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武媚正位中宫后，被废为庶人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就坠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她们被囚禁在暗无天日、蛛网盘结的冷宫别院中，与她们日夜相伴的，只有横行无阻的跳蚤、蟑螂和老鼠。宫人们起初还会听见她们凄厉的哭喊和疯狂的叫骂，可是没过多久，漆黑潮湿的别院中就逐渐没了声息。
忽然有那么一天，天子李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皇后和萧淑妃。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李治早已对她们爱断情绝，可还是无法彻底割舍对她们的想念。
李治决定去看一看她们。
然而李治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带有恋旧色彩的探访，最后居然把王、萧二人一下子推进了死亡的深渊。
那天高宗李治悄悄来到别院，看见囚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宫室门窗紧闭，都从外面钉死了，只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用来递送食物。李治一看之下，顿时悲伤不已，禁不住高声呼喊：“皇后、淑妃，你们都还好吗？你们在哪里？”
天子的这声呼喊犹如漫漫黑暗中的一簇亮光，瞬间照亮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早已绝望的内心，她们挣扎着扑到门后，声泪俱下地说：“臣妾已经沦为罪人宫婢，怎敢还有尊称！”
李治闻言，也忍不住潸然泪下。王、萧二人稍停片刻，又说：“陛下如果还念及过去的情分，能够让妾身等起死回生、重见天日，乞求陛下将这座别院命名为‘回心院’。”
李治频频点头，说：“会的，朕会马上处理的。”
然而，李治此行并没有逃过武媚的眼睛。
当李治前脚刚刚回宫，有人后脚就向皇后作了禀报。听到宫中眼线的密报时，武媚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回心院？
武媚在心里发出冷笑，还想起死回生、重见天日？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看来，对付这两只并未真正驯服的“狮子骢”，武媚有必要施展她的驯马三招了。她已经用“铁鞭”把她们逐出了后宫，打入了黑牢；现在，她要亮出她的“铁锤”，让她们生不如死；最后，她要亮出她的“匕首”，把她们置于死地！
所以，还没等高宗李治把回心院的牌匾送到别院，皇后武媚派遣的使者就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面前。他们严格按照皇后的吩咐，先是将王氏和萧氏捆起来各自杖打一百，接着又残忍地砍掉她们的手足，最后居然匪夷所思地把她们投进了酒瓮里。
用武媚的话说，这叫“令二妪骨醉！”（《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武媚以天子的名义让使者前来宣读刑杖诏书时，王皇后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面对终于到来的酷刑和死亡，王皇后忽然变得出奇地镇定。
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当她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时候，心里反而充满了焦躁和恐惧，可如今与死神直面相对，反倒变得平静和坦然了。
王皇后神色自若地看着武媚派来的使者，说：“祝愿皇上万寿无疆！祝愿武昭仪恩宠永在！死，是我分内的事。”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皇后用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撑起了最后的高贵与尊严，同时也用一种平静的嘲讽表达了对武媚彻头彻尾的蔑视——到死，我也不认为你是什么皇后！
在我眼中，你永远都是昭仪——一个永远比皇后卑微的昭仪！
跟王皇后比起来，萧淑妃在临死前就没有那么平静和超然了。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对武媚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姓武的女人是妖精，才会作恶如此！愿我来生投生为猫，她投生为鼠，生生世世，都让我掐住她的喉咙！”
也许是萧淑妃在黑牢中与老鼠打仗已经打出了经验，所以才会随口发出这样的诅咒。可她恐怕不会想到，这个脱口而出的诅咒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
据说，从萧淑妃发出诅咒的这一天起，皇后武媚就禁止宫中养猫，仿佛萧淑妃真的已投生为猫一样。更有甚者，在武媚整个漫长的后半生中，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就像一个巨大的梦魇，始终把她紧紧缠绕。在那些可怕的梦境里，萧淑妃化身为鬼魅，披头散发，手足流血，一次次扼住了武媚的咽喉，要向她复仇索命。
据说武媚被这个梦魇搞得寝食难安，命巫师多次作法禳解都没有效果，后来只好迁居大明宫，再后来干脆逃离长安，后半生都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乎终身不归西京。
事实上，武媚的神经远没有民间传闻和旧史家所形容的那么脆弱。其实她后来自己就养过猫，还曾经把猫和鹦鹉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拿到朝堂上训诫百官。而武媚和高宗后来之所以迁居大明宫，也不是因为什么萧淑妃的诅咒，而是因为地势低洼的太极宫不利于高宗养病。至于武曌登基后为什么要迁都洛阳，也涉及很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绝不是什么萧淑妃的鬼魂作祟那么简单。
王皇后和萧淑妃被砍去手足浸泡在酒瓮中后，没过几天就死了。她们死后，武媚仍不解恨，先是命人捞出她们的尸体，砍下她们的首级，最后又迫使李治下诏，把王皇后的姓改成蟒，把萧淑妃的姓改成枭。
干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媚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她知道，要想确保皇后之位，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
那就是——把现任太子李忠废掉，让自己的长子李弘入主东宫。
在武媚的授意下，曾经在后宫之战中替武媚充当急先锋的许敬宗再次出马。
他是礼部尚书，由他来倡议太子废立，名正而言顺。
许敬宗随即上疏，称：“永徽初年，国本（指武后之子李弘）未生，权且让彗星超越了日月。而今，皇后已经正位，嫡子理应现身，让太阳更加光明，让残余的火星早日熄灭。决不能本末倒置、衣裤倒穿。臣深知父子之间的事，外人不好插嘴，但臣已经作好准备，就算下油锅，把臣煎成肉膏，臣也心甘情愿。”
