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
一八一二年之后又过了七年。欧洲汹涌澎湃的历史之海已经平息。它似乎沉寂了，但推动人类进步的神秘力量（这力量神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运行的规律）还在继续运行。
尽管历史之海表面看来静止不动，人类活动却像时间一样从未停息。各式各样团体的组建和消亡，各个国家的成立与解体，各个民族的迁徙或流亡，促成这一切的因素都在潜滋暗长。
历史之海滚滚的波涛不像以前，从此岸阵阵涌向彼岸，而是在深处翻腾。历史人物也不像以前，被历史的波涛从此岸卷向彼岸，现在似乎只在漩涡里打转。他们领导群众运动，以前是靠指挥军队，发布宣战、出征、作战的命令，现在则通过广泛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制定法律、签署条约等等。
历史学家把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称之为反动。
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人物是造成他们所指的反动的原因，在叙述这些人的活动时，总要表示严厉地谴责。当时所有的知名人士，从亚历山大、拿破仑到斯塔尔夫人1154、福季1155、谢林1156、费希特1157、夏多布里昂1158等人，在他们严厉的责难面前要么被证实无辜，要么被宣判有罪，这取决于知名人士在进步或反动中所起的作用。
1154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文学评论家，曾反对拿破仑当政。此处原文系法语。
1155福季（1792－1838），真名叫彼得﹒尼基季奇﹒斯巴斯基，俄国宗教活动家，曾任尤里耶夫修道院院长，与阿拉克切耶夫关系密切，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后期政策有过影响。
1156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
1157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1158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保守派政治活动家。
他们认为，俄罗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反动，这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就是他们称之为自由主义倡导者和俄罗斯救世主的那个人。
在俄罗斯现行出版的书籍里，从中学生到有学问的历史学家，没有人不在谴责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期间的许多错误。
“他应该如此这般。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那件事情就很糟糕。他在执政初期和卫国战争期间表现出色，但他又签署波兰宪法1，组织神圣同盟2，给了阿拉克切耶夫大权3，鼓励戈利岑4和神秘主义，后来还支持希什科夫5和福季，这就很不好了。他指挥前线部队不力，解散谢苗诺夫团6也十分愚蠢，等等。”
1 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波兰王国宣布与全俄皇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亚历山大一世于1815年11月签署波兰王国宪法，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和财产不可侵犯，人人享有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根据宪法，亚历山大一世兼任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享有自治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总督制和两院制，拥有自己的军队。对外政策权完全属于俄国沙皇政府。
2神圣同盟是拿破仑失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下，俄、奥、普三国君主于1815年9月在巴黎（当时波旁王朝已重新执政）发表宣言建立的同盟，后来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加入了这个同盟。
3阿拉克切耶夫从1815年开始操纵了俄国的内政，当时已掌控了整个国务会议和沙皇办公厅。
4戈利岑，见第一卷第一部第四章注。他从1817年起担任宗教事务和国民教育大臣。
5希什科夫，见第三卷第一部第三章注。他担任俄国科学院院长，在学术、政治、文化方面持保守倾向。
6 1820年10月谢苗诺夫团的士兵因不满军事上的残酷训练和新任长官施瓦尔茨上校的非人折磨发生哗变。哗变随即被镇压，全团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而哗变最积极的参与者被囚禁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该团被解散，很快又在近卫军团的基础上重建。
历史学家在掌握关于人类幸福知识的基础上对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责难，要把所有的责难开列一份清单，可以写满十页纸。
这些责难意味着什么呢？
那些受到历史学家赞许的作为，像自由主义的创举、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二年表现出来的强硬、一八一三年的远征等，以及那些被历史学家谴责的行径，像组织神圣同盟、重建波兰、二十年代的反动，难道不是发源于亚历山大一世的血统、所受的教育以及磨砺他个性的生活经历这相同的根源吗？
