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至1800年是联邦党执政期间，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后，着手制订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法案，先后向国会提交了四份关于促进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报告。其中“充分支持公共信用”、“国产税法案”和“建立国家银行”三大报告均获得通过，但最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却被迫流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是美国最先大力倡导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其中涉及了“工商业立国”的建国方针，提出了工业化实施的具体路线。但这一报告一提出立即遭到南方代表的全力反对，且与杰斐逊《关于商业报告》中的农本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也没有获得北方代表的支持，最终挫败……《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被称之为“美国工业化的宪章”，在汉密尔顿制订的经济文件中最具分量。该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制造业的理论和政策；第二部分是对当时美国制造业所做的详尽调查。报告着重论述了为什么要鼓励制造业和怎样鼓励并支持国内制造业，批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的观点，以及农业国的制造业可以不要政府的保护，任其自然便可兴盛的论点。报告认为，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使得“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在多数条件下是不可行的”。落后农业国发展制造业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为此，报告在参照西欧各国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一条保护制造业的措施，包括征收关税、免除制造业出口税、对制造业主发放奖金、贷款等。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后立即遭到南部议员的反对。南部州的斯通在发言中指出，由于制造业集中在北方，政府的鼓励政策显然对北方少数制造商有利，这实质上是拿联邦的钱让少数人发财致富。杰斐逊也指出“康涅狄格能生产大量制造业品，乔治亚州则不能生产，什么都要靠进口。这样，乔治亚人口虽不多，却要向财政部交付很多关税”，南部各州因而增加了负担。在国会辩论中，北部州议员对报告也缺乏热情，他们中虽不乏腰缠万贯的商人，却没有一个制造业工场主，他们更关注的是能直接带来利益的贸易与商业，对鼓励制造业则缺乏远见和一致的认识。结果，汉密尔顿精心制订的这份报告受到议员的冷遇，被长期束之高阁。（张少华，1994）1800年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这次选举胜利甚至被称为“1800年革命”。其意义在于，共和党人的获胜使得农业立国思想开始在美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上风。杰斐逊奉行的是经济放任的政策。而联邦党时期经济发展表明，这种政策恰恰不利于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因为此时美国制造业发展迟缓并不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多，企业缺少自由，而是由于政府对制造业支持和保护不够。由于缺少资金、技术，市场狭小，面临外国制造业的强有力竞争，关税率又不足以提供有力保护，新兴制造业举步维艰，较大规模的工场纷纷倒闭，只有小型纺织工场和家庭手工业在艰难地发展。共和党执政后，马萨诸塞、新泽西、特拉华等州的制造业主、技工纷纷向国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采取保护国内制造业的政策。纽约的制造业主在请愿书中指出，只有兴办国内制造业才能保持国家独立，否则“只要美国仍为只有农民和商人的国家，我们就必然从属于欧洲人”（约翰·纳尔逊，1987：37）。遗憾的是这些要求未能引起国会和总统的重视，杰斐逊在任总统后所采取的政策仍然偏重于农业。
直到1805年，杰斐逊在连任总统后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才提出，在偿还完国债之后，通过修改相应的宪法条文，各州政府可在“和平时期拨款资助用于运河、道路、手工业、制造业和其他重要事项”。（Franklin，2009：519）这表明他开始改变以往所认为的除非紧急情况政府不应干预和支持经济事务的观点。杰斐逊思想和政策的重大转变起因于1807年《禁运法案》和1812年美英战争。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当时的外向型经济——这种外向型经济是长期以来殖民贸易的后果，但从禁运到1814年底美英战争结束时为止，战争所造成的历时七八年的闭关锁国却促进了美国民族工业的诞生。正如李斯特所指出的，“晚近的保护制度是由战争所促成的，这导致了杰斐逊不得不顺应时代的要求，最后转而支持美国工业的发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61：259）“禁运”迫使杰斐逊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转而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更重要的是还使他认识到了单一发展农业经济的弱点，以及兴办国内制造业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重要性。杰斐逊原以为，由于英国需要从美国输入粮食和原料，禁运必将给英国以沉重打击，迫使其放弃对美国的敌视政策。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禁运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远甚于英国——禁运期间，美国对外贸易、航海业和渔业都受到严重影响，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南部种植园主和西部小农更是蒙受了重大损失，国内制造业供应严重困难，政府财政急剧恶化。因此，共和党政府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杰斐逊不得不取消了《禁运法案》。
禁运暴露了杰斐逊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切实际的。1808年11月，杰斐逊在离任前的最后一篇年度咨文中指出：“为非正义的好战国造成的我国对外贸易的停顿，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公民的损失和牺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被迫面临的这一形势，迫使我们把一部分力量和资金用于国内制造业和交通的改进。”（Franklin，2009：617）1807年的禁运也使许多共和党人认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例如，麦迪逊在禁运期间就曾指出，美国必须建立成熟的制造业，否则必将陷入困境，而“对英国制造业关闭我们的市场将会刺激国内制造业，并使我们建立永久替代物”（Franklin，2009：548）。基于这种认识，麦迪逊继任总统后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由于英国对美国贸易的破坏日益加剧，我们必须扩展实用制造业，把专门的和家庭制造业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Nelson，1987：158）。当时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在鼓励制造业问题上比其他共和党人更加积极，1810年4月，他向国会提出了一个详尽的鼓励制造业的报告。这个报告与汉密尔顿的报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论点和政策上都有很多相同之处。然而，报告同样未被国会立即采纳。
