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生
在世界文学中，列夫·托尔斯泰一向被人称为“巨人”，而《战争与和平》则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最伟大的作品”（高尔基语）。就“巨人写巨著”而言，几乎很少有哪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可以与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利·詹姆斯把托尔斯泰称为一头“大象”，一头拉着一辆“大蓬车”的大象，而在这辆“大蓬车”上，装载着“整个人类的生活”。
一生平和创作
世界文学巨人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出生在莫斯科以南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这是一个贵族世家。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秀美而安静的庄园度过的。而雅斯纳亚·波良纳对托尔斯泰的一生来说则是他精神的支柱，有时也是他精神的避难所。
托尔斯泰处于童年时代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无忧无虑的心性、对爱的渴求和信仰的力量是那么强烈、那么美好。但父母的先后逝去使得托尔斯泰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正是在经历变故之后，少年托尔斯泰开始关注内心的精神活动、寻求生命的意义。他钟爱文学，还开始接触哲学著作。自此，对生与死、对人为什么要活着的探索伴随着托尔斯泰的一生。
1844年时年16岁的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次年，他转入了法律系学习。大学时代的托尔斯泰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并称他为自己的第一位老师。文学和哲学的养料滋养着这个少年，然而现实的大学生活并不能使托尔斯泰感到满意。
在得到父母留下的家产、成了一名拥有大量土地和农奴的青年地主之后，托尔斯泰的生活和内心受到了侵扰。他不仅退了学，还一度沉溺在荒唐的生活之中。如同张满风帆的小船失去了航标。该何去何从呢？这颗年轻的、焦躁不安地寻求着生活意义的心灵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目标。
托尔斯泰决定参军。六年的戎马生涯使托尔斯泰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祖国边疆的大好河山使他的心境更加开阔；各地人民的善良热情和他们贫寒的现实处境使他的内心起了波澜。因此，托尔斯泰是如此强烈地想改变自己与领地农民的关系，想创立一种与人类相适应的新宗教，更想全身心投入于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主要创作是：《童年》、《少年》、《青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一个地主的早晨》。这些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这些作品一开始就显示了托尔斯泰擅长心理分析的卓越才能。因而被屠格涅夫热情地赞扬为“这是一等天才”。重要的是创作初期的托尔斯泰已经坚定了“真实”这一创作基石。因为只有发自肺腑的声音才会有打动人心弦的力量。
1856年退伍回到波良纳庄园之后的几十年，托尔斯泰既一次次地进行了农事改革，又屡次为农民子弟开办学校。其中的不易和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其间，时年34岁的托尔斯泰和比他小16岁的索尼娅举行了婚礼。婚后一段幸福的家庭生活得以使托尔斯泰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
首先是《哥萨克》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这个时期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开始表现出一种史诗性的风格。被罗曼·罗兰誉为“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历经七个年头，数易其稿。这部小说涉及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历史人物的作用问题、农民的问题、对上层贵族精神世界的剖析等。这些问题相互烘托，使小说出现了“百川汇流”式的丰富性。在这次成功尝试之后，托尔斯泰逐渐认识到“史诗的体裁对我是最合适的”。随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成为一颗永远闪耀着天才光芒的文学星座。首先是它的结构不同凡响。两条情节线索平行发展，并由安娜和列文两个对应人物构成结构中心。它展现了人物的两条逆向的生活道路，并使之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构成布局的主体。因此，这部小说结构的开阔感、层次感和整体感很强烈。其次，小说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尤其是安娜这一人物形象，托尔斯泰用大量的心理分析、以异常的浓度和力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俄罗斯文学世界中不朽的艺术形象。此时的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已经迈出了惊人的一步。因此，契诃夫认为托尔斯泰的事业证实着文学中所有的希望和期待。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托尔斯泰精神上发生了激变。“这激变早就在我身上酝酿着，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圈子——官人和有学问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贵族生活与广大的农民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意识到自己正在形成的宗教哲学观点与他的小说创作之间的深刻矛盾。他彷徨、忧虑、痛苦，如同莱蒙托夫笔下的孤帆——不安的、祈求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详。托尔斯泰当时找到的摆脱危机的出路就是接近人民、学习农民的信仰。他逐渐形成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要恢复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将道德自我完善视作改造人类的最好途径。托尔斯泰的这些观点在《忏悔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长篇论文中不仅清晰地显示了他的精神危机的演变过程，而且明确地表明了作家与旧的生活方式决裂后的新的人生态度和宗教道德主张。
