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雷震的第一个目标，是参加1918年夏天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的考试，并由此进入一所高等学校，然后跻身于当时日本最高学府的东京帝国大学。这时雷震全然不识日本文字片假名中的五十五个字母，必须先从语言学起。他随即进入神保町的东亚预备学校，突击学习日语和英语。东亚预备学校除设有“日文班”、“英语班”之外，还有“数学班”和“理化班”，都是专为中国留学生而开办的。校长松村龟次郎先生，时已五十多岁。满清时代，他曾到中国教过书，十分熟悉中国学生的情况。大约半年后，雷震又进“数学馆”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这时他与刘式玉、金正容等人厕身于东京的“锦辉馆”，这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小旅馆。雷震所住的那个房间什么陈设也没有，仅有三迭席子。
1917年5月7日，留日中国学生在东京大手町卫生院召开会议，以纪念日本政府对中国所提二十一条而发出最后通牒的“国耻日”。这比国内5月9日为“国耻日”提前了两天，其原因在于5月7日是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之日，5月9日则为袁世凯签字之时。“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各地均在5月9日这一天举行纪念大会以示中华民族“莫忘国耻”的决心。这是雷震到日本后第一次参加纪念大会，当年参与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激愤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以后，雷震每年都要参加这样的纪念大会。这一天，出席者约有千人之多，楼上或楼下，座无虚席，几乎都是留日的中国学生。纪念大会于上午九时正式举行，由东京帝国大学学生王兆荣担任主席。王兆荣在开场白中阐述了纪念大会的意义之后，便邀请张继和戴季陶两位先生上台作演讲。
雷震清楚地记得，“……张先生先讲，他穿着白胶布学生装，精神奕奕，容光焕发，讲演时捶桌顿脚，口中白沫四飞，慷慨激昂，语惊四座。戴先生则穿着极其考究的日本和服，外罩‘羽织’（haori） ，说话时慢条斯理，用上许多学术上的名词，颇有教授先生在课堂讲书析理的风味。” 纪念大会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中午十二时才散会。这次纪念大会，实际上是由东京的国民党（通称为民党，亦称革命党）在幕后所主持。会议之后，张继和戴季陶二人邀约到会的许多年轻人谈话，雷震是其中的一位。张、戴二人均为当年追随孙中山建党的骨干人物。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本人生在四川广汉。在此之前，雷震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戴先生并不相识。张、陶二人与雷震等人的这次谈话，对雷震个人来说，无异于注射了一次政治的兴奋剂。
这时雷震决定加入国民党，这无疑是一个自发的选择，“与当时学生一般，普遍希望改革与救国，建立民主政治，选择入党即成为达成理想的最佳途径。” 当时入党手续极为简便，“只要写上自己名字、年龄、籍贯和通讯地址，就算是入党了，党部既未颁发党证，我们也不用缴纳党费，更无宣誓等等形式。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深深痛恨北京政府之腐败无能，和各地军阀割据之自私，看到整个国家快要被他们断送殆尽。在这种悲观的愤慨的当儿，我们相信国民党是一个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政治团体，如果国民党一旦能够掌握政权，一切改革均可立即进行，而民主政治就可建立起来，国家自然富强，人民也就是康乐。” 这就是雷震早年在日本对国民党的一种基本认知，他曾用“五体投地的信仰”这句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一次纪念大会，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这里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张继、戴季陶二人的政治背景，这对于我们认识并了解雷震在未来的中国政坛上迅速地崛起不无帮助，同时也可见国民党内部派系路线的法统理念，对于某个人在政治上的成长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张继（1882—1947）是直隶沧州人（今河北沧县）。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留学日本；1902年结识孙中山。次年回国，任《苏报》参议，后创办《国民日日报》；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民盟会；三年之后，张继赴法国，与友人创办《新世纪》杂志。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曾任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张继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后出任司法院副院长；之后又先后担任国民党驻华北办事处主任、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慰劳团总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不过，从雷震的自述中可以发现，他与张继无论在当时或以后的岁月里，似无过多的交往；但戴季陶这个人，与雷震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至少在雷震早期的政治生涯中，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戴季陶，也就没有后来的雷震。
戴季陶（1891—1949）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留学日本，1909年（宣统元年）毕业回国后，曾任《天铎报》主编，以“天仇”为笔名撰写社评，抨击清政府，后在南洋槟榔屿，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揭露袁世凯专制复辟行径。二次革命时，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联络反袁军事，事败后再次逃亡日本；1916年随孙中山返国，次年在广州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后兼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1902年夏天曾参与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拒绝加入；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形成所谓“戴季陶主义”；1949年2月11日深夜，戴季陶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写下遗书，嘱家人派员送交蒋介石，尔后自杀身亡。戴季陶自杀时，雷震与其已鲜有往来，已成为蒋介石身边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戴季陶的自杀对于国民党来说，或许可看成是一种失败的象征，但这究竟给雷震的内心带来多少冲击和波澜，从他的日记或回忆录中，我们都无法找到这样的文字记录。
从以上张、戴二人复杂的政治经历来看，他们均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雷震经此二人介绍在日本加入国民党，在当时虽然没有丝毫政治上的企图，却意外地成了自己在日后接近权力核心时重要的背景资源，这一年雷震二十岁。这时在日本加入国民党的年轻人大都处于亢奋状态，“党部如有工作分配去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干，即令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不仅一切工作出自己心愿，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掏荷包，从未接受党部的任何津贴。党部开会，大家认真讨论，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是民主之至。” 雷震却很少参加党部活动，正在昼夜不停地预备第二年的升学考试，每天要上六至八小时的课。然而，未出一年，又传出北京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山东胶济铁路密约”的消息，一下子打乱了雷震内心的平静和苦读投考的计划。
袁世凯与日本签下丧权侮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共五号（项），第一号就是“山东问题”。由于“二十一条”始终遭至中国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惟恐在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会突然临时变卦，1918年9月24日，委外交大臣后滕新平秘密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铁路巡警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聘用日本人，并欲以二千万元的贷款，以济北京政府之急，试图签下“济顺”（济南至顺德）和“高徐”（高密至徐州）两条铁路借日款修建的合同。在这份秘密合同中，不仅写明日本应在山东省内继承德国过去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外，更包括其胶济铁路的交换条文。北京政府不顾国家前途，由驻日公使章宗祥秘密复照后滕新平，对日本政府提议表示“欣然同意” 。实际上，这是日本继向中国政府逼签“二十一条”之后，企图以其政治贷款在控制北京政府的同时，打着“共同防御俄国革命”的幌子，与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的一部分。段祺瑞政府的这种卖国行径，事先被泄露出来，激起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反抗，史称“拒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