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遵，是鸦片战争时抗英名将林则徐的侄孙。在祖辈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他在少年时代就怀抱着“海军救国”的志愿，考进了烟台海军学校。1928年毕业后，到英国留学。1939年，他又到德国接收潜艇兼管在德国的海军留学生。这时，日本的铁蹄正践踏着祖国的山河。
德国和日本同属轴心国，林遵一再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林遵回国后，被调到皖南布雷队任大队长，经常深入敌后，在长江中游布雷袭击敌舰。1945年，林遵被派往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上校副武官。1946年初，在“八舰”转入美国设在古马的关塔那摩基地进行战术科目训练时，林遵被调任国民党海军驻美国舰队指挥官，率领军舰回国。
一、“永嘉”斗争
4月23日上午8时许，第二舰队的舰长们陆续走进“永嘉”舰的临时作为司令室的舰长住舱。会议由“惠安”舰长吴建安主持。他宣布会议开始后，林遵接着发言。他首先描绘会见张世希和桂永清时，所见的国民党军大小头目仓皇逃跑的狼狈相，暗示大家，树倒猢狲散，国民党大势已去，谁也无力挽回。接着林遵又宣读了桂永清那封严厉的、带着威胁口吻的亲笔信。
“总座亲口许可我，如果能把舰队带到上海，那怕只剩一艘舰，也要报请总裁任命我为海军中将副总司令，并颁给我以最高的奖赏‘青天白日勋章’”。林遵如实告诉大家：
“但是形势是危急的。目前江阴要塞已经易手，三江营和仪征一带，****又布有重炮控制江面。但航道狭窄，容易被打中，下驶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同时，两岸城乡也将无辜受灾。所以，我一再恳请总座上舰指挥，但桂总司令执意不肯，说要坐飞机走。随后我又请‘总部’周参谋长和作战署王署长上舰协助，也都遭拒绝。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我舰队一千多官兵的安危，所以诸位来慎重研究一下能不能下去和怎样下去的问题。”
会场一片沉寂。突然，值更官报告：上游又有4艘军舰下驶。大家出去眺望，有的舰长高兴得跳了起来。原来是驻安庆的“江犀”、“吉安”、“联光”和“永定”等四舰。
“江犀”并拖着“联光”，正狼狈地驶进锚地。林遵心中也格外高兴，因为新来的军舰中，“江犀”舰长已向他表示过支持，而且他是马尾海校毕业的，不是福建人，不但在马尾系中有一定的影响，对其他派系也有一定的影响。“联光”舰长家在南京，愿留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么一来，在舰长们中的力量对比基本上成了均衡的形势。
新来的四位舰长到齐后，林遵又把刚才的发言重复了一遍。话音刚落，吴建安就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认为，现在讨论如何下去是不恰当的。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反正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总是不应该。我们应当把军舰交给人民，退出党派之争，接受****提出的‘和平协定’的条款，和平统一救中国。内战再继续下去与己与国都不利。况且，今天还有舟山，上海可退，明天就剩下台湾孤岛了。到那时想进不能进，要退也无路可退。悔之晚矣！”
紧跟在吴建安后面发言的是“永安”舰长刘德凯。刘是靠拢桂永清的，但是由于这次在下驶中受到解放军炮火的教训，所以情不自禁地悲愤陈词，他说：“背离国民党在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目前的形势以及国民党的贫污腐化确实使人痛心。我舰从安庆下驶，途中挨了好几炮。有一炮打中驾驶台，伤了几个人，伤员没有药敷，痛得鬼哭神嚎，怎不叫人寒心！这次到上海把舰交给他们，坚决不干海军了。”
刘德凯越说越伤心，竟然声泪俱下号哭起来。他虽说的是要去上海，但他的发言却触到很多舰长的痛处，勾起了大家对国民党、桂永清的怨恨。
