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没有明确表示民社党是否已决定同意出席会议，要等到第二天召开中常委会才能确定下来，“因为民社党不能像国民党总裁那样一人说了算”。雷震辞别张君劢，正好遇上进门的徐傅霖，雷震随即与之约定第二天上午八时前去拜访。这时雷震晚饭还未吃，他在南京路上“日升楼”下的一家面馆吃了一碗大肉面，然后折回下榻的“金门饭店”。上海《申报》社长潘公展先生已在他的房间坐等多时。雷震向他详细咨询上海方面对这次制宪国大的各种反应，同时征求潘本人对制宪国大的看法，潘先生毫不掩饰地说：希望民、青两党能够参加这次会议，但国民党必须“委曲求全”，以尽早结束自己的“一党专政”。
雷震与徐傅霖不熟。以往民社党的事情，他都是与张君劢本人谈，张是该党的最高领导人。徐傅霖有一阵子住香港，就更少接触了。
国民参政会期间，雷震与他有点头之交，却没有打过交道。对于徐傅霖率直、刚烈的个性雷震早有耳闻。他在批评政府态时度一向坚决，从不留余地，在民社党中的地位也仅次于张君劢。第二天一大早，雷震赶到徐傅霖家中。徐傅霖刚吃过早餐，正在看报纸上青年党出席会议的名单，雷震也不绕弯子，将昨晚与张君劢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他希望民社党也能够迅速提交一份名单，以便共商国是，参与制定宪法，包括行宪后加入“联合政府”……未等雷震说完，徐傅霖就骂开了，从蒋介石一直骂到陈果夫、陈立夫和CC集团，又从中统骂到了军统，说这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反动集团，国民党从来不要民主与自由……足有四十分钟，雷震耐着性子洗耳恭听。雷震再三强调制宪的重要性，称只要国民党这次结束了“训政”，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压迫其它党派的事情。
徐傅霖在大骂之后心情显然好多了，表示同意民社党出席这次会议，并称将在上午十时召开的中常委会上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对雷震又说：希望国民党这次不要口是心非，仗着人多势众，强行通过某些违反政协宪草的有关条文；如果是这样，民社党必以退席而处置，即令闹得不欢而散，也在所不惜……实际上，这一天民社党中常委会议并未能达成一致，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部分中常委坚决反对，弄不好民社党有可能发生分裂，这不能不使包括张君劢在内的民社党领导人对此问题慎之又慎；二是张君劢、徐傅霖等人对于国民党是否履行诺言还有疑惧，尽管他们对蒋介石通过雷震向他们作出的保证比较满意，但他们知道，蒋介石这个人是从不讲信用的，他自己当面说的话都可反悔，更何况是通过雷震向他们作出的保证，谁能保证他不出尔反尔？”
下午三时左右，雷震又去张君劢处。张对他说：“参加与否，尚未有定案，明日上午还要举行常会，再作决定。”雷震深知这是民社党内部的事，自己无法介入。于是又找到蒋匀田，请他在明天的会议上能够坚守自己的态度。至于其它细节，可以等到代表团到了南京之后再行商议，哪怕代表团这次是到南京游览一趟也行，其费用全部由国大秘书处负责。雷震甚至表示，如果到了南京之后还是谈不妥，代表团可以不出席大会，也可立即返回上海……随后，雷震再访张君劢和徐傅霖二人，请他们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整体考量，全力促成此事。第二天，民社党中常委会终于作出参加制宪国大的决议，雷震如释重负，此时已是第三天的中午。
雷震此时想到应当包一架飞机，以最快的速度将在沪民社党代表二十四人（总数为40人）送往南京，以防夜长梦多。雷震找到老友上海市长吴国桢 ，请其代为解决。吴是一个爽快人，也无官僚习气，办公室的电话总是亲自接听，从不假他人之手，雷震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吴国桢也深知此事重大，快速将包机之事解决。11月17日下午四时三刻，民社党代表团终于飞抵南京。
