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施洛塞尔（1876－1861），德国历史学家，史学界海德堡派的奠基人，格维努斯的老师，著有《十八世纪历史》、《世界通史》等。在《十八世纪与法兰西帝国灭亡之前19世纪的历史和文学进程的详细描述》（1868－1872，彼得堡再版，车尔尼雪夫斯基译）一书中，施洛塞尔对革命前当时欧洲各国衰落的原因和情形作出深刻分析，并对执政阶层的性情表示了特别关注。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它不仅随处可见，而且通史学家所有的叙述都是由这一系列的矛盾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这些通史学家一开始对事件进行分析时就被卡在半路了。
要找到与合力相等的各个分力，那么必须使合力等于各个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必须是守恒的。但通史学家从来就没有遵守这条基本准则，因此为了阐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分力的情况下，只好设想还有某种影响合力的不可知晓的力量存在的可能。
无论是一八一三年的远征，还是波旁王朝的复辟，专题史学家在叙述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会直率地指出，这一切都是亚历山大的个人意志使然。但通史学家格维努斯对此断然否认，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亚历山大的个人意志之外，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活动更不容忽视。这位通史学家显然想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塔列兰、夏多布里昂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即夏多布里昂、塔列兰、斯塔尔夫人等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能有效解释千百万法国人如何归顺波旁王朝。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等人相互说了某些话，只能说明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并不能由此得出千百万人选择了屈从。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以何种方式成为了千百万人屈从的原因，也就是说，要说明一个只等于А的分力如何产生了等于一千个А的合力，这位通史学家又不得不设想他已经否定了的那种权力的存在，并且承认那种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还有某种影响合力的不可知晓的力量。通史学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他们的论述不仅与专题史学家存在分歧，还常常自相矛盾。
农民希望下雨，就说“风吹乌云集”，想要天晴，就说“风吹乌云散”，并不懂得下雨的真正原因。通史学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想这么说并且这么说与其理论相符合的时候，就说权力是事件的结果，一旦需要论证其它的观点时，又说权力是事件的原因。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的文化史学家，走的就是通史学家的路子，有时把作家和女人也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但他们对这种力量作了另外一番理解，认为它就是所谓的文化和智力活动。
文化史学家完全沿袭前辈通史学家开辟的道路，这是因为，既然历史事件可以通过某些人这样或那样的相互关系来阐明，那为什么不能用某某人写了某些书来解释呢？这些文化史学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伴随的大量特征中选取了智力活动这一项，并宣称这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努力证明智力活动造成了历史事件，我们却只有在作出重大让步的前提下，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众运动之间存在某种共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假设，智力活动支配了人们的活动，因为这些现象，像宣扬平等思想而引起的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残忍的屠杀，宣扬博爱精神所引起的最为罪恶的战争和死刑，都无法证明这种假设。
但是，即使假定这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述都是正确的，即使假定各个民族确实是受了某种被称为思想的模糊力量的支配，历史的本质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或者说根本没有得到解答，或者，在以前所说的君主的权力、通史学家所补充的参谋和其他人的影响之外，应该增加一种新的分力——思想，而思想与民众的关系还有待阐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再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所以事件发生了，也可以理解；但一本《社会契约论》如何使得法国人互相残杀呢？不把这一点讲清楚，不把这种新的力量与事件的因果关系讲清楚，文化史学家宣称的这一切就无从理解了。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有可能在人们的智力活动与其历史运动之间找到某种联系，就像在人类活动与商业、手工业、园艺，以及任何其它行业之间都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为什么文化史学家就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呢？这就令人费解了。文化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撰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承认自己所处阶层的活动是整个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士兵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这一点他们只不过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因为他们不会撰写历史）；第二，什么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那些意思更加含混不清的字词，也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胡编乱造出五花八门的理论来。
但是，姑且不说这一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如何（也许它们对某些人或某些事来说可能还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史学越来越接近于通史，总是详细而认真地研究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政治学说，并把它们归结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每当需要描述一八一二年远征这些实际存在的历史事件时，文化史学家就不自觉地把它描述成权力的产物，甚至直接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这样一来，他们就身不由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或者说这种情况表明，文化史学家臆想出来的新的力量并不能足以说明整个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三
火车头在行驶中。有人问，它为什么会动？第一个农民说，是鬼神在推着它走；第二个说，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还挺有把握，说是因为烟，烟都被风吹掉了。
农民的理由是难以辩驳的。要想驳倒第一个农民，就得有人出来向他证明，这世上没有鬼，或者有另外一个农民对他解释，是一个德国人而不是鬼神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直到发现漏洞百出，他们两个才知道都错了。但是那个把原因归于轮子转动的农民也会推翻自己的说法，因为他只要开始加以分析，就得想得更深更透，就得说明轮子为什么转动。在他没有弄清楚锅炉里的蒸汽压力是火车头行进的最终原因之前，他就没有停止探索的权利。第三个农民坚持认为风吹走了烟所以火车头行进，显然是觉得不能把轮子转动当作原因，就把自己身边最近的表象想当然了。
唯有力的概念，并且这种力与所见到的火车头运动所用的力相等，才能够解释火车头为什么会运行。
唯有力的概念，并且这种力与各民族全部运动所用的力相等，才能解释各民族运动为什么会发生。
然而，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力的概念都有不同的认识，他们理解的力与见到的运动所用的力并不对等。一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就像第一个农民，以为火车头里有鬼；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几种其它的力带动而产生的，就像第二个农民，看到轮子的转动带动火车头前进；还有一些人坚持智力的作用，就像第三个农民，转而关注被风吹走的烟。