“联光”舰长郭秉衡悲愤地说，“国民党太对不起人了，把我们丢在上面（指安庆），桂永清自己却挟着姨太太坐飞机逃跑了，不管我们的死活。要不是林司令给我们去电报，至今我们还可能在那里挨炮弹！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我不再给国民党卖命了！”
接着，又有几位舰长发言，他们都列举了许多国民党大官不关心部下的例子，愤怒痛斥桂永清。会场情绪十分高昂。
就在这时候，“兴安”舰长刘宜敏却唱起反调来，他说：“现在应当讨论怎样下去，而不应当讨论是否下去的问题。……”
刘宜敏的话刚开头，那位被林遵甩在“惠安”舰的杨指导官不知什么时候也跑到“永嘉”舰来。他想挤进会场，但那不及10平方米的舱室已挤得满满的，没有他立足的位置。
他只得在门口嚷道：“林司令，值此国家存亡的关头，我辈军人务要取义成仁效忠党国，万万不可计议是否下去，而应认真讨论如何下去的问题。”林遵轻蔑地瞧他一眼，有些舰长也愤怒地瞪着他。这位杨指导官，站了一会儿，自觉没趣，就灰溜溜地走了。
“永修”舰长桂宗炎也趁势嚷了起来：“我们都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理应忠党爱国，值此国难当头，本当不畏艰险，为国效劳。而现在寸功未立却弃义投敌，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忠臣不事二主’。我们投共就是叛国，就是不仁不义，国人将骂我们是‘历史的罪人’，我们的后代将责备我们贪生怕死。而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况且我们的家眷又多在上海，岂能抛妻弃孥不回去？我认为凭我们的实力是能够冲杀下去的。”桂宗炎的话句句抓住要害。当时，正统观念，家庭观念在与会人的心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共产党大家都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大部分舰艇凭他们的火力和机动性能确是能够闯过重重关口冲下去。因此会场出现了暂时的沉默。
“江犀”舰长张家宝思路敏捷，很快地反驳说：“不错，我们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但我们已为他们拼死拚活地卖过命，而现在是国民党负了我们，他们丢下我们逃跑了。
国民党之所以有今日，乃是其自作自受。他们发动内战，打了这么多年，弄得国困民穷。我们不应当为他们再打下去了。这些舰艇虽然破烂不堪，但毕竟是民脂民膏，我们要把它交还给人民。我们应当为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为四万万中国人寻个出路！”
“永绥”舰长邵仑，趁热打铁，大声说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现在共产党是人心所向，投向人民是大势所趋。我们寻找的出路只有这一条，逃到台湾去只是死路一条。”
邵仑的话音刚落，“太原”舰长陈务笃就慷慨陈词，滔滔地说：“国民党老爷们平时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花天酒地，无恶不作，置国家的存亡于不顾，使千百万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党’我们应该对它‘忠’吗？
******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弄得民不聊生，朝不保夕，而那些达官显贵却在‘洋大人’的卵翼下贪污腐化，骄奢淫逸。
这样的‘国’我们应当对它‘爱’吗？挑起内战的是他们，祸国殃民的是他们，所谓‘不仁不义’正是他们……。至于‘********’的问题，海军史上，调转炮口的事，古今中外不乏先例。北洋海军的‘海圻’、‘海琛’等舰在武昌革命时曾调转炮口，叛变了清廷，并没有人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俄国海军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举行起义，炮轰冬宫，宣告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名标史册，万古流芳，又有谁会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还有，交军舰是不是当俘虏的问题。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可以和傅作义一样，和解放军局部言和，接受改编。愿意干海军，改编后继续干。共产党得了天下，总要建设海军，建设海军需要人才，他们不会抛弃我们。不想干海军，交了军舰去干商船。反正我们有技术，会开船，干商船一样可以为国效劳。”
