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对党理念，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关注。
晚年陈独秀在1940年前后发表的《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较为集中地表达了这位政治人物对“大众民主”与“反对党派的自由”的一种体认 。1949年4月，胡适在赴美途中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一书作序时，特别强调了陈独秀的“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党派的自由” 这一观点。1949年前后的雷震，并没有参与到任何组党活动中去。1950年元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第二期，刊载轰动一时的《中国自由党组织纲领要草案》，实为当时副总编辑王聿修所坚持，雷震才同意刊发这份由美国寄来的“组党纲领”。这件事的背景是：1949年底，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博士在美国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要组织一个“中国自由党”，这让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感到兴奋。
他们认为“蒋廷黻博士，宁愿放弃高官而组新党，实在了不起” 。实际上，雷震对此并不知情。他在王世杰那里见到过一份同样的组党纲领，是王世杰之子王纪五从美国寄回来的，为此还专门写信问过王纪五“中国自由党近来情形如何？是否已经组织？适之先生热心否？如何打算组党，是否拟返国组织……”王纪五回信说“如果组党有成，则由胡适之先生出来领导”， 雷震信以为真。1949年12月8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对蒋廷黻宣布组党这件事与《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正好在同一时间内大发感慨，“谁说天下没有这样凑巧的事情”，同时竟提醒胡适“……既名为党，则不能不讲组织，广纳自由人士于一组织中，这是万分万分困难的事，希先生特别注意。
又负此责者，不但要有组织能力，并须公正、和平与任劳任怨，国民党失败之前车可鉴……” 其实，胡适根本没有介入过此事（从后来雷震给胡适的信中可知，作者注），王纪五的说法与事实大有出入。从当时的实情看，虽然更多的人对于组织新政党已无行动概念，但“这并非意味着知识分子不懂‘政党政治’即‘民主政治’，而不谈组党，主要是因为在国民党‘长期革命’的情况下，已无再组织新党的空间。所以一些知识分子根本就放弃了‘组织政党’的理念，不作奢侈的妄想……” 果不其然，蒋廷黻组党这件事，最终在“……美国嚷嚷一阵，就好像一个‘影子’一刹那就消失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则不得而知” 。马之骕一直大惑不解，跑去问雷震究竟是什么回事？雷震竟不耐烦地说：“唉！这都是你的老师王聿修给我惹的麻烦，《中国自由党组织纲领要草案》是他主张登的，现在你看，很多人问我，我也答不出来！”
“反对党问题”真正开始进入雷震个人的政治视野，应当说是在1956年10月出版“祝寿专号”遭至国民党当局全面打压之后。这时他一改往日消极的态度，希望能够促进在野党之间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一个反对党。1957年1月4日，他在给王纪五的一封信中认为“台湾政治如要有进步，只有成立反对党一条路。这不是第三势力。是在台湾成立反对党，如胡先生愿出来领导，可合民社、青年二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和无党派人士，于国民党外，成立一个大党，现在可能性甚大。因民社、青年二党已感到没有前途，民青过去谈过合并问题，之所以不成功者，因领导人问题。若主席为民社，则青年党认为是被并吞，反之亦然，故谈来谈去谈不妥……” 以雷震从政多年以及与各党派打交道的经验，他心里十分清楚，此时只有胡适一人可以团结各方人士、协调各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见胡适当时在一大批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影响力。
1956年11月至1957年8月近十个月中，雷震多次致函胡适先生，大都一个主题，就是促请他来领导一个反对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局面。雷震在信中说，“先生是不愿谈政治，但是今日局面，势非逼先生走上这一条路不可。我说这些话，决不是我一个的意思。” 其理由是“仅仅开放舆论而无反对党，其监督作用真是微乎其微。……必须要有反对党从旁监督，不然国民党必腐败而至崩溃。因此，请先生再考虑一下，能不能担任反对党之领袖。且盼你同廷黻商量一下。您二人决定了，再与君劢先生交换意见，反对党可以组织起来，这不是第三势力，我们是在台湾组织，影响台湾政府的政治。我们不是打倒蒋先生，而是帮助他……” 从这封信中可以知道，此时雷震心目中的反对党仅限于原有在野党和一些国民党籍、无党派开明人士所构成，跟后来与台湾本土政治精英相结合还是两回事。
