、大部分农村还很落后的状况，要求始终坚持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位。江泽民在1995年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从这几年的实践情况看，由于思想认识和统筹安排问题还解决得不够好，对农业保护和扶持的力度还不够大，已确定的政策措施又没有完全落实，工业与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都还在拉大。这三个差距如果继续扩大下去，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这一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关系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为此，他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江泽民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江西代表团、湖北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还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我们就能赢得全局工作的主动。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总结了几十年来我们在“三农”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及时而正确地提出了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三农”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尽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仍很突出。
农业比较效益很低。经过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农业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未真正跳出传统农业的框架，农业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不高，农业比较利益很低。几十年来，农业始终是让人难以放心的产业，“农业危机”的阴影一直若明若暗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
农村发展落后。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农村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并未得到改变，城乡差别逐步扩大。特别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加重，加上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农民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滋生了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农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多数农产品的价格也高于国际市场的水平，靠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已很难保持农民收益的增加，加上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就业不充分，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已经连续四年下降。1997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4．6％，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只有4．3％，1999年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到3．8％。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比上年增加143元，实际增长2．1％，增速比上年回落1．7个百分点。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如果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则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不考虑价格因素），1978年为2．56：1；1982年达到最低点，为1．82：1：1994年达到最高点，为2．86：1；之后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速度略有减缓，但199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2．65：1，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79：1。如果考虑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收入和社会福利情况，收入差距更大，并由此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拉大。5年间，农村居民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净增360元，而同期城镇居民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净增1460元，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由1995年的2．70：1扩大到达2000年的2．99：1。
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2、0．35和0．41，均比1995年有较大提高，而且在“九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很大制约，而且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很大的影响。
（三）
中国西部12个省区市正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三农”问题更加突出。
我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年，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国内生产总值1．67万亿元，占全国的18．6％。2000年末人口3．55亿人，占全国的27．4％，其中农村人口2．59亿，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73．16％。
农业是西部地区的主要产业，但长期以来粗放而分散的经营模式严重制约了西部农业的发展。在全国的农业总产值中，西部仅占19．5％，而东部为45．7％；在土地投入上，西部的耕地产出系数仅为0．62，而东部为1．42。2000年，西部12省区市的农业增加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为21．8％，而农村人口所占的比重高达73．16％，这充分说明了西部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拉大。资料表明，2000年西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7个省区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2000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632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306元，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7．6％和21．8％。更值得重视的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79：1．13：1，1995年扩大为1．81：1．：15：1，到2000年进一步扩大为2：1．09：1。2000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5596．37元，而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低（除西藏）的贵州省仅为1374．16元，两者相比，上海市是贵州省的4．07倍。西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城乡收入差距却非常大。2000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8：1，其中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1：1，北京是2．2：1，广东是2．7：1；而西部地区云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4．3：1，贵州是3．7：1，陕西、新疆和青海三省区都是3．5：1。
西部农村还是我国主要的贫困区。2000年年底，我国贫困人口约为3200万，其中，西部地区集中了全国61．5％的贫困县，48％的贫困人口；西部贫困县的耕地面积占全部贫困县耕地总面积的55．2％，农业增加值占47．2％；西部361个贫困县贫困人口2000年的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部贫困县人均纯收入的87％。西部地区的贫困面最大，贫困状况比起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可以说，整个西部的经济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部农村发展更为滞后，西部农业发展更为缓慢，西部农民更为贫困。较之全国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更严重、更紧迫。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把握大局，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地区布局上做出的又一次重大战略性调整。江泽民同志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确保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实现的重大举措……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改善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国内需求，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推动力量；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西部大开发，最直接的意义在于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其更深远的意义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人民生活共同富裕这个最终目标。由于农业在西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西部地区在全国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决定了西部的农业、农村与农民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优先地位。因此，在西部开发中农业、农村、农民是主题，是基础，必须将“三农”问题放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予以系统思考，认真加以解决问题。
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西部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西部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唤起全社会形成共识，都来关注“三农”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寻求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