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李亨就在李辅国面前作出一副既无奈又遗憾之状：你瞧，李爱卿，不是朕不用你，而是大臣们不推荐你，朕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啊！
当不上宰相，李辅国自然是怒火中烧，不过他并没有让怒火烧坏脑子。他知道，自己终究是个出身卑贱的宦官，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去统领文武百官，就等于是向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和制度挑战，其难度当然不是一般的大。
李辅国想来想去，决定知难而退。
不，准确地说，李辅国是想以退为进。他固然决定放弃宰相的虚名，但这并不等于他不再渴望宰相的权力。
事实上，此时李辅国想要得到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越了宰相。
是的，李辅国真正想要攫取的，其实是天子大权。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三月，朝廷的京兆尹一职出缺，李辅国马上推荐自己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兼任。肃宗和宰相们对此当然不敢有二话。可是，就在任命书即将下达之前，元载却突然找到李辅国，坚持要辞去这项任命。
李辅国盯着元载的脸看了很久，最后总算看明白了——这小子不是不喜欢乌纱，而是嫌这顶乌纱太小。
京兆尹太小，那他想要什么？
不用说，当然是想当宰相了。
李辅国在心里嘿嘿一笑。也行，你们不是不让老子当宰相吗，没关系，老子就派手下人去当好了。
随后，李辅国向肃宗提出：萧华专权揽政，不适合当宰相，应该罢免，改任元载。
肃宗起初当然不肯同意，可李辅国的眼神告诉他：这不是一项可以否决的请求，而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决定。
当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有够窝囊。可肃宗能怎么办呢？除非跟李辅国彻底翻脸，把他手中的所有权力、尤其是禁军兵权全部收回，否则就只能向他妥协。
可是，要收回禁军兵权谈何容易！
首先，军队和文职部门是全然不同的。文职部门只要皇帝下一道任命状，很快就能完成权力的转移和更迭，可军队却没这么简单。如果继任者不能采用强势手段收服人心，就很容易激起兵变。在和平年代，这种可能性也许还比较小，可在如今这个人人自危的战乱年代，在这种遍地都是骄兵悍将的乱世之中，稍有不慎，就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祸乱。
其次，现在的肃宗跟灵武时代的肃宗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的肃宗朝乾夕惕、卧薪尝胆，一心想要收复两京、平定叛乱，颇有中兴之主的气象，可如今的肃宗疾病缠身、精力日衰，只想坐稳皇位、维持现状……二者相去不啻霄壤。这种时候，要是禁军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动一场兵变，肃宗绝对没有办法应付。
鉴于上述原因，李亨只能向李辅国妥协。
数日后，萧华被免去宰相之职，贬为礼部尚书；元载以户部侍郎衔入相，原先兼领的度支使、转运使等重要职务仍然保留。
元载笑了，笑容非常灿烂。
李辅国也笑了，笑容更加灿烂。
对于许许多多的大唐臣民来讲，唐肃宗宝应元年四月无疑是一个黑色的月份。
因为这个月死了两个人。
死人本来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可关键在于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非同寻常。
他们就是太上皇李隆基和皇帝李亨。
是的，这父子俩死于同一个月，前后仅相差十三天。李隆基死于四月初五，终年七十八岁；李亨死于四月十八，终年五十二岁。
毫无疑问，唐玄宗李隆基是在无比抑郁和惨淡的心境中离开人世的。如果说人的一生是一本书，那么李隆基无疑拥有非常华丽的封面和辉煌灿烂的正文，只可惜尾声极其潦草，令人不忍卒读，封底更是布满了灰尘和污垢。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皇帝像李隆基这样，拥有落差如此巨大的一生——他所缔造的开元盛世雄踞于历史之巅，令后人叹为观止；可由他一手造成的安史之乱却把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亦足以令后人欷歔扼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落差？
从事相上来看，原因似乎并不复杂，无非是因为李隆基中年以后日渐堕落，荒疏朝政，导致奸臣当道，国事日非，从而最终催生了安史之乱。就像传统史家所言：“开元之初，贤臣当国”，“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总之一句话：“用人之失也！”（《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玄宗李隆基为什么会在中年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呢？答案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
古人经常说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很少有结尾）。也就是说，历史上早年英明、晚年昏聩的皇帝并不只有李隆基一个，他只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西哲也经常说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一旦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任何人在巨大的事功和权力面前，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堕落。换言之，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李隆基个人的思想品质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李隆基和唐太宗李世民拿来做一个对照。