张君劢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由徐傅霖任代表团团长。到南京后，雷震立即给蒋介石打电话，希望他能接见民社党代表团成员，蒋介石表示同意。晚八时，在雷震的陪同下，蒋介石接见民社党代表团成员。蒋的心情极好，说了许多漂亮话，徐傅霖的态度似乎也缓和多了。会见结束时，蒋介石亲自将代表团成员送到寓所外大门口。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大会秘书处召见雷震，明确表示让他担任大会副秘书长，雷震当场恳辞，称自己是国大代表，要出席会议，无暇顾及秘书处事务；蒋介石不允，直言相告：“请你担任副秘书长，就是要你负责设法通过政协宪草，务使民、青两党不致因国民党人要恢复五五宪草而退席……” 雷震只好接受。自制宪国大筹备以来，秘书处舞弊多端，无一事不贪污，无一物不拿回扣，其中以洪兰友 的开销最大。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是继叶楚伧死后兼任制宪国大筹委会秘书长，对此知之甚详，屡次与雷震谈起“愤怒万分”，这也是雷震不愿接受大会副秘书长一职的原因之一。
民社党在最后时刻同意出席制宪国大，雷震功不可没。不过这也和张君劢等人当时祈盼中国能有一部真正的宪法这一良好愿望有关。在张君劢看来，只有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政治建设才有可能走上民主政治的常轨。张君劢本人不愿出席会议，完全是因其内心对蒋介石的厌恶至极。他私下对雷震说：“蒋中正是过河拆桥的人，有求于你的时候，可以满口应允，等到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完全无视对方的人格。” 会议期间，民社党代表团转交一封由张君劢署名的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张君劢在这封信中表达了对当前时局的忧心忡忡：
自今岁一月参加政协以来，所系系不忘者，厥为和平统一，将国内各党融合于国大之中，制定全国共守之宪法，我公之所祈求者，谅不外乎此。孰料事与愿违，国共之始于政协者，终以国大召开日期未获协议而瞪离。君劢曾力主延开十五日以宽商议之限，亦未能得各方之共谅，至今希求和平之人惴惴焉，群疑国共之和谈无日，停战令虽下，人民仍恐难逃战祸之苦。国大虽能召开，而所制定之宪法，恐将难邀共守，政协代表亦将剖而为二。此种疑窦如果演成事实，则国家万劫不复……
张君劢的担忧不无道理。以梁漱溟个人的看法：一月政协会议之后的宪法之争，提出的是国方，同意让步的是共方；四月间，东北战事愈演愈烈，民盟虽出面调停，陈诚 又不愿意，等到4月18日中共攻下长春，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苏北政权问题，提出的是国方，不肯让步的是共方，其争执的焦点在于国民党准备在中共军队撤出后由自己来掌管，中共则认为应当依照政协原则而进行选举改组，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 综观前后，这一年7月至11月，是国民党要打；11月之后，是共产党要打。叶剑英当时对许多人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 。
梁漱溟说“足见当时中共的处境与态度”。张君劢对中共虽然一直持有保留态度（民社党因出席制宪国大，后被民主同盟劝退。作者注），但是对国民党更是极端的不信任，以致在筹备行宪过渡时期，未参与政治上的决策机关“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任何工作；雷震“原就担负着和平解决争端的重大责任，对于和谈终于失败，而国共两党又不得不用枪杆子争政权，当然感到无限失望……” 民社党最终进入联合政府，但与国民党的分歧依然存在。青年党领袖李璜与张君劢始终采取一致行动，既未出席制宪国大，也未参加联合政府。国民党原内定宋子文仍为行政院长，由于张君劢坚决反对，声称“如由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民社党绝不参加”，蒋介石只好放弃宋子文而改任张群为行政院长。国民党同时函邀李璜出任经济部长，由于李璜不愿意，后由青年党秘书长陈启天接替，“联合政府”延迟了两周才得以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