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做了几十年的官，立刻明白皇帝话中有话。于是他连忙脱掉帽子，向景帝请罪。汉景帝就说，丞相起来吧，你既然不习惯用手吃肉，今天的宴会就算了吧。周亚夫听了，就赶紧向皇帝告别走了。但是周亚夫没有注意到，他也不敢看啊，皇帝一直看着他走出了宫门，他不高兴的样子全部被汉景帝看在了眼里。
汉景帝于是马上打消了用周亚夫辅佐太子的想法。因为作为辅政大臣，一定要稳重，而且不能有骄气。新皇帝年纪轻，难免日后会出错，如果不能包容这些过失，怎么能够全心尽忠呢。景帝看到周亚夫刚才对自己的不礼貌都显得不能忍受，以后他怎么能任劳任怨地对待太子呢。在日后关系到江山安稳的人选的选择上，景帝当然不能马虎。
可是，周亚夫位高权重，取消了他的辅佐大臣的资格，等自己死后，难免不生后患，景帝于是又找借口，让人把周亚夫抓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周亚夫的儿子买了些兵器，但是因为自己是高干子弟啊，他当时想白拿，就没付钱给店主。我想周亚夫的儿子当时也不是因为缺钱，无非是借自己老子的地位耍一下威风吧。但是这店主不服气，告到了官府。
本来这只是件普通的案子，但是景帝终于找到处理周亚夫的理由了。于是在他的授意下，主审此案的官员把周亚夫也连着抓了起来。主审此案的官员就说周亚夫买兵器是想谋反。周亚夫想，这冤枉啊，于是解释说这些兵器是他准备日后给自己陪葬用的。早得到景帝支持的主审官立即问：“条侯想在地下谋反？”意思就是说，你是想死了再造反。
周亚夫是聪明人，立即不做声了。因为他也明白，没有皇帝的授意，主审官也没这样大的胆子说出这种话来。于是，他在狱中绝食而死。
汉景帝杀死周亚夫，很多人都深感可惜。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一朝吴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衅，拒轮致惑。晁错虽诛，梁城未克。条侯出将，追奔逐北。坐见枭黥，立翦牟贼。如何太尉，后卒下狱。惜哉明君，斯功不录！”司马迁的意思是景帝本来是一代明君，为什么对周亚夫以前的功劳看不见呢？
汉景帝不是不明白周亚夫以前的功劳，只是他为了自己的后代江山设想，要把一切可能危及到江山不稳定的因素都除掉。政治家的心思，毕竟是不能用普通人的道德观念来衡量的。司马迁虽然写下了《史记》，但是在他的《史记》中，一再对类似的现象表示可惜。因为他终究不能明白，在皇帝眼中，没有什么比江山更重要了。
有了识人之才，才能用人；因为识人，也会除掉异己。这就是帝王们的用人手段。
在现代管理中，识人的眼光是很重要的。但是，肯定不会因为识人而要人的命。因为管理毕竟不是政治，中间虽然也会关系小到个人、大到企业的生存，但是总不至于和政治斗争一样血腥。尽管如此，练就一双识人的眼睛，对现代企业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识人，才能够知人善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和性格特点将其放在最合适的地方。能够识人，才能够避免用错人，免得事后后悔，如诸葛亮一样，等到用错人之后再去痛哭？孔子有这样一句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意思是当政者用人，就要像北极星一样，让众人围绕着自己运转。作为管理者也是一样，只有合理地支配人才，才能让人才在管理核心内，最大地发挥作用。
古语云：善用人者能成事，能成事者善用人。不管企业大小，基础怎样，只要管理者能够识人知人，充分地用好人才，必定能让企业兴旺发达。
要识别人才和使用人才，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注意观察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和个性。一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往往会在日常行为中有所表露。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交结怎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爱好，无一不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注意观察这些，不难发现一些真正有用的人才。
第二，从气质上看一个人。一个人的外表是他内心的反映，外表虽然不能展现一个人的内心，但是一个人的经历，多少会在他的外表上留下痕迹。人的外表，特别是眼睛，往往会透露出他内心的信息。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看人最重要的就是从眼睛上来看。识别人才，就要善于从一个人的气质上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第三，把人才归类。作为管理者，人才就是你手中最大的财富，要对他们的性格特点和才能作出分类。哪类人才该用在什么地方，谁适合做什么，心中都要有底。有些人才也许一时用不着，可以先放在一边，但是要让他明白自己的价值，一遇到时机，就马上起用。
第四，适当的奖励是对人才最好的鼓励。不管是谁，人们所作出的行为总是为了有所得。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化的时代，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懂得适时地给人才以奖励，才能更大地激发他们工作的热情。
刘邦从“泗水亭长”起家，与群雄逐鹿中原，最后一统江山。史学家认为，刘邦最厉害的招数就是他“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品格。因为大度，所以能够广纳贤良；因为从谏如流，所以乐于接受属下不同的意见，发现属下之长，使得人尽其才。
现代管理中，由于分工日渐变得精细，每个人负责的事情各不相同。所以更需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只有从谏如流，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批注：“项王非政治家，而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认为，刘邦之所以战胜项羽，在于两人的政治眼光上的差别。虽然在军事能力上，项羽比刘邦要强很多，甚至可以说两个人根本没可比性。但是项羽除了打仗外，政治决策上出现多次失误，又不能听从别人的建议，对他来说失败是一种必然。
对于项羽和刘邦，毛泽东曾经有过多次评价。一次，他在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说道：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是因为决策对头，二因为用人得当。
在1962年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又说：“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这件事不是偶然的。”
在古代，不是人人都能读书的，很多没读过书的一介草根，却能打败读过很多书的高人。这点让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认为知识对于一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的强盛至关重要，但是并无一技之长的刘邦能够完成统一大业，值得深思。
刘邦的胜利来自于他过人的胆略和管理能力。刚开始在沛县起事时，曾经有人提出让萧何、曹参这些人做首领。但是，因为胆气不够，萧何、曹参都推让着不肯做。而刘邦却有这个胆识，敢于出头做这个领头人。手下人的本事加上刘邦的胆识，以及他的豁达大度和知人善任，就构成了成功的必要条件。刘邦得道多助，又从善如流，所以他这个“草根布衣”，打败“西楚霸王”就不足为怪了。
“秦失其鹿，天下人共逐之。”参与逐鹿的人很多，但是能追到那只鹿的人必定只有一个。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人，必定有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来利用民众的力量。历史是由民众的智慧聚集在一起来推动的，从谏如流，才能集思广益。正因为这点，注定了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是刘邦而不是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