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谈论间，张庆恩突然闯进房来，气冲冲地大声向董其武叫嚷：“你让我到南京去给你交涉军费，军费要到了，你现在要投共产党，我怎么向中央交代？！”董其武不慌不忙地说：“形势不同了嘛，那时是那时的情况，现在是现在的情况。”
张庆恩转头向张钦、于存灏说：“你们都是地方人，这是绥远的生死关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们应该说句话嘛！”张钦慢条斯理地扯着调子说：“苟能兴邦，万言何惜！”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张庆恩来时，坐一辆大卡车，车上带了十几个便衣特务；内藏手枪。下车后，这些人在院里巡逻，有的在客厅窗外听屋内情况，大有要拼一场之势。
董其武的随从副官王全福见势不好，急中生智，立即进入客厅向董其武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来电话，请主席去接。”于存灏会意地转头催促说：“总司令有事，董主席去吧！”：
董其武便顺水推舟说：“好！你们谈吧，我去看看。”
于是，董其武和李忠主任坐车返回包头银行。这一幕闹剧就这样结束了。9月19日早晨，已无计可施的张庆恩只得跟徐永昌一同灰溜溜地飞往广州。
董其武和傅作义来到包头后，一面说服打通军政干部的思想，一面同各种反起义势力作斗争，同时着手拟写绥远起义的通电稿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稿子誊清后，立即送到电台发往北平。随着红色电波，起义通电稿迅速传到北京，放到了******主席的办公桌上。毛主席认真审阅了起义通电稿，然后告诉秘书：
“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北平立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董其武他们在起义通电稿上写上******、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然后特用虎皮宣纸将电文写好，准备签字后发出。
1949年9月19口上午，是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
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将军部驻包头附近的第22军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董其武首先拿起毛笔，在起义通电稿上签了名。按照名单次序，第二个是孙兰峰，孙兰峰当时住在医院里，董其武顺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了自己的签名后边，留待孙兰峰补签。其他30余人在上边依次签了名。
董其武扣那个茶碗是有用意的，这得回过头来说一说孙兰峰的情况。张家口解放时，原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回到绥远，收容游散部队，驻扎包头，并成立了第9兵团司令部。此时孙兰峰尚有不正确的认识，在他看来，傅作义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此时孙兰峰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也不愿把“投降”这两个字与傅作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他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根据一些人的谈话给他的印象，他甚至对傅作义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
就在孙兰峰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别有用心地一再来挑拨孙兰峰。他们说：
“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了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司令深明大义，不可再重蹈傅先生的覆辙。”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坐飞机到河套陕坝游说时，他们知道董其武起义态度坚决，所以就把更大的力气放在孙兰峰身上。许给了孙兰峰一个第9兵团司令官的名义，并答应再给孙兰峰编2个军，全部美式装备，每月特支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孙兰峰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他们还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做大后方，最后一定能够胜利。
但是，他们对孙兰峰开出的支票越多越大，令孙兰峰置信的程度当然就越低，但尽管如此，孙兰峰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必须同他们周旋应付。
1949年6月，傅作义派王克俊来到绥远，王克俊根据傅作义的指示，负有劝说孙兰峰的使命。王克俊是多年在傅作义身边工作的人，但是孙兰峰认为在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不能轻信王克俊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
之后，傅作义又派他原来的总参议张濯清来绥远劝说孙兰峰。张濯清是过去傅作义兼第35军军长时的参谋长，孙兰峰和他的关系很好。孙兰峰很坦然地对张濯清说：“不管你们谁来，我不能完全相信，你们说的话我一概不听。我希望的是傅先生亲自来绥远，当我亲眼见到傅先生确实一切很好时，我就听他的话。除了傅先生亲自说的话，其他任何人传的话我都不信。”
张濯清回到北平后向傅作义汇报说：“婉九（孙兰峰的字）倔得很，什么话都听不进去，非傅先生亲自去绥远一趟，他的顾虑才可以解除。”
孙兰峰此时的想法是，只有亲自看到傅作义，他才能弄清楚傅作义的处境如何，搞明白他们这些人的出路何在。
1949年8月下旬，傅作义偕同邓宝珊及其他人员来到绥远，孙兰峰和董其武以及傅作义在绥远的很多旧部下、旧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车站迎接。当孙兰峰见到傅作义时，心情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的是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但是，因为此时的思想情感还不对头，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他们相识以来，他虽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傅作义来绥远，对绥远军政人员说，好像一个大磅秤有了定盘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从了，孙兰峰心中也踏实了一些。但傅作义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时间主要用在探望部队和接见军政干部、了解部队情况上，并没有正式谈到起义不起义这个问题。9月10日傅作义到包头后才用讨论和商研的口气，同孙兰峰谈论起起义的事项。
徐永昌来后，孙兰峰提高了警惕，以防特务们在他同意起义之后，进行暗害或将部队拉走一部分。所以，孙兰峰住进医院，一概不见外人、对起义也不表态。实际上，这正是孙兰峰的韬晦之计，是为了稳住中统和军统那些特务，使他们对自己尚存有幻想，听到他不签字，绥远就起不了义，而不至对傅作义下毒手，对孙兰峰进行暗害。及至起义电文写好，徐永昌不能说服傅作义，又知道孙兰峰之所以不见他就是要跟着傅作义走起义的道路，只好悻悻地走了，始终未谋得见孙兰峰一面，也就失去了游说孙兰峰的机会。
孙兰峰与傅作义的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作义以极郑重的口吻对孙兰峰说：“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惟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和大家一道起义，就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说到这里，傅作义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自从孙兰峰和傅作义相识以来，他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孙兰峰的感情。孙兰峰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不少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话来，只是简单地说：
“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签字。”
当天下午，董其武他们在祖国北部边疆重镇包头，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起义通电。
电文发出后，傅作义已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同邓宝珊、孙兰峰乘车去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董其武同车从包头回到归绥，暂留归绥，处理善后。
至此，反动派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绥远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绥远起义，按毛主席所讲的“绥远方式”的精神和要求实现了。9月20日下午，董其武即接到******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复电全文是：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朱德，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与此同时，董其武也接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
董其武接读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薄政委的复电后，心中极不平静，激动万分。他们对绥远“九一九”起义的赞扬和高度评价，使董其武更觉得率部起义走人民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他们的复电给董其武和全体官兵、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指明了今后奋斗的目标。董其武当即把复电转发给各部队和各级政府，希望大家认真讨论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董其武是会议的特邀代表，因为绥远刚刚起义，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请假留绥。在会议最后一日选举时，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委员。
再说在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孙兰峰，获悉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给绥远回电，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参加全国政协成立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感到非常荣幸。
当孙兰峰第一次步入政协会议的会场时，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也悬挂在那里，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心中顿然感到共产党真是伟大。他曾把自己的这一感受写进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里。
特别使孙兰峰感激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设宴招待了傅作义和他。傅作义不会喝酒，孙兰峰是能喝一些的。周总理亲切地对孙兰峰说：“你能喝酒，我这里还有一点好酒，你尝一杯吧！”随即，周总理从书架上取下半瓶酒来，给孙兰峰斟了一杯，周总理介绍说：“这酒是一位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珍藏了多年，解放后孙夫人转赠给了我，请孙司令官干一杯。”
这真是好酒，是同为中国人民革命一生、战斗不息、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好酒！孙兰峰喝下去以后，立刻觉得有一股热流在腹中回荡不已，并且传遍周身。
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后，孙兰峰参加了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孙兰峰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