这些责难的实质是什么呢？
实质在于，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站在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最高阶层的历史人物，仿佛置身于历史之光集中的最耀眼的中心。这个人，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与权力纠结在一起的阴谋、欺骗、谄媚、自欺欺人的影响；这个人，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感到自己对欧洲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这个人，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生生地存在，他有自己的习惯、爱好，有真善美的使命——要说这个人五十年前还缺乏美德（这一点历史学家并不责难），不如说是没有当今教授关于人类幸福的观点——教授们年轻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博览群书，还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心得。
但如果假定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在什么是人民幸福的问题上错了，那也应该假定，过了一些年后评价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学家在同一问题上同样错了。这种假定越来越显得自然和必要，因为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新作家的涌现，什么是人民幸福的观点也在改变；原来觉得是幸福的东西，十年后成了灾难，反之亦然。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历史中有关于福祸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对立的，一些人把签署波兰宪法和组织神圣同盟看作亚历山大的功绩，另一些人则予以谴责。
我们无从评价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有益或着有害，因为我们不能说清它对什么有益对什么有害。如果有人不喜欢这种活动，那也只因为它不符合他关于什么是幸福的狭隘的理解。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以保全，俄罗斯军队获得的荣誉，彼得堡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文明，波兰的自由俄国的强盛，欧洲的均势繁荣——不管我是否认为这些是幸福，我应该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有除此之外的目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和我所不能理解的目的。
但就当所谓的科学有可能调和所有的矛盾，并有一把衡量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好与坏的标尺。
假使亚历山大能换一种方式做这一切。假使他能够按那些谴责他的和那些自以为了解人类运动终极目标的人们的指示行动，按照关于人民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别的纲领似乎没有）行动，假使这个可能的纲领已经制定出来，并且亚历山大很好地执行，那当时所有反对政府方针的人——他们那些在历史学家看来是好的和有益的活动还剩下什么呢？没有这样的活动；没有这样的生活；什么也没有。
如果人类生活能够由理智控制，那实际生活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二
如果像历史学家设想的那样，伟大人物领导人类达到一定目标，这些目标或在于俄罗斯法兰西的强大，或在于欧洲的均势，革命思想的传播，共同的进步，或只是任何一个方面，那么，没有偶然和天才的概念就无从解释历史现象了。
如果本世纪初欧洲战争的目的在于宣扬俄国国威，那么，没有此前的历次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如果目的在于法国的强盛，那么，不进行革命不建立帝国也能实现。如果目的在于传播革命思想，那么，出版书籍比派遣士兵要好得多。如果目的在于文明进步，那么很容易想到，除了彻底消灭对方生命及其财富的手段，还有更合理的传播文明的途径。
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呢？
因为就这样发生了。“偶然造时势，天才运时势。”历史这样回答。
但何谓偶然何谓天才呢？
偶然与天才两个词都不指称实际存在的具体事物，因而难以确定，它们只表示对各种现象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我想我无从知道，也就不想去知道了，只好说，这就是偶然。我看到一种与全人类性不相称的行为力量产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只好说，这是天才。
一只羊被羊倌每天赶到一个单畜栏里喂养，长成其它羊的两倍，这群羊一定把它当成天才。就是这只羊每天不在普通栏而是到特殊栏吃燕麦，就是这只羊长得膘肥体壮又被屠宰，这应该是天才与一系列不寻常的偶然的奇异组合。
但只要这些羊不再认为它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为了实现羊的目的，只要想到这一切可能还有其不能理解的目的，它们马上就会看到那只被养肥的羊身上所发生事情的统一性与连贯性。即便不知道为了何种目的要养肥，至少它们明白，这只羊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这样，偶然和天才的概念都不为它们需要了。