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把反对派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
但桂宗炎和“永绩”舰长陈清生、“武陵”舰长刘征又提出新的论点。他们说：眼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打起来，苏联一定打不过美国。共产党投靠苏联，我们投靠共产党没有出路；另外，苏联海军比不上美国，中国要建设海军只能靠美国。在座的舰长、队长中，崇美、恐美思想根深蒂固的人较多，因此他们的话影响较大，有的觉得有远见、有道理。虽然有人发言进行驳斥，但都没有力量。林遵看到情况不妙，急忙宣布暂时休会。
林遵利用休息时间，同邵仑、吴建安、张家宝交换意见，决定分头对反对起义的舰长们做工作。并叫郭秉衡试探一下“永嘉”舰长陈庆堑的态度。林遵对刘宜敏说：“别的舰都好走，只是你们‘兴安’舰目标大，速度又慢，我看还是留下好。”说也奇怪，那些反对派大都一反常态，表示支持起义。刘宜敏表示：“听司令的话，司令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陈庆、陈清生和刘征也都表示，听从司令的意见。只有桂宗炎不肯表态。从事态发展的情况来看，可能他们已暗地里碰过头，作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决定，暂时缓冲一下，徐图后举。后来有材料反映，会后有几位舰长确曾到另一“永”字号舰上开过小会。
继续开会时，主张下去的人气焰没有那么嚣张了。但有几个舰长提出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具体问题，如“投降共产党，当俘虏没有自由”，“家眷在上海不能抛下妻孥不顾”，等等。有的还异想天开地建议把军舰开到别国港口去自谋生路。
林遵听了，语重心长地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那有家？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救国，个人的事情不能想得过多。”
至此，林遵基本上已稳住了会场内的气氛，但是会场外却渐渐地动荡起来。原来，开会时间长了，“永修”、“永定”、“兴安”等舰的一些军官纷纷上“永嘉”来接舰长。
戴熙愉知道这些人多数是原来“八舰”的士兵，是回国后受桂永清提拔重用的青年军官。显然，他们是怕舰长被扣压而来“保驾”的。戴十分警觉地会内会外来回应付和安抚这些人。他自会议开始以来一直谨慎地以参谋的身份参加会议，本不打算发言。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时机已基本成熟，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休可能会节外生枝，出现反复。尤其值得担心的是，要是那些军官冲进会场参加辩论，起义的大计势必功亏一篑。
“我们留下来不走，保存住舰队，就象傅作义将军接受改编，保存北平城一样，是一个起义举动。”戴熙愉站起来，说：“从收听新华社广播的消息来看，共产党十分优待起义人员。‘黄安’号和‘重庆’号以及陆军各起义部队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用不着担心。现在大多数舰长、队长都有留下来的愿望，我建议来一个不记名投票，以作最后决定，不知是否可行？”
这个建议立即被多数与会人员所接受。林遵请16名舰长参加投票。方式是赞成的写“1”，不赞成的写“2”，都不签名。投票的结果；8票赞成，2票反对，6票弃权。
林遵十分高兴，但仍保持他一向谦虚的态度说：“从投票的结果来看，大多数舰长是愿意留下来的。而且，刚才我和几位有异议的舰长交谈过，他们也表示愿意跟我同进退。
所以现在就决定不走了。当然，这是决定在座诸君和各舰官兵前途命运的大事，我绝不勉强。假如哪位现在还想走，我们决不阻拦。”