到此为止，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人物——不管他们是恺撒、亚历山大，还是路德1、伏尔泰，而不是参与事件的所有人、无一例外的所有人，那么，没有迫使人们向着同一个目标运动的力的概念，叙述人类的运动就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权力，就是历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
1路德（1483－1546），德国著名宗教活动家，欧洲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新教的创始人。
进行现在这样的叙述时，这种概念是掌握历史材料唯一的旋钮，谁要是像保克尔那样折断了这个旋钮，又不知道处理历史材料的其它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这些材料的最后的机会。为了解释历史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权力这一概念，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他们表面上似乎摒弃了权力的概念，实际却是每一步都离不开它。
历史科学在面对有关人类的各种问题时，至今仍然像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国别史有点像纸币，只要没有出现拿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它可以流通，可以使用，非常满足于自己的职能，对谁都没有坏处，甚至很有益处。只要把英雄人物的意志如何造成了事件这一问题抛诸脑后，梯也尔之流撰写的历史著作就会是饶有趣味的，充满教益的，除此之外，也许还有那么一些诗意。但是，就像因为纸币印制容易、发行过多，或者因为大家急于兑换黄金，于是就怀疑纸币的真实价值一样，同样的道理，因为这一类的历史著作过多过滥，或者因为有人天真地问了一句：“拿破仑究竟靠什么力量做到这一切？”也就是当大家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著作的真正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却像另一类人——他们认为纸币有时候不太方便，就决定用比密度小于黄金的金属铸成硬币以取而代之。铸造出来的硬币确实叮当响，但也仅仅只是叮当响而已。纸币好歹还可以糊弄无知的人们；但那些只会叮当响却毫无价值的硬币蒙骗不了任何人。正如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交换，还有实际的用途一样，通史学家只有能够回答“权力是什么”历史的这一本质问题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可是，通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漏洞百出，文化史学家则干脆绕开这一问题，作一番毫不相干的解释。就像貌似黄金的金属的筹码只能在承认它可以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对黄金属性毫不知情的人们中间使用，同样的道理，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在没有回答人类那些本质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出于某种目的，不过是充当了在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作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四
在古人的观念中，人民的意志服从于神的一个选民，而那个选民的意志又服从于神，现代史学对此表示否定之后，就必须从下面两者中任选其一，否则每走一步都会矛盾重重。第一，回到原来的信仰，接受神干预人类事务这一说法；第二，解释清楚究竟什么造成了历史事件，即何谓权力的力量。
选取前者不太可能，因为旧有的信仰已被破除；因此只有转向后者，阐明权力的含义。
拿破仑命令军队集结参战，我们对这种看法习以为常，我们熟视无睹以至于觉得，他一声令下为什么六十万人就去打仗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他有权力，所以他的命令得以贯彻和执行。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赐予了他权力，那么这个答案就相当令人满意了。但只要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必须确定一个人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力究竟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建立在一个强人对一个弱者直接的体能优势之上的那种权力，像赫拉克勒斯1那样，使用体力或者以体力相威胁；同时也不可能是某些天真的历史学家想当然的那种建立在精神优势之上的那种权力，在这些人眼里，历史上的活动家都是英雄，都具有高尚的精神、非凡的智慧、以及所谓罕见的天才。这种权力之所以不能建立在精神优势之上，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姑且不说拿破仑这样的英雄人物，有关他们的道德评价还众说纷纭，单是千百万人的统治者，无论路易十一还是梅涅特，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势，相反，他们大多数在精神比都远远不如自己统治下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人。
1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如果权力的源泉不关乎统治者本身的体力和精神，那么显而易见，它一定在人的身外，就是在统治者和民众的相互关系之中。
法学对权力的理解恰是如此，这个历史的兑换处，许诺将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民众意志的总和，民众意志以公开或默许的方式转移到民选的统治者身上。
法学讨论应该如何建设国家和配置权力，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在法学的领域里这一切都清晰明了，但是，一旦运用到历史，权力的这个定义就需要再作解释。
法学之于国家和权力，就像古人之于火，把它视为绝对存在的东西。但就历史而言，国家和权力不过只是现象，正如现代物理学看到的作为现象的火已经不是元素了。
由于历史与法学观点上出现了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因此，法学虽然可以详尽地分析权力应该如何构成，阐释何谓超越时间的永恒的权力，当历史提出：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权力的意义究竟何在？法学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就无能为力了。
如果权力是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民众意志的总和，那么普加乔夫是不是民众意志的代表？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拿破仑一世就成了这样的代表？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隆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1，而后来他抓起来的那些人也成了罪犯呢？
1 1836年和1840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查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企图夺取法国政权，在布隆森林中被捕，之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846年他逃亡比利时，两年后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51年12月发动反革命政变，1852年称帝。
有时候只有三两个人参与的宫廷政变发生了，那民众的意志也转移到了新的统治者身上？在国际关系中，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民众意志就轻易地转向了征服者？一八零八年莱茵联盟2的意志就真的转交给了拿破仑？一八零九年俄法联军攻打奥地利的时候，俄国民众的意志也转交给了拿破仑？
2莱茵联盟是在拿破仑主持下除奥地利普鲁士以外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存在于1806－1813年。
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第一，要么承认民众意志总是无条件转交给民选的某个或某些统治者，因此任何新的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已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该被视为对现有权力的破坏。
第二，要么承认民众意志是在一定情况下，或者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有条件地转交给统治者，并且指出，民众对权力的种种限制、冲撞甚至摧毁，都是因为统治者没有恪守权力移交时的条件造成的。
第三，要么承认民众意志虽然是有条件地转交给统治者，但这种条件并不明确、并不为人所知，许多权力的出现、相互之间的斗争和消亡，都是因为民众意志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条件被这些或那些统治者或多或少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