只是胡适并不正面回应雷震，他的话就说得更加直率了：“先生这样爱国，还只谈学术而不真实负起救国责任嘛？……我今年已六十，从政连教书已有三十余年，自信对政治上看得不错，我的学识不如先生，我的政治见解并不比先生差。今日……之出路，只有一条路，成立反对党，逼国民党为普通政党。” 1957年8月29日，胡适终于给雷震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明了自己态度，以及不愿出面来组党的真实原因。胡适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胡适又旧事重提，说当年“你和其他朋友听到的种种关于胡适之、蒋廷黻‘在美国决定组党，名字叫做自由党’一类的传说，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做根据。此种传说，无论如何‘传说得像煞有介事的’，都不可相信。……应该用现有的可靠的材料与人才做现实的本钱，在那个现实的基层上，自己把这个新党组织起来。胡适之、蒋廷黻、顾孟余 ……一班人都太老了，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
雷震是在9月12日收到这封来信的。这一天刮台风，他一天都在《自由中国》社里看稿子，其中有一篇就是朱一鸣写的《三论反对党》。雷震在当天的日记中只记下了胡适“说他不能领导反对党”这一句，没有任何怨气，显得很平静。
长期以来，雷震之所以认为只有胡适一人可以出面来领导一个反对党，有着自己的八条理由：“一，他赞成中国要有反对党；二，他为四十年来民主自由思想的领导人；三，民青两党之合不拢来，因领导人问题；四，国民党自由分子与无党派之自由分子需他出来领导；五，新反对党要以台湾为重心，台湾人认他为乡亲；六，对外关系上，尤其对美关系上；七，影响大陆人心；八，当权者怕出来” 。这八点，几乎贯穿于雷震在当时对现实政治的一种体认。事实上，早在1951年5月31日，胡适就曾给蒋介石写过信，他在信中建议蒋“老实承认党内的各派系的存在，并劝告各派系各就历史与人事的倾向或分或合，成立独立的政党”，“但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 。由于胡适的拒绝态度，一时又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这就成为导致台湾反对党迟迟未能组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直拖到1960年3月蒋介石三连任和台湾地方省议员暨县、市长选举之后，雷震才挺身而出，与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共谋组建新党，已是近四年的时间过去了。对此，台湾有学者评论道：这乃是“求全之毁”。
雷震促请胡适出面领导反对党未果，《自由中国》半月刊却开始了鼓吹成立反对党的政治主张。1957年4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一文，成为日后台湾推动反对党成立的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点。这篇文章强调：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若想实行民主政治，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制衡执政党，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反对党问题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中国》所关注的主题，既反映出当时雷震本人的一种态度与立场，同时也与国民党在对待反对党时的强硬态度有关。张厉生曾明确对王聿修说过，中华民国与国民党是二而为一的，只许有“友党”，不允许有“反对党” 。
“国民党的威权心态与《自由中国》诸人反对党主张间的差距，在现实政治发展下，日益扩大；《自由中国》诸人愈难以避免与威权心态冲突，也无法避免对国民党‘党治’现象提出批评，祝寿专号即为此种情境下的产物，其中数篇关于反对党问题的文章，蕴含着以反对党解决国民党党治现象的方法。” 1957年年底，“今日的问题”系列之《今日的立法院》一文，提出了立法院全面改选的政治诉求，反对党问题也随之为雷震所认定。在《反对党问题》一文中，雷震指出：成立强大的反对党已不再为人所怀疑，过去的两个在野党，并无法担负反对党的任务。反对党运动必须以知识分子为领导核心，反对党的存在，不能出于任何方面的恩赐，必须经由独立知识人士与在野党派，有决心与勇气从事奋斗而成 。
这一时期的雷震，在反对党问题上已完全摆脱了最初的期待心理，开始转向重视与各方政治精英组成一个能够制衡其执政党的政党，“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乃相应于其政治选择与政治处境的变化，而雷震所坚持的‘责任政治’在与‘反对党’概念配套之后，才有更一步的意义，与落实的机会” 。不过，雷震又强调反对党应是一个“忠诚的反对”政党，绝非革命政党，也不标榜什么主义。他指出：“反对党在今日所要努力争取的是中央民意机关之改选，以及各级选举事务之大公无私。我们相信，只有强大反对党之存在，同时只要选举能办理认真，则即使这个反对党始终处于少数党地位，它也还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积极的有利影响” 。而后（1958年5月1日）《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八卷第九期上《四论反对党》一文也提出，所组建的新党应有“五不”，即：不标榜主义，不采用领袖制，不设立特务组织，不以革命口号号召党员，不以特殊待遇为饵和不设党阶。这些观点与青年党领袖左舜生理想中的新政党形象已十分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