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切特温
布鲁斯的葬礼
每当想起我的朋友布鲁斯·切特温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一个特别的夜晚，是在皇家地理学会的一次晚宴上，听到他兴高采烈地讲述他爬过的不同高峰。这在我看起来是相当奇怪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向并不是个爬山的人。
我在餐桌靠下面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能清楚地听到他说话，因为布鲁斯的嗓音很是特别，在任何一个房间里总是比别人的声音高些，跟一只饶舌鸟的尖叫声差不多。那天晚上，他按他平常的方式说话，很快，很坚决，不时有些结结巴巴的，不时有些打断的地方，不时还有大笑声。直到他完全掌握了别人的注意力，他才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话。因为他是布鲁斯，因此不会因为自己的声音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频率而停止。他有计划准备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与探险活动，所有的活动全都是一个人进行的，没有氧气，没有任何细小的东西，只有最起码的设备，毫无延迟，直接冲刺顶峰。因为他看来准备一直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听众（他们一直都在说些什么“那是当然，”“真了不起，”“可不是嘛”之类的话），我就偷偷看去，看看各位都有什么样的脸色。在布鲁斯的右侧是克里斯·波宁顿，他是南加帕巴特峰和其他的众多两万英尺高峰的征服者，左边是汉特爵士，他是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支探险队的领导人。
“嘁嘁，嘁嘁，切特温，”一个两边都认识的朋友有一次对我说。他是在笑，但你看得出他的头还在疼。布鲁斯已经在他家做了一个星期的客。“他一刻不停地说话。”
这种一刻不停的谈话能力是他身上最明显的特点，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也使人立即对他产生深刻印象。他长得很帅，眼睛有穿透力，目光如炬，反应灵敏——很多紧张的手势——走路极快，主张尖锐，经常对英语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嘲讽意味。当然，布鲁斯谈话很多，人们说。这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独处的。但是，他过去不是这样的：他的正式传记作家尼可拉斯·莎士比亚先生1999年说过，布鲁斯很少是一个人过的，他差不多总是跟朋友一起旅行。因为布鲁斯经常是突然消失，人人都以为他是独自行动的。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他经常自言自语，也许不停地喊叫，不停地预演他的故事，练习一些可笑的口音和惟妙惟肖的动作——这是很多作家和旅行者的习惯。我很抱歉，没有问他是否这么做过。我肯定他会发出尖厉的大笑，然后说：“常有的事！”
切特温的葬礼仍然是我作为伦敦的一名作家所听说过的最为隆重的文学事件之一。那是一个寒冷的晴天，是1989年的情人节。布鲁斯一向是如此来去匆匆的一个人，从来没有居留足够长的时间让任何人能够对他形成一个小结，但是，他过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发表了关于他的回忆文章——而各个人的描述彼此相差又如此明显。很多人前往吊唁，有老年人，有年轻人，其中很多还是杰出的人士，有很多还是风光一时的人物，这可真是叫人惊奇的事情。人们前往伦敦圣塔索菲亚的格里克大教堂，那里的葬仪上摆满了宗教气息甚浓的祭奠用品。我认识或听说过的每一位英国作家都去了。作家，尤其是伦敦的作家看上去都很怪，很苍白，在露天里面看上去都是那么苦恼和无助的样子。萨尔曼·拉什迪跟他当时的妻子一起坐在我前排的长凳上。就在头一天，阿亚托拉·科梅尼宣布了他的死讯——我觉得那是个无聊的咒人行为，因此还拿它开玩笑。根据今天集会的情况来看，布鲁斯的确认识不少人——有贵族，有士绅，有编辑，有艺术团体，有拍卖行的人，还有我们作为作家的大部分都必须归属于的一堆渣滓。
我们手捧丧事议程跟着一起念，说：“啊我主，请赐你的仆人布鲁斯的灵魂以安宁吧，给他一个有光的地方，有青葱草木的地方，可资安息的地方，那里没有一切的苦痛和悲伤，所有的叹息皆已逃遁。”
那种地方是他从来都没有写到过的，我们所有当作家的人都没有去那里旅行过。
长凳上没有一丝声息。在现实生活当中，布鲁斯总是从一排凳子走到另一排凳子，使人人都彼此保留一段距离，确保他自己不会引荐大家，但时常会报出我们的名字。
他不仅仅报出了弗朗西斯·培根的名字，他还继而有所发挥，对培根大加嘲讽，这表明他对那位了不起的画家熟悉到了何种程度。“啊，”他经常以具备两性人特征的那种嘘声说话，“一百万英磅可换我的一张油画——我只是拿那笔钱去买香槟喝。”布鲁斯可以把两三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夹在一句话里说出来，比如：“我和韦尔纳·赫佐格刚刚在达荷美共和国步行了二百多英里，”或说“大卫·霍克雷告诉我说，他最喜欢的画家是利奥塔德，是18世纪的一位瑞士人。他实际上也的确是位了不起的画家。我经常去里吉克斯博物馆，仅仅为了看看他的作品。”（这一定是真事，因为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布鲁斯让我看了一幅利奥塔特的油画。）
