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陈明远，在一册叫做《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的书中，详细地计算了鲁迅一生的收入：鲁迅的收入前期从1912年至1926年离开北京前，平均月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1926年至1927年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期间的一年，平均月入为1万4千元；1927年至1936年去世，十年上海期间平均月入2万元以上。那么，鲁迅一生的总收入有文字记载的已经达到408万元人民币。
关于鲁迅的收入，陈明远虽然算得仔细，却忽略了鲁迅放弃的收入。1927年4月，鲁迅因为营救被捕的学生未遂，又加上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要来中山大学任教，愤而辞职。从1927年6月至年底，鲁迅没有任何固定收入。
按说，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月收入2万多人民币，然而，鲁迅丝毫也没有在意，提出辞呈之后，不论是在厦门大学还是中山大学都有多次挽留，然而，他均是决意得很，从未被一些修饰词所打动，更未被利益所驱动。
在中山大学或者厦门大学这样的名校做教授，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鲁迅书信集里，便可以看到。譬如在厦门大学期间，鲁迅致章廷谦的一封信里，提到顾颉刚推荐他的朋友来代替孙伏园的工作。当时孙伏园去广州中山大学开会，尚未回来。顾颉刚便在厦门大学造谣说孙伏园不回来了。到后来，孙伏园还没有确定要离开厦门大学时，顾颉刚又让他的朋友先到了厦门大学，代替孙伏园在厦门的一个寺院里教授一些费用低廉的课时，以候孙伏园确定离开后取而代之。
中山大学则更是诱人一些，且不要说鲁迅进入中山大学以后将自己的老朋友许寿裳调进来。就连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等人也设着法子想要调进来。然而，鲁迅根本不留恋这一种学院派的生活。这一方面缘自鲁迅有丰富且连绵不断的稿酬来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则缘自他那份骨子里的真实与清高。
鲁迅不喜欢依靠什么职位或者别的什么修饰性的身份来炫耀自己，北大也好，中山大学也好，包括1929年或1932年回北京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和一些旧同事彼时已经是北大清华两校的领导的老友纷纷邀请鲁迅留下来教课。这些情节在《两地书》中皆有大量地叙述。
关于鲁迅对学院派的鄙视，现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在《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一书里时有闲话，譬如在《刘半农》一节里，孙郁这样写道：“周作人对其评价较高，对鲁迅的判断多有不满。《半农纪念》似乎是专为反驳鲁迅的那篇《忆刘半农君》而作，以为鲁夫子贬低辱骂了刘氏，不平之态，跃然纸上。其实在对待友人的时候，鲁迅偏于直，爽快而热情，但对缺点绝不忌讳。周作人则有点温吞，所谓睁一眼闭一眼是也。鲁迅之看人，以精神的纯而真为标准，对世俗中的雅态、地位、名士气不以为然。苦雨斋中的人，教授气过重，民间的苦痛自然感受不深。鲁迅憎恶刘半农后来的变化，虽然这是朋友式的飞来，但根柢在思想境界上，存在差异。1933年10月，刘半农在招生阅卷时，发现学生的错别字，便撰文大加嘲讽，教授气味浓浓。鲁迅在几篇文章提及了此事，以为过矣。鲁迅看人，与知堂不同，是非上毫不含糊，对刘半农‘飘飘然生优越之感’殊有反感。”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了鲁迅的此种气味，便开始细细地阅读鲁迅书信集。
一开始看的，便是《两地书》的1932年的版本，这是经过删节后的净本。朦胧中，除了鲁迅的幽默和时不时的孩子气，还有的，便是前面所说的真，鲁迅的“真”是一种难得的文人情怀，在诸多的利益或者十字路口面前时，鲁迅不会因为利益而违背自己的良心。譬如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譬如离开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等。
这是一种独立审视的人格。当时的学者和作家比比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之少，譬如他的弟弟周作人，便舍不得既有的利益，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民族的气节。