接着，林遵又逐个征询到会人员，都表示没有意见后，才最后下定起义决心。这时是1949年4月23日15时30分。
在散会前林遵布置了三项工作：
1、请吴建安和张家宝舰长共同草拟与解放军驻浦口部队联络的信。由“惠安”舰派人送去；
2、各舰暂时不要中断与“海总部”的无线电联系；
3、各舰靠近岸边锚泊以便舰员上岸防空。
这时指导官****熙又跑到司令室门口，高声嚷道：“林司令，我放弃原来的意见，赞成你们起义！”
二、浦口接头
散会后，吴建安担心林遵的安全，建议他回“惠安”。
林遵因为几夜没有睡，22日清晨以来几乎没有合过眼，这时，松了一口气，觉得十分疲乏。他说：“让我休息一会儿再说吧。”一躺下就睡着了。
就在林遵睡觉的时候，在“大官厅”（军官会议室）里，七、八个军官情绪激昂，正在嚷嚷着。
“走不走？”
“为什么不走？”
“不走我们就……”
林遵听到报告，感到“永嘉”靠不住，立即命令信号兵发出信号，悄悄调来一艘炮艇，不辞而别，回到“惠安”舰。
黄昏时分，林遵又听到报告，“永嘉”舰挂起了起锚信号，并站了炮位，炮口对准“惠安”舰。多数舰艇也很快地复挂了信号，也站了炮位。林遵大吃一惊，忽地站了起来，又茫然坐在床上。过了一会，林遵走上指挥台，只见“永嘉”在前，“永修”、“永定”后随，其他各舰有的正在起锚；有的正在调头；只有“江犀”，“联光”和“太原”未动。
林遵顿足捶胸，自言自语：“他们嘴上说听从我的指挥，原来是在麻痹我。这下完了，有何面目去见党代表！”
吴建安暴跳如雷，嚷道；“发出战斗警报，开炮打叛舰！”
林遵急忙止住，说：“不可以！我们要坚持搞不流血斗争。”
戴熙愉痛苦地走上前，说：“司令，这是我的过失。离开‘永嘉’后，我没有命令他们降下‘司令旗’（少将旗）；
上了“惠安”也没有通知他们升起‘司令旗’。可能有很多舰长还以为司令在‘永嘉’舰，所以盲目跟他们跑。最好打开报话机，请司令亲自喊话把他们叫回来。”
这时，张家宝和郭秉衡已登上“惠安”，接着陈务笃也上了舰。他们都不同意开炮，而主张喊话。
陈务笃说：“‘楚同’、‘安东’用的是指挥区频率，由我来喊，其他舰请司令喊。”
林遵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一面命令陈务笃火速回舰呼叫“楚同”、“安东”，一面命令舰上打开报话机，叫通各舰，他亲自喊话：
“各舰听令：我是林遵，我是林遵，我现在‘惠安’舰，请不要误会，立即回原锚地抛锚！”
果然，“永绥”、“楚同”，“安东”和“美盛”等舰先后回到了锚地；“吉安”舰当时锚已离地，因为轮机长林则棠谎报主机故障才重新抛锚。下驶的计有“永嘉”、“永修”、“永定”、“武陵”、“美亨”、“永绩”和“兴安”等7艘军舰。“兴安”逃到江阴附近被我军炮火击中后搁浅；“永绩”也在那附近，因惊慌失措而搁浅。两舰均被我军俘获。
一场风波过去，但大家的心总是平静不下。张家宝、郭秉衡、陈务笃等人主动来到“惠安”舰。林遵、吴建安跟他们一起焦急地等待浦口解放军派人来联络。可是等了又等，连一点信息也没有。
林遵对吴建安说：“你去查一查，送信的勤务兵回来没有？”
吴建安一查，气呼呼地回来说：“送信的勤务兵被反对起义的士兵暗地扣留了，根本就没有去！”
消息传出，舰长们先后都来到旗舰。他们说了很多埋怨的话：走又不想走，联系又联不上，今晚“永嘉”等舰回到上海，桂永清得悉我们已经起义，明天可能就会派飞机来炸；解放军又不知道我们已经起义，渡江时可能要调炮兵来轰我们。“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他们纷纷要求派军官去浦口联系。
“派谁去呢？”林遵心想，“天断黑之后，解放军可能要渡江，这时派人乘炮艇去浦口联络，在纷乱中，可能受南北两岸炮火的夹击和渡江部队的袭击，十分危险，派谁去都于心不忍。”
“好吧！”林遵下令：“马上调艘炮艇来！”
“谁去？”舰长们异口同声地问。
“我自已去。”林遵坚定地答复。
大家听了都感到惊愕，面面相觑。戴熙愉心中十分不安，他想：“我身为林司令的参谋，怎能不顾司令的安危。
为了使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起义大事不致功亏一篑，自己去江北一趟完全是责无旁贷的，岂能畏缩不前？何况，自己已经知道这事早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约定了联络信号，即使遇到情况，也可能化险为夷。”因此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