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人纷纷投资经营当铺，并且成为当铺行业的一支主要力量。因此，民办当铺中的商营当铺，在当时最为兴旺发达。此外，一些官僚政客也涉足典当业，从而促进了典当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两代是我国典当业发展的高峰时期。针对高度发展的当铺业，明清时期两代朝廷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当铺行业在规范中得到充实和不断完善。
明代当铺在经营活动等方面，在承袭两宋当铺发展的基础上，经营活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从而开启了我国古代当铺业大发展，并逐渐形成高峰期。
明代当铺行业，具有浓厚的地区专业色彩，开设当铺基本是安徽、山西、陕西、山东商人的专业。当时还出现了不少典当的新门类，按名称有“典”、“当”、“质”、“按”、“押”、“代当”、“代步”等。其中，典与当差别微小，但典当与质、押、代当的区别就非常大了。
明代及以后这段时期，当铺大规模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官僚投资超过以往各朝。尽管明朝初年朝廷严禁权贵经营高利贷，但禁者自禁，违者照干。
比如，明代万历年间，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大开典当，在无锡、苏州、常州各处开10余铺。明嘉靖帝在位期间，家居湖州的礼部尚书董份，富冠三吴，有当铺百余处，每年获利数百万。
这里我们看到，明代达官贵人的自营当铺，无论是数量之庞大，还是本息之丰厚，都令人咋舌。
明代针对当铺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对于典当利率，《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过3分。违者视不同情节予以杖责40至100。
至清代，当铺业开始形成民当、官当、皇当三足鼎立的局面。
民当是谓地主、商人出资开设、经营的民办当铺。在当时，出现了许多比较有影响的民间当铺商人，如被后世称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
清代官当与各朝大同小异，特别是官僚自营形式，情况类似明代，而且有过之而无不足。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举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
当时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1799年，被罢官抄家赐死的和珅，家产万贯。抄家时人们发现，和珅除了有巨额财富外，还以当朝宰辅、权贵、班首的地位投资于金融业，开有当铺75家，银号42家，从而增值财富，扩大私囊。
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康熙朝江宁织造曹寅死后，也曾遗存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近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也涉足当铺行业。梁启超说：“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在李鸿章之后，接管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对当铺也非常热衷，他在河南陈州也开有典铺。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僚开当铺在清代已形成风气。与民当、官当不同，皇当具有鲜明特点。皇当指皇帝或皇室拥有和出资开设的当铺，乃清朝所独创，为历朝所仅见。清代皇当盛行于雍正、乾隆两期，它首先是皇室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的具体运用。
雍正帝是皇当的最初倡导者，他曾多次拨出专款派人开设当铺。同样爱财并善于理财的乾隆帝，与其父如出一辙，对皇当倍加热心。皇亲所得俸银的处置，是由皇室派员设立当铺为之营运，使之增值。
皇当是清朝统一安排朝廷财政的手段。一方面，皇当被用于皇族之间或君臣之间的财产分配。清代曾有规定，皇子皇孙等直系皇族，成年受封或分府单过后，都要按其爵位等级的高低，赐予一定数量的财产，如庄园、府第、现金、用物等；而皇当既可以成为这类财产的一项货币补充来源，又可以直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皇当也被用于保证宫廷人员的某些特别开支。
此外，就连皇室婚丧大事、园陵工程及帝后日常生活等几项开销，也多由朝廷财政划拨银两交由皇当放款取息。
清代由于民当、官当、皇当三者并存，并且空前发达，因而成为我国当时典当业最为繁荣兴旺的朝代。在这一典当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关的法律规范也得到了不断完善。
对典当行业进行正式征税，始于清朝初期顺治帝时期。1652年的税例规定：在外当铺每年征税银5两，其在京当铺并各铺，顺天府酌量铺面而征收。
康熙帝时期，户部规定：当铺每年征银5两，大兴宛平大行店铺同，十五年定京城行铺税例，上等每年5两，其余征银2.5两。从这些规定看出，唯独京城典当行受到酌征或减税的优惠待遇。关于当物失窃、毁损，清代也有详细法规。
《大清律例·户律》
规定：当物被盗，损一赔一。无论衣服、米豆、木器、书画，以及银钱珠玉铜铁铅锡各货，概照当本银一两，再赔一两；如系被劫，一两再赔5钱，并扣除失事日以前应得利息。
总之，明清时期的当铺业增加了新门类，扩展了新业务，出现了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当铺的内部管理也开始科学化。而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使当铺行业更加规范，因而出现了我国当铺业发展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