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写这封信是在4月26日。不仅附有《自由中国》社论两篇，还有其女雷德全、其子雷绍陵在雷震入狱之时写的伤感家书。5月6日，王云五发出第三封信，以其抱病之身“不惮辞费，再一申说”，主旨仍为自己是否应对“雷震案”负责以及行政不得干预司法等作了解释，同时又针对雷震“所具之结，仅具名见证，并非具保”一说，作了这样的回应：“记忆所及，确曾在监狱起草一文件，声明对于阁下出狱后如有言行失当，应负劝导之处，此事叔常（谷正纲，作者注）、修平兄或亦能记忆。弟虽老耄，以亲自起草，为文约数百言，尚不至善忘，断不止仅书‘见证’二字已也……”王云五所说也许并非虚言，可能确实有过一份不为雷震所知的“具保书”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确保雷震如期出狱，朋友们违心地写下一点什么也是可能的，而以雷震的个性还是不知道的为好……这一年，王云五八十八岁，雷震七十九岁，两位老友就这样因一个“意外事件”而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知情者不无痛心疾首。
雷震曾对胡适说过，王云老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可他最终也未能给老友一个“面子”。当年含泪签下“誓书”确实出于一种无奈，此事不提则罢，一提则痛心不已，人的复杂性与矛盾往往就在这里。对王云五来说，当年已然不能阻止“雷震案”之发生，十年后则挺身而出以“具保”，无论如何亦为一“仗义之举”。问题在于出狱后的雷震是否可以自由发声，而那张“誓书”的效力果真就“法海无边”，抑或有悖于宪法之处？雷震当然可以质疑之。王云五在发出第三封信之后，因其不愿再触痛老友的伤心之处，更兼身体每况愈下，便缄默不语。这时，雷震又写了第三封回信，费时四个多月，但最终没有发出，实际上也无法发出。此信长达三百多页，即为后来《雷震全集》的第二十八册。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封私人信函了，其内容包括自“雷震案”爆发以来及至雷震出狱之后，当时所有报刊杂志有关这方面报道的文字剪报，均汇集于此，仿若一部洋洋大观的“雷案始末记”，可见雷震晚年一种不甘心情。
在未发出的第三封信中，雷震考虑到王云五“今年已八十有八矣”，为免彼此劳神，本不拟再复。可又“惟心中似有一事末了”，于是在连天阴雨之中，读《论孟》一书，当读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也”之句时，“心中颇有感触”，故勉力来作此书……之所以用如此冗长的篇幅将往事重提，实因是王云五对他坐牢的内幕不甚明白，“故将我手中所存的资料，择要复印或剪贴几份给我公一阅，正如孟老夫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封信确实太长了，即便发出了精力衰弱的王云五恐亦无力阅之，应当说，雷震后来的这一决定还是相当明智的。在信的末了，雷震以自挽二联为结语：“一，生荣死哀，阿谀者极其歌功颂德之巧言令色；盖棺论定，历史家自会尽忠职责而秉笔直书。二，雷案的黑幕，天下人尽皆知之；冤狱整十年，历史上自有交待。”雷震写完这封信时已是九月下旬，其间又分别给陈启天、谷正纲和王世杰各具一函，以明示自己的态度。
王是雷震的老上司，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起人之一，于雷震有知遇之恩，故给他写信也在情理之中。雷在给王世杰的信中，坦承自己之所以要与王云五较劲的真正原因：“由于我于六十一年向政府的建议，今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台湾青年》发表了，王云老责我不该泄漏出去，他不详察即严厉责备我，要和我绝交。我复书谓：‘法院判案必须问明原被两造，不可仅凭一面之词！’但我说，我为什么坐牢十年？主管军法机关的行政院不能逃避责任。他复信说我主张干涉司法，我将《自由中国》我反对干涉司法的文章给他看。但他第三次来书，又提到军法，我不得已只好详复一书。……王云老是我出狱的保证人，我坐牢十年还不算，出狱时还要保，这是一个什么局面？” 雷震这一问，王世杰心里不会不明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国民党一手遮天的白色恐怖时期，当局在政治上对异己者施行无情打压，绝不手软，雷震首当其冲，遂成为反抗专制与极权的一种精神象征，胡适对他的评价极高。
由于雷震给王云五的第三封信没有发出，给陈、谷、王三人的信也就“按下未表”，这场未公开的“笔墨官司”至此总算告一段落。雷震在接到“绝交信”时虽也说过王云五“老气横秋”之类的话，但信中所论正是对威权政治体制之下“法之不法”的一种质疑和批判，因而是严肃的、甚至发人深省。不过，就《救亡图存献议》而言，无论是秘密建言也好，公开发表也罢，这毕竟“是雷震呈现晚年政治思想、政治蓝图，与忧国忧时的结晶。同时，也显示他终生对民主制衡理念的坚持，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对于这一点，连王云五本人也承认，“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本天下兴亡，匹夫为责之义，未可厚非” 。只是雷震在晚年与老友王云五痛失数十年之厚谊，未免有点可惜，或正如傅正先生所说“雷、王两先生已先后谢世，后人自可冷静的看这一段公案，同时认识两人的性格和观点”。古人云：“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但雷、王二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均能以坦诚而相争，不为名节和私利，只求“以守至正”（非朋党）的态度，说到底，许多因素是非个人的，因而他们两人最终还应是“同道相益”意义上的朋友。
唐德刚：铜像迟早会出现的
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来看，雷震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就“承前”而言——雷震与胡适等人一手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以民主自由与宪政理念为思想核心，使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有了重新集结的机会，并以“公共论坛的方式臧否时政，提出建言”，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书生议政在一个时代发挥到了极致；而“启后”——则体现雷震等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建设性地“提出立法院离乡投票改选的建议，其落实责任政治、实现民主政治的目的，颇具前瞻性，为民主运动者所承继，遂有进一步提出‘全面改选’的诉求”，尤其是《自由中国》晚期，雷震从公开主张成立反对党到亲历组建反对党，以其落实民主政治的理念以及试图在台湾社会形成一个“协商的政治秩序”，也为后来民主推动者所追求或继承。雷震作为中国民主宪政最积极的倡导者、实践者之一，写下了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一如殷海光所言，“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虽然最终遭到压制而无法继续，却也形成雷震民主宪政思想，虽然与海外第三势力有共通处，乍看之下并不特殊，实际上却有迥异于同时人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