许敬宗不愧是官场老油条，总能把枯燥的政治语言表述得这么形象生动。李治见到奏疏后，立刻召见了他。许敬宗再次向天子强调，应该早日废立太子，以安国本，否则“恐非宗庙之福”。李治答道：“忠儿自己已经提出辞让了。”许敬宗赶紧说：“太子明智，请陛下早日帮他完成心愿。”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刺史，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皇后武媚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女皇武曌选定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做完这些事，武媚知道自己的地位算是暂时稳固了。
接下来，她开始把目光转向外朝。
因为那里还有四匹“狮子骢”——韩瑷、来济、禇遂良、长孙无忌，等着她调教和驯服。
自从禇遂良被贬出朝廷之后，韩瑷就深感唇亡齿寒，可他没有放弃努力，还是不断上疏替禇遂良喊冤。他说：“遂良公忠体国、高风亮节，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未闻他有何罪状，却被逐出朝廷，朝野上下无不扼腕茫然。遂良被贬已有一年，就算违逆陛下，也已受到责罚，请求陛下体察无辜，宽宥其罪，怜其赤诚，以顺人心。”
李治见疏，大不以为然，随即召见韩瑷，说：“遂良的情形，朕也知道。可他一贯性情悖戾，喜好犯上，所以才将他贬谪，你在奏疏中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韩瑷仍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遭到谗谀之徒迫害，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长孙一党在朝政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韩瑷的力争除了召来高宗更深的厌恶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韩瑷最后死心了，再次要求致仕。
可他的要求再次遭到了高宗的否决。
因为武后不会这么轻易放他走。
武后很清楚，对于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来说，“致仕”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还可以享受高级官员的离休待遇，还能保住名声和晚节，得一个善终。可是，武后是决不会让这些政敌得到善终的，她期待的结果是让他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无论是对付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内宫情敌，还是对付长孙无忌等外朝政敌，武后始终坚守这么一个信条——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后的第三子、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潞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几天后，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像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把一只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双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狮子长大了，驯兽师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又需要保护的幼崽。这时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狮子来到了笼子边，不断鼓励笼中狮去勇敢地追求自由，这只狮子就有可能愤然而起，和母狮子联手撕破铁笼，并最终咬死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
所以，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
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
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一贬再贬的禇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荣华，禇遂良不禁悲从中来。
他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争，皆陛下所见。后来，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恸，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颈。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余残生，乞请陛下哀怜！”
禇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然而，在高宗李治看来，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禇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
不管禇遂良自认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如何忠言耿耿，高宗李治都不可能为其所动。
结果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年后，亦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禇遂良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高宗和武后的亲信迅速跻身帝国的权力中枢。显庆三年十一月，年近七旬的许敬宗终于如愿以偿，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同日，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也获得晋升，兼任侍中。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后终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
许敬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随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谋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