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了解科得角真正的规模意味着要知道在其中航行的方法：找到通往沼泽地和通向北边的涨潮溪的路径；要明白海岸边上的沙洲和沙坝，比如海安尼斯的蛋岛、威尔弗利特的沙洲，还有构成从科得角到葡萄园的交叉口的那三道蛇形沙洲有多么难以预测：人帝沙洲、篱笆栅沙洲和中地沙洲。哪怕在平淡的日子里，哪怕没有风，这些沙洲上也总有常年不断的浪头在拍打着，形成了专有的轮廓，还有各式各样的大浪，从一尺高的岸边浪头到不规则的怒海高浪，有五六英尺高哩，在狭窄的河流里面，它更像白浪而不太像海洋里面的任何东西。查帕奎迪克与南塔基之间的马斯克格特海峡有可能构成迅猛得可怕的急流，有巨大的漩涡或岩石，但是，那还是科得角同样的一个世界——只是它下面的一侧。这些海浪和涨潮的现象可与特鲁罗或桑迪内克的漩涡相提并论，也可以与科得角上游有树的山嵴相比。
如果一个地方是一个家，在大部分年份里，它都会有365张不同的面孔。不管那是科得角的沼泽，一条小溪，一棵紫树，一个沙丘，还是大海本身，它在全年的每一天都会有所不同。明白了这样的差别之后，你会一直感到极有兴趣，也许还会让你产生安全感。不了解一处急流，或者不了解一处海岸大风，或不清楚一个海峡中的一个沙洲，都有可能导致死亡。这也是我就科得角大谈特谈时感觉有问题的原因之一，也是不敢用经不起时日推敲的夸张比喻的原因。我不想涂出一幅优美的画卷，误导别人在不安全的时候也自以为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科得角不危险，那就会失去其现实意义的一大部分，对我是如此。科得角的海水从岸上看去一点特色也没有，跟高沼地一样具有欺骗性，这也是它吞没了许多人的生命的原因。说得狂妄一点，人们是在海边种下自己的房子的。差不多在所有的时候，这些人都是来自科得角以外的地方。春末时分，他们回来，有时候会发现房子不是被冬天的风暴吹跑了，就是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亨利·梭罗走遍了科得角的每一个地方，还就此写了一本书，他说，世界真正的荒野就在于海底下。不用说，跟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科得角海底世界的一部分已经被感染过了，扔进了很多垃圾。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些单一物种狂都在怀念那个海岬，正如海滩某些区段的保护者们一样。科得角就是其陆地与水体加起来的总合。奥斯德维尔太大的房子和太苛刻的要求必须与马什比林地中的乡村贫穷状态相平衡。橡树崖是黑的，伊格镇是白的，但两者都是中产阶级。永不知足的小个子啤酒店女老板们每年春天都要去布鲁斯特的小溪上游开出更多的店。科得角告诉我：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一个脆弱和已经体力不支的世界，应该理解的是整体，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片断。
德国幽默
不久以前，我应邀到西德去，那在正好在看弗洛伊德的《玩笑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一书，这纯粹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巧合。那个时候，正好是在目前的民粹主义感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喷发出来之前，是在两个德国彼此拥抱和柏林墙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之前。出发之前，人们不停地问我为什么要去。我本来是要为自己的一本书：《Das Chinesische Abenteuer：Reise durch das Reich der Mitte》做巡回宣传，但那样说的话就太枯燥了，因此我撒了一个谎，说我在编辑一本讲德国幽默的书。开玩笑里面的格言是：一个人最喜欢拿出来开的玩笑可以反映这个人的性格，因此，这是为了文化上的事情。一位旅行者是通过这样的真知灼见而挣钱获利的，许多旅行者也认识这些提出询问的脸，还有他们的疑惑，这是他／她讲了远方一个国家的一个玩笑后常常见到的情形。
跟大部分玩笑话一样，尤其是在德国玩笑当中，这种小小的喘息也会有严肃的一面。弗洛伊德说：“时事性话题的因素……是从玩笑当中寻找快乐的丰富来源。”我不知道东德人对此作何感想。最开始属于无聊举动的东西，最后发展成了一种非常喜欢做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在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在做笔记，在询问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许多德国人坚持认为，幽默在这个国家是没有持久力的——德国人生活严谨，并没有开玩笑的余地，因此我假定，人们可以提出严肃的问题（就跟弗洛伊德一样），看看玩笑是否可以成为幽默。在我的经验当中，大多数开玩笑的人都是唠唠叨叨的人，无聊的人，种族主义者，虐待狂，吹牛者，渎神者，中断信号型。由于他们确实构成差不多所有的人类，肯定地，这样一些人在德国不可能是没有见到过的。
“慕尼黑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不快活的，”我到达的当天，《Suddeutsche Zeitung》就在其主要的头条新闻当中这样宣布。没有人觉得这话有一丁点好笑的成分，也没有任何人觉得学生盛大的游行有什么可笑之处，数以千计的学生抗议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不足。在制造开普勒折叠船的工厂所在地罗森海姆，我看着一对鹿角安装在战利品宣传板上，此时，厂长沃尔特先生说：“这东西上面有十处错误。你猜得出来吗？”