因此，激变后的托尔斯泰开始着手创作“人民戏剧”。他意识到他的时代有千百万的人民正在学会阅读。他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呼声——“为我们写作，我们渴望活的文字。”因此，托尔斯泰渴望通过直观的、平民读者容易接受的戏剧形式来更好地反映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以《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活尸》和《光在黑暗中闪耀》的成就最高。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和《哈吉·穆拉特》既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作品，又显现了他有力的艺术表现力。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在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在塑造丰满而又复杂的艺术形象等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托尔斯泰既创造了聂赫留道夫这样一种“忏悔贵族”的形象，又第一次将下层妇女——玛丝洛娃作为长篇小说的创作主角。在小说的世界里，托尔斯泰既撕下了旧世界的一切假面具，又在简洁的场面中作了高度戏剧化的处理。《复活》仿佛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奏响了辉煌的尾声。
一直以来，托尔斯泰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渗透着真正的基督精神。在文学创作中他力图达到的正是这一点，他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去爱、去行善，也希望这些作品的读者能够学会去爱、能够真正感受到基督的精神。这就是托尔斯泰竭尽一生的事业和梦想。此外，在生活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展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来抵御人性的各种欲望。
因此，晚年托尔斯泰的生活更加平民化了。他既参加劳动，又宣布放弃私有财产。因此有人开玩笑称他为“农民伯爵”。此外，由于托尔斯泰作品中对专制政权、官方教会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猛烈抨击，因此东正教最高会议公开宣布开除托尔斯泰的教籍。然而和政府当局的意愿相反，托尔斯泰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却由此达到了顶峰。人们纷纷向他欢呼和致意。
但是，“托尔斯泰一直被极度的焦虑困扰着，他总想弄清楚自己置身之所在。他一直都在苦苦地解说自己的遭际。可以不开玩笑地说，托尔斯泰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托尔斯泰自身的问题。他所有探求的中心就是他自己。直到最后他仍努力使自己的一生无懈可击，这倒不是为了别人的指摘，而是为着自己的怀疑。”托尔斯泰的这种质问和自我反省是他的性格中一种非常强烈的特质。
此外，再加上托尔斯泰和妻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以及有不少人指责他言行不一。因此，托尔斯泰感到很痛苦，多次考虑过离家出走的问题。1910年的一个深夜，忍无可忍的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了。几天的奔波和劳累是一个82岁的老人所不能承受的。因此，托尔斯泰于1910年11月7日与世长辞。人们依照托尔斯泰的遗愿将他安葬在扎卡斯峡谷旁那个传说中藏有象征人类幸福的绿杖的地方。
那里没有墓碑，只有太阳的光辉；那里没有喧嚣，只有鸟鸣涧；那里朴素极了，但却分外打动人心。这一切正如普希金的一首诗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而如今，当代的读者和托尔斯泰之间的交流完全能够通过他的一部部作品穿透他的坟墓，也能够沟通往昔曾被同样感情激动过的人们，当然同样也能钩连未来将被这些作品激动着的人们。
二《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过程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历经了七个年头。从保存下来的五千多页的手稿中，我们不难想象托尔斯泰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在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总是反复修改稿件，而他的妻子索菲娅则为他的作品前后抄写了七遍之多。因为有妻子的支持，所以大大加快了托尔斯泰的写作进度。这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托尔斯泰后来这样说道：“像我这样改来改去，绝不是随随便便做的，我不能不修改，而且我坚持这样认为，这种涂来抹去的修改是有很大好处的。”
《战争与和平》内容庞杂，写作历程长。为了便于理清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过程，这里我们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加以梳理。
