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大鼎盛的朝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内外交通的发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于全国各地，进一步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大力倡导，接纳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甚至为了对外交流和国际贸易，可以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并且唐代允许境外的货币在国内流通，以此方便外国人在我国的经贸活动。
大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代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既有陆路交通，也有海上交通。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
在陆路交通方面，据唐代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记述，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的交通干道，主要有安东道，高丽、渤海道，大同、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这些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唐代对外贸易的繁荣兴旺，还表现在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达。后因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交通受阻，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10多千米。此航线，我国和亚非各国商船往返不绝，促进了唐朝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唐代海运事业的发展。据《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
除了扩展对外交通，唐代在国家统一后走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唐政府采取了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是对外贸易繁荣的根本所在。
唐代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
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唐太宗李世民对华夷观念主张“华夷一家”，这一观念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制定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态势。
在这样的观念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全面发展的局面：地域向外拓展；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有了新的进展；在文化上汲取与推广并行；在科举制下的人才选拔；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开放，包括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的调整与包容等。
唐政府还实行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移，唐代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比如：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以及外籍商人在唐代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代流通；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等。
统一而又富强的唐王朝，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无疑会使唐王朝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外商运进我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
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
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
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深入，大量外商涌入中土，在城市工商业群体中占有相当数量，这是唐代外贸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在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卖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
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往来居住的外商在我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
唐代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物品，允许入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
当时，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极其遥远的地方的国家。总之，唐王朝使对外贸易范围广泛且具有连续性，贸易渠道众多而内容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