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刘秀，史称“高祖九世之孙”，但是已经历了数代，由嫡系转而旁系，只能说他是西汉宗室。
王莽曾于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刘氏皇权的统治被中断了。所以刘秀即位，才又续上刘氏皇权的系统，这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的一大政治特色。
刘秀是东汉的第一位皇帝，以维护刘氏皇权正统起家，以维持刘氏正统而即帝位，又以维护刘氏正统而终，总其一生，生于末世，以种种权术平乱世，兴一统，以旁系而继嫡系正统，是政治圈中善于纵横捭阖的人物。
公元54年，富平侯张纯联系了一些官员，上书建议光武帝封禅山。当时光武帝并没有同意，但是3年之后，刘秀却一反常态，决心到泰山封禅。大约是他想到真的必须安排后事了，才马上想到泰山封禅。并且亲自寻找封禅的理由。
据《后汉书·祭祀》记载：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
“赤刘之九”指刘秀。按汉代传说，刘邦是赤帝子化身。按阴阳五行说，汉为火德，火即赤，赤刘即刘邦。刘秀说是刘邦的九世孙，《河图会昌符》的整体之意是：刘秀应该上泰山封禅，如不利用这个机会，于皇位继承无益，若能认真利用，一切奸谋都可以防止。
公元57年，刘秀的车驾从洛阳出发，到达山东曲阜，汉王朝的宗室和孔子的后裔朝见刘秀并表示祝贺，刘秀也到孔子故居向孔氏后裔赐酒肉。又从曲阜出发，到达泰山奉高。
刘秀来泰山封禅，随从的贵族、官员甚多。大家在山下斋戒的同时，做封禅的准备：增加山上庙观中的道士，准备石刻，安置封禅坛。
关于封禅石料，光武帝女婿黄门郎梁松有一个长长的账单，据马第伯《封禅仪记》说，石料计有：
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尺，广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检石长三尺，广六寸，状如封箧。长检十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
刘秀登泰山设坛祭天，举行封禅大典。刘秀上泰山之前，先派石工在泰山刻石。这块刻石虽未保存下来，但刻石文却完整地保存在《后汉书》中。
刘秀在泰山下东南方举火焚柴，加牲畜于火上，叫做柴祭。随后登山，刘秀居车，诸大臣步从。中午以后，刘秀到达山顶。下午，待诸大臣陆续登上山顶之后，开始举行祭天仪式。此外，刘秀还着力强调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功绩。
仪式结束时，诸大臣及随从山呼万岁，山鸣谷应，十分壮观。当时，天有微云，从山下看山上，山顶在云雾之中，山顶上的人则不觉身在云中，山上山下的人互相称说，颇有神秘之感。
仪式结束之后，天色将晚。刘秀命令随从百官依次下山。刘秀自己则由数百人簇拥率先乘车而返。因为山道窄小，互相推挤，队伍绵延近20里。
天黑后，人们举着火把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蜿蜒而下。黑夜之中，面临高崖深谷，脚踏石响，不免胆战心惊。有的大臣饥肠辘辘，口中呻吟不绝。
刘秀于深夜回到山下，而大臣则至第二天天亮后才下山完毕。在夜间下山的途中，一些年老体弱的官员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无可奈何地瘫倒在岩石下。天亮后，刘秀派太医们一一去问候。
刘秀下山之后，认为封禅顺利，兴高采烈地对臣僚们说：“昨天上山的时候，我的车子要快行，又怕催逼了前边的人；要停止，又怕踩踏了后边的人。一路上道路险峻，危险异常，真担心上不了山。幸亏我身体好，不觉劳累。只是你们诸位露宿缺饮，辛苦了。不过，我们这次封禅，无一人生病，那也是老天爷的保佑哩！”
刘秀在山下稍事休息之后，到梁父山举行祭地仪式，完成了全部封禅活动。
从文献记载可知，当时已经有“刻辞碑”。光武帝在泰山所立之石为已经定型的刻辞碑。其碑有序无铭，一共刻有687字，其字数明显多于前代任何一处石刻。其立碑地点记载得也很明确，是立于光武帝封禅坛以南约7米处。
据记载，东汉自光武帝以后诸帝，多有刻碑之举。如和帝公元92年，有《袁安碑》，117年有《袁敞碑》，两碑文都是篆书，碑上有穿。128年有《王孝渊碑》，长方形；144年有《景君碑》，碑身为圭形，也有穿。可见当时的刻辞碑已基本定型，但数量不多。
到了东汉后期，特别是桓帝、灵帝时期，宦官、外戚、豪族地主等生前权势显赫，豪华无比，死后厚葬，大修陵墓，豪华的墓碑和画像石等顿时大兴，一时丰碑林立，摩崖千尺。
泰山的《衡方碑》、《张迁碑》分别刻于东汉灵帝时的168年和186年，保存下来的东汉后期画像石60多件。
《张迁碑》碑主张迁，字公方，曾任谷城长，迂荡阴令。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
《张迁碑》阴刻立碑官吏41人衔名及出资钱数，隶书，此碑通篇为方笔，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初看似乎稚拙，细细品味才见精巧，章法、行气也见灵动之气，沉着有力，古妙异常。
东汉后期诸多碑刻的形制、内容、铭文体例等至此已经基本定型，后世各代的碑刻，多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就碑刻的形制而言，东汉后期的碑刻大都由碑身、碑首、碑座三部分组成。碑身一般为长方形竖石，棱角规整，加工精细，有的还刻有纹饰，其下端皆置榫，以安装在碑座的卯眼中。
东汉碑首多为圆形或圭形，有的为螭首；大都有题额，有的额下有穿；题额有的为篆书，有的为隶书，有的阴刻，也有的为阳刻。
泰山《张迁碑》的题额为篆书阴刻，《衡方碑》的题额则为隶书阳刻。碑座多为方形，其上皆刻有卯眼，以与碑身下部的榫吻合。
就碑文的内容而言，东汉后期的碑刻字数显著增加，大都在500字以上，多者千言以上，如《衡方碑》刻文23行，满行36字，凡刻815字，字径4厘米，隶书。碑文内容以歌功颂德者居多，也有专为纪事者。其书体大都为隶书。篆书多见于碑额，其书法更为成熟。
就碑文的体例而言，东汉后期已经趋于完备。其标题大都以题额代替，标题之下为序文。序文之后为铭文，铭文多为四字一句的韵体文。铭文之后大多刻门生故吏衔名及捐资钱数，此举已成为当时风尚，是东汉后期门阀大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石刻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在前代已有刻石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形制比较定型的碑刻、摩崖、画像石、造像等一系列新形式的石刻，形成了刻石、碑刻、摩崖、画像石、造像等石刻同时并行的繁盛局面，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