我们都知道，早年的李隆基与李世民极为相似，他以“贞观之治”为执政范本，处处“依贞观故事”，时时刻刻向李世民看齐，任贤纳谏，励精图治，才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从而缔造了一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的太平盛世。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李隆基念兹在兹的执政范本、最让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其实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在贞观中后期，李世民身上已渐露拒谏、骄奢之端倪，魏徵批评他“渐恶直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马周批评他“营缮不休”，致使“百姓怨咨”，很多大臣也纷纷对他“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的行为进行劝谏，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嫔妃徐惠也由于当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而上疏规谏。
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仍然要做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李世民不是在五十一岁那年英年早逝，而是像李隆基一样活到七十八岁，那么彪炳千秋、震烁古今的“贞观之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又会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怎样的晚年形象呢？
再者，假如李隆基没有活到七十八岁高龄，而是像李世民那样英年早逝，那么他的历史形象是不是就会定格在开元时代，从而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没有瑕疵的完美版呢？而骄奢淫逸的天宝时代，连同后来这个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乱”，是不是也就无从谈起了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说，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意义上讲，从“权力腐败定律”的意义上讲，李世民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而李隆基得享天年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
当然，这种幸与不幸不是对他们个人而言，而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其实，综观整个中国历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皇帝个人身上，更可以用在一个王朝身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几乎都能做到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可一旦太平日久，就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腐败与堕落；然后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揭竿而起，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相同的历史又会再度上演……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转着圈圈，转着愚蠢而又可悲的圈圈！
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两个字：制度。
准确地说，是四个字：专制制度。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都是很不靠谱的，不管这个权力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政治集团手上；而把百姓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全部寄托在这个人（或从属于他的政治集团）身上，显然更不靠谱！
所幸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知道“法治”比“人治”要靠谱得多，已经知道一个普通公民的幸福是如何跟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更知道不能再把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身上。但是，毋庸讳言，历史的惯性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要从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其道路通常要比人们预料得曲折，其过程似乎也要比人们想象的漫长得多。
也许，历史（最重要的是历史教训）就在这个时候具有了意义。
也许，所谓的“以史为鉴”、“鉴往察来”这些话，就在这里具有了意义。
太上皇李隆基驾崩的时候，唐肃宗李亨也已经病魔缠身，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了。得知老父宾天的消息，李亨更是哀伤不已，于是病情愈重。两天后，亦即四月初七，李亨自知不久于人世，遂下诏命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监国，数日后改元宝应。
此时的大明宫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刻。
因为有两个人正蠢蠢欲动，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控制太子李豫，进而掌控帝国的未来。
他们就是李辅国和张皇后。
代宗登基
李辅国和张皇后曾经是一对配合无间的政治搭档。
早在灵武时期，李辅国为了掌握宫禁大权，张良娣为了当上后宫之主，双方就互为表里、沆瀣一气，联手翦除了建宁王李倓和其他一些政敌，彼此交换过不少利益。回到长安后，李辅国不仅独掌了宫禁之权，并且逐步架空肃宗，窃据了朝柄，而张良娣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古人说：“以利相交者，利尽则交绝。”当双方各自爬上权力的顶峰时，曾经有过的利益联结自然就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日趋尖锐的利益冲突。
而今，肃宗陷入弥留，帝国前途未卜，李辅国和张皇后当然都想趁机夺取帝国的最高权柄。一场巅峰对决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暴发了。
张皇后决定率先动手。
她假借肃宗之命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四方诏令皆出其口，擅自矫诏逼迁上皇，罪不可赦！他尚存顾忌的只有你和我，现在皇上已陷入弥留，李辅国和他的心腹程元振（时任”内射生使“，掌管禁军神箭营）已暗中准备作乱，若不诛杀，祸在顷刻！”