对于很多自行做广告的人来说，明信片是最好的媒介，它结合了颜色、廉价等的特点，行动起来也很经济，就跟微型广告板似的。布鲁斯寄起明信片来可不是好玩的。他从法国，从澳大利亚，从艺术家聚集的雅多寄明信片给我。他从雅多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狂热的女同性恋雕刻者在塑料片上雕刻****图像。”他简要说明了一位意大利作家的理论。他从澳大利亚寄明信片来说：“你必须来这里。这里的男人很一般了，跟硬纸片似的，但这里的女人却不得了。”他还从澳大利亚寄来了另一张明信片（这次是在丛林里）：“对一个极端的情形产生了兴趣，是原始部落里的一个传教团中的西班牙修士们，准备起草一个大纲。不管怎么说，‘再也不写一句话’一类的危机过去了。”
在写作当中，他总处在永久性的危机状态里。也许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年纪已经太大了，也许是因为缺乏信心。一个作家跟另一个作家谈写作的困难，那可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话——你只想一走了之。布鲁斯哀叹作家才思阻断枯竭的时候，那是他最没有趣味的时候，而且我还经常感觉到，他并不是真正在哀叹什么，而只是要显示他的特别才华有何微妙之处。他的含义在于，他的才华如此精细，偶尔会发出高频尖叫，而且看来就要消失了。但是，不，它仍然像激光一样在跳动，而且只是稍稍远离了他的靶子而已。我没有这样的故事好讲。我只是一年生产一本书，不停地在我那咯咯作响的绞肉机上转动那个很大的木制曲柄。如果我需要做的一切事情只是继续抓住曲柄让它转动起来，我如何能够谈论一种文学上的危机呢？
布鲁斯大部分时间的确跟天使一样写作，但是，只有当他屈服于自己的狂妄时，他才更像是切特温先生。在《歌行》中，他提到在越南如何碰巧跟康拉德·洛伦茨（这事本身都有些吹嘘的意思在里面）谈起话来，说的是侵略的话题。考虑到洛伦茨是《论侵略》一书的作者，这完全可以看出布鲁斯卤莽的一面，这跟他活灵活现地在汉特爵士面前大谈自己的登山事迹的行为是一个道理。
“‘可是，当然罗，’我坚持说，‘我们难道不是把侵略的概念和反击的概念弄混淆了吗？’”布鲁斯一针见血地问道，意思是说洛伦茨教授在他六十多年的科学研究中，完全是对着一颗错误的树狂呔了一辈子。之后，布鲁斯大胆地描述了自己的“野兽学说”：人需要把自己的敌人看做是一种野兽才能征服他，或者需要当一种“代理野兽”才能把人看做是猎物。
世界知名的动物学家和哲学家都没有发现布鲁斯的野兽学说是一个惯例或明显的道理（在我看来就是如此），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反过来，“洛伦茨抓抓自己的胡须，对我来了一个透彻的打量，然后，到底是好笑还是不好笑，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说，‘你刚刚说过的话是全新的。’”
布鲁斯声称自己跟普通的英国人一样，向来讨厌恭维和虚夸之风，而这话听起来不是那么有诚意，因为他实际上很喜欢这样，当然，赞扬是廉价的，多不胜数的，他每天都消受不了那么多。需要赞扬，这是百分之百的人性。布鲁斯恳求得到赞扬，每次出版新书前都会把精装校读本送给他的朋友们。我们一般会看这些书，在它的边角上写下一些话。我记得《维达总督》一书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字迹。我在上面说的一些话有止痛作用，但是，其他一些旁注里面的话完全是澹望状态下的尖叫：“哈！哈！”或“垃圾！”，或“不可能！”他说他并不在意。但是，如果他表示对赞扬的话很轻视，那是他的话最没有说服力的时候。
那次，在达荷美，他跟一位非洲士兵谈话，是为他的“政变”一书写草稿：
“你是英国人？”
“是啊。”
“但你说的法语很流畅。”
“过得去吧。”我说。
“我本应该说还带有巴黎腔。”
“我一直生活在巴黎。”
布鲁斯经常看一些法文书，一般是些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书。比如像卢梭的Les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一个孤独漫步者的幻想》）、纪德的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韩波的Les Illuninations，或夏维尔·德梅斯特雷的Voyage autour de machambre（《在我房间内的一次旅行》），那是有史以来有人写过的最奇怪的一本游记。如果发现了一本没有人读过的书，他往往会对其大大赞扬。如果有哪本书碰巧走红，那一定会成为他轻视那本书的恰当理由。
他有能力讲很漂亮的法语，这当然是他善于模仿的天才的一部分，而且这让我很是高兴，但认为他只是在炫耀自己的人却对此很是恼火。布鲁斯出现在巴黎的文学电视节目“呼吁”中的时候，人们是用法语采访他的，而他的回答也是万分流畅的，每分钟可谈一英里。
他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其中之一是极其复杂的，涉及红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式颜色的起源问题。这个学说带你跨过海洋到达乌拉圭。事情涉及蒙得维的亚（乌拉圭首都）、马背上的农民、加里波尔迪和柯罗拉多党。我觉得自己还是把握对了的。然后，这个学说就让你飞奔，重新回到欧洲，回到意大利，回到德国，回到俄国，然后是颜色的采纳问题：是一条红色的围裙吗？是一面红旗吗？这一切都让人摸不着头脑，哪怕布鲁斯已经准确地跟我讲过这个故事，而且每次都用同样的方式讲。我知道此事，是因为我听他解释了不下四次。他对所有人讲这个故事。听到这个理论不断重复是很累人的，但是，如果意识到他自己没有记住先前已经告诉过你两次，那才是真正叫人烦心的事情哩。