鲁迅的坦荡，不止是表现在利益上，甚至包括欲望上面。作为一个靠****来度日的中年文人，在认识许广平之前，他把自己的内心染成了黑色，他所有的文字都暗藏着失落、黯然神伤的无助甚至绝望。直到1925年3月11日，他收到一封崇拜者的来信，才略有改变。他的改变自然缘自内心里复活。身上的毒气被一丝绿意传染，一点点往纯真的方向转变。但坦荡是依旧的，譬如鲁迅不会因为有一个年轻姑娘暧昧的暗示而假装正经、深沉、纯洁抑或是其他高洁的品格。他依然故我，只是偶尔被这个小姑娘信里的幼稚气逗笑，顺便浮她一大白，如是而已。
作为一个长在新中国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对鲁迅先生敬而远之，除了在中学时写作文时抄袭过鲁迅先生的“不必说……不必说……也不必说……”和“一棵树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句式，基本上，我极少消费他。
第一次对鲁迅先生的私生活感兴趣是看萧红写的那篇《回忆鲁迅先生》，我觉得那是我看过最好一篇回忆文字，以至于多年以后，每一次翻到这篇文字都会赞叹不绝。再后来，我看到了鲁迅的一个笔名：宴之敖。这个笔名最早一次为大家所知，是许广平向萧红讲的，大致是拆字，“宴”字拆开来，是“家”字的头，日字和女字。“敖”字拆开，则为“出”字（变形了）和“放”字。这样，便可以顾名思义，“宴之敖”就是被一个日本女人从家里逐出来了。
国内鲁迅研究界有数百人甚至更多，他们日复一日地查阅资料，想知道周氏兄弟反目，是不是因为鲁迅调戏了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然而，这个问题其实鲁迅已经回答了，只用了三个字：“宴之敖”。
若是单纯地看《两地书》，会发现有许多被处理过后的模糊的事情。譬如三一八惨案，譬如鲁迅的醉酒，譬如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一些琐碎事。自然，要看一下鲁迅同一时间写给其他人的书信。还有，鲁迅同一时期的日记，当然，还要看一下同时期鲁迅创作的作品。
这些都是对《两地书》的补充，但依然还不够，后来，又看了一些回忆录。
关于鲁迅的文字大多不可信，因为，鲁迅去世之后，大量的文字都失传，在建国之后的一些回忆录因为**********等政治因素，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忘记是如何说真话了。即使是说一些真话，也都像一个孩子藏压岁钱一般，分别藏在不同的段落里，让人读来云雾不已。
在鲁迅的作品中，若是细心地阅读，也会有很多发现。譬如同样是争吵时所写的文字，1925年以后的文字，因为有了一个温暖的地址，而多了些温和的人间烟火气。譬如恋爱以后被高长虹辱骂时所写的文字，鲁迅一开始不知底细，并没有恼火地像以往一样，予以迎头痛击。这已经有些改换风格，他几乎是轻松地给许广平写信：“长虹在《狂飚》第五期已习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
在《两地书》的原信中，因为未想到以后会发表，所以，鲁迅写信从不客气，文字十分地不留情面，然而，对于正在上海奋力骂鲁迅的高长虹，他并没有斤斤于高长虹的小聪明，而是像一个识破了孩子阴谋的长者，微笑一下，说，先不管，看看再说。
这枚叫做高长虹的兄台，我认为，他是中国畅销书的一个早期制造者。当年，他眼看着李小峰在北京吃鲁迅的版税，虽然他也参与了《莽原》杂志的编辑，可是出版方毕竟是李小峰。而后，鲁迅到厦门大学，李小峰到上海。甚至还有闲钱泡女人。高长虹便有了铤而走险的冲动。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有一天如果不能按期实现愿想时，他会不择手段。在五四前后，鲁迅在回答《新潮》的杂志提问时仿佛说过，刊登骂我的文章容易卖。十年后，高长虹在上海创办了《狂飚》周刊，为了刊物的发行量，他开始试着骂鲁迅。鲁迅并没有反应，又或者在厦门那个孤岛上，还没有看到消息。但刊物的发行量的确有大幅的提升。于是，他便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了。杜撰的情节自然有很多，他很快便尝到了把鲁迅存进银行的好处，他拿到源源不断的利息。这让他有些头脑发热，甚至以为文坛不过如此，骂人原来可以出名，而一旦出名，便可以有源源不断的钱财。然而，他的文字越来越苍白，虚构毕竟不能支撑一本杂志的生存。很快，那些有偷窥欲的读者们便看穿了高长虹的口袋，见他长时间掏不出鲁迅的隐私了，便转身而去，向更为低俗下流小报而去。
然而，这所有现象的背后一直还隐藏着一个秘密：直到1926年底的时候，鲁迅才知道，高长虹骂他的原因是由于“月亮”的缘故，而报告这个内情给鲁迅的，是韦素园。
韦素园是鲁迅非常信赖的一个年轻人，此人性格稳重、内向，不善于处理人事关系，更不善于挑拨人际关系。所以，鲁迅对他的话非常信任。