1、前期积累时期（1856-1863）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首先是与托尔斯泰那部没有完成的名为《十二月党人》的小说联系在一起的。1856年沙皇政府允许十二月党人从流放地返回故乡。这触动了托尔斯泰写作一部反映十二月党人命运的作品的念头。因此他开始着手写作这部小说。
然而托尔斯泰很快就意识到单单写十二月党人流放归来后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托尔斯泰觉得这样写作是无法显现那个时代高涨的社会情绪。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已经写好的部分内容，并将写作的背景时间往前推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年代。然而，刚写了一个开头后托尔斯泰又搁笔了。因为，此时的托尔斯泰觉得他的主人公在1825年已经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他笔下的主人公，托尔斯泰的写作转向了这些人物的青年时代。这个时代正是俄国历史上的特殊年代——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大举侵犯俄国的年代。但是，最终在俄国军民的奋勇抗击之下，侵略者在占领莫斯科后仍溃逃了回去。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在写了一个开头之后再一次停笔。他的思绪又往前推进到了1805年。那一年俄奥联军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第一次被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击败。托尔斯泰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只写我们同拿破仑及法国部队兵戎相见的胜利，而不写我们受到的挫败和屈辱，我于心有愧”。况且在失利的情况下，俄罗斯人民性格的本质能够表现得更加鲜明。
就这样，《战争与和平》实际的开端是1805年。虽然这完全不同于《十二月党人》的初始构想，但它无疑成了《战争与和平》创作的前奏。
2、创作开端时期（1863-1864）
在正式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年，托尔斯泰无数次地开始而又放弃已经构思好的小说开端。现今保存下来的开端草稿就有十五个。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手稿的创作时间，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小说的编年上限已经从1812年逐渐向前移到1805年。
这些绝大多数被抛弃的小说开端都是以描写1805年的战争作为小说的序曲。在这些序曲里，托尔斯泰和官方史学家展开了公开的争论。作者的这些历史哲学议论从最初的草稿起就在小说的手稿正文里占据着显著的位置。按托尔斯泰本人的说法——“倘若没有这些议论，也许就不会有这次写作”。可见，能够畅快地一抒这些由来已久的思考对于托尔斯泰是如此之重要。在这些议论里托尔斯泰主要陈述了自己对拿破仑等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历史作用问题。他明确提出了拿破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此，他绝不会将他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相反，托尔斯泰要将那些智力特别发达的贵族，那些被善与恶、奴役与自由这样一类问题激动着的贵族，那些感受到人类思想、感性与希望的俄罗斯贵族的代表人物作为他的主人公。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在构思小说开端的时候已经将揭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生活与参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将这一点提到了小说的前景中来。
经过了多次的试验，这些以历史议论作为小说序曲的开端最终还是被抛弃了。托尔斯泰决定不再预先拟定好政治历史评论，而是应该让情节本身来逐渐揭示时代的特质。就这样，情节取代了议论。在一次次的摸索中，托尔斯泰终于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开端场面：宫廷女官的沙龙宴会。这种设置的巧妙在于：沙龙宴会犹如一个戏剧舞台，一下子召唤并聚集了大部分的小说人物；沙龙宴会又如同一盏明亮的探照灯，一下子照亮了这些人物的部分特质；此外，沙龙宴会还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各种时代特质在这里一下子就被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出入其间的人物必然要议论欧洲当下的形势。因此，在这个场景中，政治温度计的度数是如此明显而准确地揭示出了宫廷里面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情绪。托尔斯泰最终以这样一种场面和情节作为小说的开端，一方面能够把读者引进他所描写的时代政治事件中去；另一方面，又很自然地交代了主要人物的外貌特征，更重要的是显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所以，这个开端最终成为了《战争与和平》最理想的切入点。
3、小说第一个完整稿样形成时期（1864-1866）
小说第一部分的情节在1805年7月至9月的彼得堡、莫斯科和童山展开。读者除了从中能了解到当时的政治事件和主要人物之外，这一部分还提供了一幅贵族社会的“风俗画”。描绘19世纪初期俄罗斯社会的境况和上层阶级社会的生活是这部分作品的主要任务。托尔斯泰将这一部分命名为《一八0五年》，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5年第1-2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