这就是他的朋友们必须要忍受的一些事情。如果他不记得曾经原封不动地重复过哪些话，如果他不是尖叫每一个可以预测的事情，而且看上去很是急切，很是有希望，那似乎就可以指明他更关心独白本身，而不是作为听众的你了。独白者最差的一面是，他们从来不关心接受自己倾倒者到底有没有兴趣听他们在那里唠唠叨叨。因为他们到底是跟谁在一起根本无关紧要：人人都是受害的倾听者，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是不是愿意倾听别人意见的人。
布鲁斯作为一个倾听者是很差的。如果你告诉他某件事情，他很快会说他已经知道了，之后他会继续谈下去。一般来说，他是个极好的谈话人，你不会在意他一个人在那里把谈话的皮球拍来拍去。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故事，但是，他的众多故事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隔阂。有一句很好的英国双关语是用来表达这种迷惑的：他在家的时候是什么人？人人都知道布鲁斯结了婚——我们见过他妻子，叫伊丽莎白。但是，那是什么样的—个婚姻？“苍白的婚姻，”一位朋友有一次对我说，嘴还噘着。布鲁斯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妻子忠诚，但是，他有妻子是如此不可信的一个事实，没有人敢全信。
有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就在他离开餐桌之前，我就听到布鲁斯明确地谈到了他最近的一些计划，他说：“我准备去西藏见我妻子。”之后，在场的一个人说：“他是说他妻子已经死了吗？”另一个回答说：“不。他是说他妻子在床上。”
他更多喜欢挑选而不喜欢隐遁。我们听说过一位天生健谈者色彩斑斓的故事。但是，其余的部分呢？我们不知道他的私人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有时候我们会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他的第一本书《在巴塔哥尼亚》体现了他全部的缺陷与优点。那是一本极有创意的著作，敢作敢为，描述生动。他签名送了一本给我，写得很慷慨，“献给保尔·梭罗克斯，是他无意间触发本书的”——之后，他向我解释我的那本书如何激发他去了巴塔哥尼亚。但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断痕。生活从来都不是布鲁斯所说的那般轻松。给一本书以现实感的细小和真切的细节在哪里？我经常希望能够在各章之间找到一些联系起来的东西，想在两段对话，不同的地理位置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他为什么没有写那些东西呢？
“为什么你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他问我。
“因为那很有趣，”我说，心里想：也不那么怕羞。“而且因为我觉得当你写一本游记时，你得全盘招供。”
这让布鲁斯大笑起来，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总是拿他这道声明当他的座右铭。他说，他尖叫一声——“我根本就不相信全盘招供！”
V．S．奈保尔感觉，布鲁斯是想让人忘了当伯明翰的一位律师的儿子的羞辱。我不信这种温和的理论。
奈保尔说，“不，你错了。看看诺尔·柯华德。他母亲开有一问招待所。他假装很了不起，那种戏剧性的英国腔调。那种装腔作势的样子。他知道自己是个普通人。一切都只是一个借口。想到他的痛苦。”
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布鲁斯，但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个鬼头鬼脑的人。这让他自视甚高，使他东奔西跑。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人完全袒露过自身，而且这样一来，他就使他的性格完整不变了。不管怎么说，他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他更有都市特点，喜欢法国，在美国感觉身心解放，对俄国和中国感到兴奋，是某种文化流亡者。
我已经转了一个大圈子，没有谈到他的性偏好问题，因为看起来这事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任何认识他的人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温柔地谈及婚姻状态的幸福时，他总在掩盖对同性恋当中更秘密和更刺激的快乐的信仰。他是不是同性恋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感到不安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从不谈起此事却是相当烦人的。
在一篇不留情面的回忆文章当中，作家大卫·普朗特拒绝认为布鲁斯有幽默感，也不承认他也许是更深刻的不安全感。普朗特花很大的篇幅写他们如何去了伦敦名叫天堂的一家同性恋者迪斯科，但是，那篇回忆文章里面暗含有很多不好的成分，还有虚伪的意思，让布鲁斯的行为看起来有些鬼头鬼脑，甚至不诚实，同时，普朗特本人也没有解释自己去那家同性恋者俱乐部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