关于高长虹，最近有不少学者试图为此人翻案。因为随着被神话的鲁迅渐渐被倾斜甚至被推翻，仿佛之前鲁迅骂过的人或者和鲁迅作对的人，都有了无比的身价。这一点显得极其荒唐，意识形态上的东西的确不可能维持太久，但鲁迅的文字成就无可比拟，鲁迅1936年去世，他成名于五四，并在和许广平恋爱时达到顶峰。
被神话的鲁迅其实同时也被遮蔽。几乎所有1960年代、19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鲁迅的理解都仅仅限于他的那个木版画的形象：横眉冷对千夫指。念中学时，就连他的错别字，老师们也都牵强地解释为“通假字”，这真真是一种绝妙的比喻，如果不是说这个时代对此人偏爱，那么则一定证明，这个时代的疯狂。
是啊，那是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时代，但，我仍然以为有幸遇到了鲁迅的作品为骄傲，不是周作人的文字，不是其他才华横誉的欧美学派的文字。而恰恰是这个周树人兄的文字。
他的文字里有一股子让人难以忘怀的“人”味，读多了鲁迅，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会鄙视那些装逼的文字。
我是在鲁迅书信集里见识到鲁迅的幽默、趣味、幼稚、热爱生活、宽容、性情的，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是，上面列举的这些鲁迅骨子里的优点，在《两地书》里，均可以找到。
我阅读的趣味是在近些年变化的，我越来越不喜欢读虚构的文字，尤其不喜欢那些累积词语的写作。书信则通常排斥这些，一个人在书信里所表达都是即时的真性情，可以说，书信比日记更贴近写作者本人。
当我读到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有病不求医，无聊才读书”时，当我看到鲁迅在致章廷谦、孙伏园、韦素园、许寿裳等人的书信里大骂顾颉刚的恶毒及偏执，当我在《两地书》里看到鲁迅向许广平发誓不看另外的女学生的情景，当我在萧红、郁达夫、钱玄同或者林语堂等人的回忆录里深情地忆念鲁迅的“大”或“小”时，我看到了活着的鲁迅，这枚鲁迅一边谈恋爱，一边寂寞地在一个小岛上教书，有时候，还会在某个地方当当名人，实在是坦荡得很。
因为时局的原因，鲁迅在发表文章的时候，用了很多笔名，譬如有些名字为人所知：唐俟，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很多，唐弢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也写到过这一点。隋洛文，是因为浙江省政府通缉鲁迅，并冠之以堕落文人的称谓，于是乎，鲁迅便高兴地接受了。丰之瑜，也是因为有人写文章骂鲁迅为封建余孽。鲁迅本来也是笔名，皆因为此名字太有名了，而被鲁迅用得多一些。1928年，已经与许广平结婚的鲁迅曾经用“许霞”为笔名，许霞是许广平的小名，由此名，则可以窥出鲁迅对许广平的爱了。后来鲁迅又用许遐，也因为那声音。
在中国，鲁迅是一门显学。我曾经对友人说过，究我们一生，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可以读无数遍，但若是读别人写鲁迅的文章，一辈子也读不完。然而，多数研究鲁迅的人，都是把鲁迅供在高处，给他的眉毛描粗一些，表情涂上愤怒与绝望。
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鲁迅，并不是真的鲁迅，不过是别人演绎的鲁迅，或者鲁迅的文学作品。然而，有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可爱的，甚至是幽默而幼稚的鲁迅一直躲藏在他的书信集里，他的《两地书》里。
这一次，我试着打碎了鲁迅的神像，擦拭鲁迅脸上被刻意涂抹的严肃。我试着一点点还原鲁迅，把他放回1925年3月，他收到一个小鬼的第一封信，便于当天晚上回复。1926年9月，他携许广平同时离开北京赴上海，并在上海分开。1927年1月，他从厦门大学乘船至广州，终于可以牵许广平的手。
在这样一件用时间织就的毛线衣里，我看到了鲁迅被温暖的模样。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两地书》，我们会在两个人的情话里一件件脱下鲁迅的衣服，我们会发现，鲁迅不仅吃草，他还食用月亮、孩子气和相思。
那天我打电话给一个恋爱中的朋友，告诉他，我发现一个特别会谈恋爱的人，推荐给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推荐的人不是徐志摩，不是沈从文，不是胡兰成，而是鲁迅。
我告诉他，不信，你去看《两地书》，要看两遍。
恋爱中的鲁迅，实在让人感觉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