只要抛开眼前的容易理解的目的，并且承认我们不能实现的终极目的，我们就能看到历史人物生命的连贯性与合理性，就会弄明他们与普通人行为不同的原因，偶然或天才的字眼也就不为我们需要了。
只要我们坦承不了解欧洲各民族骚动的目的，仅仅认定从法国波及意大利、非洲、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俄罗斯的屠杀的事实，认定从西向东和由东至西的运动是这些事件的本质和目的，那我们不仅不需要研究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个性中的特质与天才，而且不能把他们想象为与所有其余的人有什么不同，不仅不需要用小事的偶然来解释他们怎么成为伟大人物，而且会看到，这些小事是必然的。
抛开终极目的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就像一株植物有它的花和种子，培育不出更适合自己的花和种子一样，也无法想象经历如此相似、连最微小的细节都符合所承使命的另外两个人的存在。
三
本世纪初欧洲所发生事件主要的本质的意义在于欧洲各国武装民众从西向东和由东至西的运动。这种运动是从西向东开始的。西方各民族要像他们所进行的那样武装到达莫斯科，必须做到：一、组织能与东方抗衡的强大军事集团；二、抛弃所有的旧的传统和习惯；三、拥戴一位能为自己为他们勇于承担伴随东征出现的欺骗、抢劫、残杀等行为的责任的首领。
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崩溃了，旧的习惯和传统消失了，以新的规模一步步形成了新的集团、新的习惯和传统，也造就了未来运动的领导者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责任人。
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声望，连法国人都不是1，这样一个人似乎靠着极为罕见的机遇在党派林立斗争复杂的法国自由穿行，不依附于其中任何一派就博得了显赫的地位。
1指拿破仑，他出生于科西嘉岛阿亚克肖市的一个小贵族家庭。
同僚的无知、对手的弱小、谎言的真诚、才智的有限和自信的过头，使他成为军队的统帅。意大利士兵的出色2，敌军斗志的缺乏，孩子气的鲁莽和自信，又使他获得了军事上的声誉。无数所谓的偶然与他处处伴随。他失宠于法国执政者3，这反而有利于他。他改变命中注定要走的路线的尝试失败，去俄罗斯服役和到土耳其任职的申请也未果。在意大利的战争中几次濒临死亡，几次都意外地获救，那支毁灭他声誉的俄国军队，出于外交上的种种考虑，在他离开那里之前没有进攻欧洲。
2拿破仑在活动初期曾指挥过意大利军队，战绩卓著。
3波拿巴将军因1793年7月拿下保王党的堡垒土伦受到罗伯斯庇尔政府高度评价，在1794年7月雅各宾派****被推翻以后失宠于当政的热月党人。他拒绝指挥步兵兵团并提出退役，1795年8月又作为炮兵兵团将军走马上任——在救国委员会下属的测绘局。1795年10月波拿巴受巴黎督政官巴拉斯之托成功平定保王党武装叛乱，一夜之间荣升为陆军中将兼巴黎卫戍司令，在军界和政界中崭露头角，从此成为了共和国的“挽救者”。
从意大利回国后他发现巴黎政府大厦将倾，参加这个政府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遭到被清洗和消灭的命运，于是自然而然，摆脱这危险处境的出路就是进行毫无意义无缘无故的非洲远征。所谓的偶然又出现了。难以攻克的马耳他不放一枪就投降，最轻率的作战部署都获得成功，敌方舰队连一只小船都不放过，他的整支大军却在人家眼皮底下通行4。在非洲，对手无寸铁的当地居民实施一系列暴行，而参与尤其是领导这些暴行的人居然认为，这太好了，这是光荣，这是恺撒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式的光荣，这太好了。
4拿破仑1798年散布出一种传闻，即他将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在爱尔兰登陆，这种策略蒙骗了在地中海游弋的英国舰队，拿破仑的海军一战未打就顺利到达了目的地马耳他。
在非洲，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应该用于指导这个人及其军队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光荣伟大在于，不仅不认为自己犯下了罪行，还引以为荣，并赋予它某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意义。不管做什么，一切都成功了。他不受鼠疫的侵袭，也免于虐俘的问罪。天真鲁莽、无缘无故、不太体面地离开非洲，离开与他患难的战士，却被视为他的功勋，并且被敌方舰队两次放过。当他完全沉醉于幸福的罪行准备好自己的角色漫无目的地来到巴黎时，那个一年前可能处死他的共和国政府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党派之外新人的这时到来，只能抬高他的声望。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畏惧一切，但所有的党派都拉拢他参加。
只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在意大利和埃及形成了光荣伟大的理想，又疯狂地自我崇拜，敢于犯罪，善于说谎，只有这样一个人能扛起将来发生的事情。
那个等待他的位置需要他，尽管犹疑不决、没有计划、犯了很多错误，他却几乎身不由己卷入一场权力阴谋，而这阴谋得逞了。
他被拽着参加执政会议，以为自己末日来临，惊慌失措想逃之夭夭，又假装昏迷，说些毫无意义的可能掉脑袋的话。但法国那些先前还精明傲慢的执政者，现在觉得大势已去，显得比他还要惊慌，说些不是为了保护政权和消灭他该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