上面写的文字是“恩尼科·卡鲁索在格兰萨索山打中的，1876年11月31日”。还有其他一些细节说明卡鲁索曾是那不勒斯一家划船俱乐部的成员。
“鹿角放倒了。”我说。
“很好。第一个错误。继续说吧。”
“卡鲁索1876年时有多少岁？”
“三岁。太好了。继续下去。”
这是个累死人的玩笑——11月没有31号，意大利没有糜鹿，等等——但是，那属于真正的家藏品。
政治玩笑是足可以预测到的，但是，在德国，很奇怪的是，只有海尔穆特·科尔总理才成为玩笑的对象。对于极右派的共和党人来说，没有任何嘲笑的内容是针对他们的，而共和党的领袖是瓦芬党的成员，而且对此并无觉得不妥的时候，他最近在柏林的选举当中还得到了选票上面的收获。没有西德人嘲笑东德人，没有人笑话他们生活的单调，没有人嘲笑他们的奥运会选手的狂热劲，没有人嘲笑他们头重脚轻的汽车，也就是特拉邦车，那仅仅是轮子上面的一个金属水泡，是地球上最为可笑的车辆之一。当我问及关于东德的玩笑时，我只是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心或沉默。
关于科尔的大多数笑话都把他描述成一位轻率粗心的人，只要提到他的小名，der Birne——梨子，那是嘲笑他的身材——就会引起人们的笑声。关于科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另一个笑话是说，他们两个端着啤酒彼此祝酒。撒切尔夫人说“祝您身体健康，”科尔以为她说的是“请喝淡啤”，他就答到：“请喝黑啤。”
轻率粗心的人和小丑都被认为是极好笑的角色，而在德国，他们通常是成对出现的：小恩纳与小弗里茨，或突恩斯和肖尔，那是科隆的哈迪和洛莱尔。有一天，有人要求他们去市场上销售一批乳罩。突恩斯卖了好几百个，肖尔大惑不解，你怎么就卖了那么多？突恩斯回答说：“我把乳罩切成两半，然后大喊‘来买教皇的帽子’！”
这个玩笑稍有反天主教的意味，而且必须用方言讲出来，是这个事实才使得这个玩笑让人乐得喘不过气来的，但是，也只有在科隆才这样。
至于各个地区的笑话，东部的弗里斯兰人是德国人嘲笑最多的。东部弗里斯兰人为什么要在电闪雷鸣的时候发笑？因为他们以为有人在给他们拍照。我遇到过一位来自朱依斯特岛的东弗里斯兰人。我问他说，东弗里斯兰人喜欢拿哪种人开玩笑。他说：“别的东弗里斯兰人。”但是，他继续说：“这些笑话是东弗里斯兰人发明的，目的是作为一种市场推广技巧，让东弗里斯兰人更加知名。”
“德国人从来不拿自己开玩笑。”法兰克福有一位妇女告诉我说。但是，有哪个国家是这么干的吗？我假定在萨布兰肯是这样的，在法国边境是这样的，会有一引起法国玩笑，但事实却没有。他们很是尊敬法国人，甚至连法国人总拿比利时人开玩笑的习惯也继承过来了。
澳大利亚人也有人嘲笑。有否听说这么一个笑话？说是有个澳大利亚的银行抢劫犯，他去了慕尼黑的一家银行，然后说：“把你们的钱放在空中，把你们所有的手都给我，因为我是个人质。”银行出纳回答说：“我是否应该付你先令？”因为他知道那样的一个愚蠢的人一定是澳大利亚人。
有人告诉我说，最通常的玩笑是关于土耳其人。“土耳其玩笑现在是被禁止了，因为眼下针对外国人的感情非常强烈——我应该说，外国人也包括美国的一些服务人员，这些日子以来，美国人听到很多抱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核武器。”
德国的土耳其人是理想的受害人：他们皮肤很黑，毛发很浓，看上去不吉利，他们大多是******，跟发了炎的手指一样显眼，一般来说，他们处在工作职位中的底层。工厂里面的人喜欢拿土耳其人开玩笑：学校的孩子们也拿他们开玩笑。
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听说过土耳其玩笑，但是，没有人愿意重复这样的玩笑。我严肃地说，我这么问是想做些研究工作。他们说，不，这些玩笑都很愚蠢，我讲不好笑话，总记不住关键的话。有个人告诉我说：“都是些粗俗得难以相信的玩笑。很可怕。难得讲出来。大概是这样的：巴伐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差别在哪里？答案是：巴伐利亚人是人类，而土耳其人是动物。”
“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一个妇女告诉我说，她说话是带着认真的感情的，我问得越是多，看起来我就越是在了解更多关于德国的阴暗面。弗洛伊德说：“玩笑是从无意识的王国向可笑的事物做出的一个贡献。”有人问：“土耳其人有哪两个假日？”答案是：“夏季减价销售与冬季减价销售。”
这样的玩笑听起来很是乏味。我坚持问下去。有人告诉我应该停下来了。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德国人思想细腻的原因。我继续要求人们讲出一些关于土耳其人玩笑的例子，有人告诉我说，并不存在真正的土耳其玩笑。
有人告诉我说：“这是反犹太人的玩笑，只是名字换了而已。这太可怕了。甚至还有关于毒气室的一些玩笑。”
事实上，弗洛伊德研究当中的很多玩笑都是关于犹太人的，我也提到了这一点。一位妇女说，她知道许多这一类的玩笑——土耳其人、犹太人等等。
关于种族方面的，道德意识方面的，排外方面的玩笑都可以透露出很多有关讲笑话者的情况。我努力鼓励她说下去：“你听说过这么一个笑话没有？说是有个（选一个经常被人说起的人群）人，他说自己的妻子是个懒惰的家庭主妇。他说，每次他在洗碗池里撒尿时，里面总有一些没有洗的碗碟。”
很自然，她没有笑。她说：“我不会跟你讲任何一个笑话。你会把这个笑话写到你的书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