1812年战争使共和党的政策进一步发生转变。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与禁运相同的影响。在贸易和航海业衰落的同时，美国制造业却取得了长足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812年普罗维登斯纺织工场使用纱锭的总数为60000多个，1815年便迅速增至50多万个。此外，一些商人和工场主还致力于改进技术。1810年弗兰西斯·洛厄尔到英国学习纺织技术，回国后制成动力织机。1812年对英战争中，弗兰西斯·洛厄尔在一些商人的资助下成立了波士顿制造业公司，资本额为40多万美元，并在马萨诸塞的沃尔瑟姆成功地开办了新式纺织工厂。他还创立了实行成本核算和分车间管理的“洛厄尔制”，形成了有美国特点的工厂制度。（张少华，1994：139140）美国发展国内制造业的意义不亚于1812年二次战争对民族独立的捍卫，它标志着美国对英国商业霸权的真正挑战。因此，这也引起了英国政府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不安。二次战争后，英国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试图以此摧毁美国新兴的制造业。面对英国的商品倾销，新兴制造业迫切需要政府的保护。与此同时，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交通和金融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也暴露无遗。以亨利·克莱、约翰·卡尔洪为首的共和党人极力敦促政府改变政策。他们的新政策被克莱概括为“美国体制”（American System）。其主要内容包括：保护关税，重建联邦银行，增加税收以扩充财政，改进国内交通，促进各州间的联系，建立统一市场，建立和扩充陆军和海军等。这些政策俨然是汉密尔顿政策的再现，与汉密尔顿当面所倡导的“工商立国”政策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
1812年战争也使得杰斐逊、麦迪逊等老共和党人的思想进一步转变。1813年1月，杰斐逊在给约翰·梅利什的信中谈到，对英战争使他感到必须兴办大规模的制造业，这样在和平到来之际，“我们将不再从英国获得一先令却为之支付一英镑的货物。他们的制造商将陷入困境，被迫到此地谋生”（张少华，1994：141）。在二次战争期间担任总统的麦迪逊对经济上的困境和弊端感触更加深刻，因而在二次战争后对共和党的政策做出了全面调整，提出了实行保护关税，重建联邦银行，支持国内制造业，扩充海军，加强国防等措施，这些措施都被国会所接受。这些重大政策的转变标志着共和党与联邦党在治国理念上的合流，同时为美国工业化背景下的城市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与支持。
三、西进运动：交通革命与国家内部市场形成迄今为止的研究大部分认为，美国历史上的西进是一项自发推动的社会性运动，其主要推动力来自市场和社会。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忽视了西进运动背后的政府战略拉动因素。因为建国初期美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决定了美国政府必须酝酿向西部开发，我们没有理由将美国政府的战略因素排除在外。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向西部扩张领土，通过政府间外交、谈判、购买以及战争和兼并，才获取了西部地区广阔的领域，将美国领土从密西西比河以东一直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从而为西进运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为美国东北部城市和工业制度扩张和变迁提供了完整、稳定的空间区域。（丁力，2007：41）其实早在建国初期，美国政府就开始了制定西进运动战略。刚独立的美国迫切需要制定土地政策，因为邦联政府面临着大量有待解决的国内外重大问题——对内需要稳定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对外则要捍卫刚赢得的独立，巩固美国的国际地位。面对国内问题，美国政府一筹莫展，其主要原因是邦联政府没有固定的收入。因此，对于美国政府而言，西部的土地可以成为政府收益的源泉，尽快出售西部土地可以解除政府财政拮据的燃眉之急。另外，美国政府制定西进运动战略的原因还在于：第一，国会在独立战争期间曾经许诺赠予为美国独立而战斗的官兵以土地作为报酬，当时殖民地一方没有掌握任何土地，现在国会掌握了西部大片土地，应该兑现其诺言了。第二，肯塔基和田纳西的移民同东部各州的关系十分松散，同西班牙和英国的商务关系却非常密切，任其发展有可能危及这两个地区同东部各独立州的关系。因此，只有尽快向西部土地上有秩序地移民，才可以防止英国、西班牙及其他国家对这些土地的觊觎。第三，美国政府面临着移民向西拓殖的压力，国会必须尽快确定在西北部国有土地上建立地方政府的形式，以确保美国政府对西部的有效控制。因此迅速启动西进运动，对刚刚独立的美国的内外政治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建国初期美国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不足，直到近年来随着对大国崛起问题的探讨，一些研究才开始重视这一问题。2010年，郝德森以中英文同步出版了其相关研究的力作《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一书，向世人揭示了美国民族主义政治家及经济理论家在构建美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保护主义这一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贾根良，2011）发动西进运动，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在保护主义意识形态下，建构国内统一民族市场的需要。前文已经论述了建国初期美国经济的显著对外依附性。而工商立国的战略选择，要求发展民族制造业。但是，刚刚独立时期的美国，工业和制造业不仅资本不足，技术也十分落后，加上英国等老牌国家对美国的技术保密，美国民族工业力量十分弱小。通过关税保护幼年时期的民族工业是一个重要的举措，然而，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南部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占据了美国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比例（见表12）。因此，征收或提高关税的措施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南部地区的反对，这种反对一直没有停止过，关税问题甚至最终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直接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